1929年4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就在对这次美展盛况的赞颂不绝于耳之时，一封批评信却寄到了《美展汇刊》编辑部。此刊主编是一代文化名流徐志摩，他丝毫不敢怠慢，因为投寄批评信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美术界如日中天的画家徐悲鸿。
原本，徐悲鸿是与王一亭、林风眠、刘海粟、徐志摩等七人一同被推为总务会常务委员，但徐悲鸿认为美展有可能被形式主义画派所操纵，拒绝参加展出，以示抗议。
他在信中毫不客气地写道：“在我徐悲鸿个人，却将披发入山。不愿再见此类卑鄙昏聩黑暗堕落也。”他这是在严厉批评政府花费巨资购买一些在他看来毫无价值的西方画作，将之比作吗啡海洛因。
“无耻之作”、“卑鄙昏聩”、“黑暗堕落”，对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怒斥竟然出自曾留洋多年的徐悲鸿之口，这引起了留英归国的徐志摩的“困惑”。在他看来，徐悲鸿的观点太过于老气横秋、意气用事，不应将正风行于欧洲的现代艺术流派，批得如此一无是处。于是挑灯夜战，写成批徐长文《我也“惑”》，一同发表于《美展汇刊》第五期上。
徐悲鸿见状，哪肯示弱，又写了一篇《惑之不解》，坚持自己的观点。
当时的西方艺术正处于流派多样的繁盛时期，而中国则处于古典文化停滞的阶段，需要靠急速西化和现代化的推进来改变现状。徐悲鸿与徐志摩在选择对西方的文学艺术进行学习与探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究竟是选择古典写实艺术，还是选择现代派艺术这两个方向上，产生了分歧。
徐悲鸿在中国画改良方面属于前卫派，主张将西洋绘画和中国画相融合，借鉴西洋画，改良和复兴中国画。但他所选择的写实主义在西方来讲，却已经算是传统派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人常常批评徐悲鸿的激进阻碍了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
然而，客观地讲，从当时世界整个的文化背景来分析，早在徐悲鸿留学欧洲之前，现实主义思潮已经兴起。徐志摩曾说，不论从新诗的创作还是艺术评论方面，他都赞同西方的普遍共识，那就是学院派的写实主义绘画已经过时了。
可徐悲鸿却看到在西方已经过时的东西却正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需求，甚至中国的各阶层头面人物也要求用写实主义手法来表达中国现实，反映中国历史。当山河破碎的祖国面对日军的侵略，自己的同胞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作为画家，曾经看过不下300多幅塞尚作品的徐悲鸿，不相信那些花哨抽象，令人迷惑不解的形式主义作品能够给苦难中的人民带来任何勇气和力量。
徐悲鸿公开提倡写实主义就是要正视现实，直面人生。而直面人生恰恰是他所一直推崇的求真。当时以真为美，以心为美，也正是“五四”精神带来的思潮。
徐悲鸿一生都在“求真”，而且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他一直在用行动和创作实践着自己的艺术主张。
1931年，徐悲鸿又用写实主义手法创作了国画《九方皋》，开始试图在题材和技法上改良当时中国画界的颓风。
一生致力于传承和研究父亲作品的徐庆平在采访中给我们讲了很多生动的故事，都是徐悲鸿名作所绘的历史故事背景，可谓绘声绘色。
“九方皋是传说中伯乐的好朋友。这幅作品借用了古代一个有趣的故事：伯乐到晚年的时候，有一次为春秋时期负有盛名的君王秦穆公相马。秦穆公对伯乐说：‘你的岁数大了，你的儿子、孙子里面有没有具备相马才能的人呢？把他介绍给我吧。’伯乐说：‘我的子孙都能相马，但他们只能够看出马的好坏，而看不出千里马来，他们还不会识别千里马，因为没到那个水平。但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我的一个朋友，名叫九方皋。九方是复姓，他姓九方，叫皋。’秦穆公说：‘好，那就请他来帮我挑一匹千里马吧。’于是，伯乐就让九方皋去找马，找了三个月，找回来一匹黑马。这马似乎也通人性，它见到九方皋仿佛见到了一个知己，抬起头来仰天长啸，马蹄子也欢腾的跳跃，活力十足。九方皋不动声色，非常专注的将这匹马上下打量，胸有成竹。他前去禀报，说自己找到了一匹天下最好的马。秦穆公问：‘你找到的是匹什么颜色的马？’‘找到一匹黄马。’‘公的母的啊？’‘母的。’可待国王派人把马牵来，却看到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大怒，便责怪伯乐：‘你介绍的是个什么有能耐的人？给我相马，结果连皮毛的颜色，公的母的都搞不清楚，他还相什么马？’伯乐听后，不但没有沮丧，反倒说：‘这恰恰说明九方皋的本领不在我之下，只在我之上啊。’原来九方皋相马是由内而望其外。他所在意的都是马匹内在的东西，而不光是看外表的皮毛，也不注重是公的还是母的，他就只关注这匹马内在的精华部分。见其精而望其粗，他看到都是需要看的，至于一般人看的东西他都不看，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
徐悲鸿选择把这个古代故事通过他的画笔讲述出来，就是想要针砭时弊。他认为中国的艺术界在当时太缺乏高明之士出来开铺新路。多数画界人士拘泥于“四王”，照葫芦画瓢，少有个人的独创。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只有多一些伯乐、九方皋这样的有识之士，中国才可能有大量的人才被发掘出来。所以徐悲鸿要传达中国正求贤若渴，需要伯乐、九方皋，需要见识广博之人这样的一种召唤，而艺术家同样也应该像九方皋一样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见其精而望其粗，在其内而望其外，对待事物抓住本质，一针见血，才能事倍功半，有所建树。
除了题材上的选择多为古代人物历史故事，在绘画手法上，徐悲鸿也向世人展示了西方写实主义手法与传统东方笔墨相结合是如何在中国国画上发挥着神奇效力的。
中国古代画人物很少画出人体的裸露部分，主要原因是古人缺乏对人体结构的透彻了解。而徐悲鸿在《九方皋》中展示出了超强的造型能力，人物的胳膊、腿，甚至上半身多半裸露。更令人称道的是画中对于马的表现：寥寥数笔就将马的形象逼真再现，不仅有神，而且有形，而所有的这一切“形”，都是用中国传统的写意方法一挥而就的。将对西画的理解融入国画之中，却并未减弱国画的特性。《九方皋》可以说是徐悲鸿探索国画改良的精品。
但是，这种新的画风出现后，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当时很多人抨击他破坏国画，这激怒了徐悲鸿。所以，后来他干脆提出“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的著名论点。
采访中，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刘曦林这样评价道：“徐悲鸿这个人也有他可爱之处。他虽然不是个美术史家，却写了很多美术史的文章。但是我认为他主要是个艺术家，艺术家有他性情的一面，在学术上他也这样，一意孤行。一意孤行我认为对一个艺术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一意孤行他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今天，战争早已离我们远去，和平时代的艺术百花齐放，中国的当代艺术抽象绘画一度掀起国际追捧的热潮。是徐悲鸿错了吗？不，因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
艺术的流派也许有时代的需要，但艺术永远是艺术。回头想来，还是当年那位迎击笔战的非美术界才子徐志摩，写下了最为真切的一个徐悲鸿：“你爱，你就热热的爱；你恨，你就热热的恨。崇拜时你纳头，愤慨时你破口。眼望着天，脚踏着地，悲鸿，你永远不是一个走路走一半的人。”
争议一直伴随着徐悲鸿，但他从没有妥协。唯一让他妥协过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婚姻和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