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区税务分局坚持收人为中心，采取多种措施，开辟新税源，防止偷漏税。年内，开辟三元一村、二村、虎丘路一号桥三个新市场，多征税款3万元；对个体税收进行专项大检查，重点抽查150户个体业主，查补税款50万元。1992年经济加快发展，税源普遍增长，区税务分局采取促产增收方法，对两个重点促产项目苏州冶炼厂和石路汇丰商厦，通过政策先导，帮助落实资金，促进技术改造，开发新品，帮助企业调整结构等措施，苏州冶炼厂生产走出低谷，销售收人和利润分别比上年增长1.1倍和3.36倍，汇丰商厦销售、利润大幅度增长，上交税金达16万元。翌年，经济形势发展迅速，税务部门抓住机遇，落实征管措施，严格控制减免税，全年税收创历史最高记录，达593万元，较上年翻了一番。
1995年国税、地税分开运行。国税二分局在集中抓好50家年税收200万元以上企业的同时，努力抓好集贸、个体税收，大力清缴欠税，大力宣传新税制、新规定，全年税收收人2.73亿元。翌年，国税二分局继续抓纳税大户，实行重点跟踪，建立定期联系，信息反馈和局长专访制度，帮助促产增收；采取“三补一压”（以小税补大税，以个体税补集体税，以外税补内税，大力压缩欠税）的办法，加强征收管理，实行出口货物先征后退政策，使出口产品预征税款大幅增加；强化基础工作，完善征税制度，对200家企业重新进行税务登记，保证申报率为100%。1997年则重点抓好申报率和人库率，确保每月准期申报率。国营集体企业准期申报率95%以上，私营、个体为90%以上；税款人库率国营集体为92%以上，私营个体为100%；采取电话及书面催交，定期审批、发票控管等办法，保证税款及时定期人库。同时，加大改革力度，征、管、查分开，专管员取消，全方位实行微机管理新模式和征收、稽查、代理于一体的征收制度，为纳税人提供一条龙服务。1998—1999年，由于转制企业增多，下岗待业人员及外来人员纷纷加人个私行列，形成庞大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群体，促使个体集贸税收大幅增长。1999年个私集贸税收人库999.3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2.91%。
地税二分局组建后，即为市区地税系统实行征管模式改革的试点单位，全面实行“申报、代理、稽查”三位一体的新征管模式。新征管模式系纳税人“自核自缴”为基础的纳税申报制度，一改税务专管员包揽收税的历史；同时强化税务稽查，深化计算机运用，征管环境、手段日臻完善。1995年纳税申报率为9.03%，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同时检查企业57户，查补税款325.8万元。翌年，地税二分局深化征管改革，完善税收申报制度，申报率提高，达98.88%；逐步扩大税务代理范围，税务顾问单位已由0户增至500余户；提高稽查质量，全年共检查企业221户，查补税款39万元。1998年，贯彻市局的扶持市属工业企业和支持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政策，给8家福利企业享受民政福利减免税26万元，给25家支持安置下岗职工的劳动服务企业减免税355.8万元，给下岗职工从事个体经营加工12户个体户低定额优惠12.78万元；扶持发展专业市场，减税32万元；下岗职工以自有房屋开商店，一年内暂缓缴纳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计15万元。累计政策性减免税40万元左右，充分发挥地方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翌年，地税征管二分局组建后，坚持地方税收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方针，继续扶持困难企业，为企业发展，增加税源打下扎实基础。全年完成工商税收1348万元；完成年计划的102%，其中市级收人662万元，完成年计划101%，金阊区级收人3481万元，完成年计划111%，郊区区级收人186万元，完成年计划98%。
（第二章）金融
苏州金融业历史悠久，典当可上溯到南朝时期；钱庄发轫于明代而盛于晚清；清代制钱机构宝苏局即设在今金阊区境内的久福里。民国初年开始出现银行。阊门一带，因水陆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故传统的银钱业比较发达，但也几经沧桑，直至新中国建立，金融业才进人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各商业银行均在繁华的石路商业区设立分支机构，金融业务欣欣向荣。
（第一节）典当
一、概况
旧时的典当一般分为“典、当、质、押”四种类型，大体以资本多寡、利率高低、期限长短加以区分。典者，资金雄厚，收押物品范围至广；当者，经营范围与典大致相同，唯房地产不当；质者，资本较少，押物都以生活用品为主；押者，资本更小，而利率则极高。
苏州典当之多为江南之最。民国《吴县志》载，清乾隆九年（1744）苏州有典铺124所，同治十一年（1872）有108所。据《苏州市金融志》载，光绪年间先后开业的典当，在今金阊区内的有10家，如设在渡僧桥的元昌典当，创于光绪七年881），设于上塘街的可大典当，创于光绪十九年。
民国元年（1912）3月，阊门发生兵变，晋丰典当被劫，继后四五年中被劫的典当又有6家，损失至巨。民国十四年江浙军阀“齐卢之战”，士兵强当，抢劫典当之风更炽，典当行日见减少。民国十六年北伐军临苏后，治安渐定，典当业有所复兴。日伪时期一度畸形发展“押头店”。苏州解放前，因金圆券贬值惊人，典当业资本亏损，大批告歇，仅剩42家，其中设在今金阊区内的有18家，大都在吴趋坊、天库前及城外南濠街、山塘街、小杨树里一带。苏州解放后，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逐步引导转业。1956年2月，各典当行合并成立公私合营苏州小额质押贷款处，下设12个门市部，其中汇利门市部设于丹阳码头！永亨门市部设于五爱巷，恒丰门市部设于曹家巷。1958年“大跃进”时期，小额质押贷款处及门市部全部撤销。1962年，根据市政府的要求，市人民银行在新学前和曹家巷重开小额质押贷款门市部，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除牌结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崛起，为解决部分私营业主经营资金周转困难，苏州市供销社于1992年月在阊胥路石路开设苏州典当行，办理短期质押业务。1994年6月该址拆迁，建造太平洋商厦，典当行迁至旧学前39号。1998年3月，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核批准，更名为苏州市华夏典当行有限公司，1999年3月迁址至阊胥路251号。
二、企业简介
【华夏典当行】位于阊胥路251号，是20世纪末苏州市区唯一的典当行。营业厅敞亮明净，光顾者络绎不绝。凡购房装修、患病求医、一时现金短缺又不愿麻烦亲友，就找典当融资，解一时之急；小本经营的个体户、转业和下岗职工自谋职业，可到典当行融资开业；更多的是一些有一定资产和规模的民营企业，因流动资金不足，来典当融资，以维持和发展生产。
随着时代的发展，典当行的服务理念和经营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当之物也从“料铜旧衣”为主，变为以黄金饰品、汽车摩托、生产资料及空置房产为主，由于手续简便，诚实守信，华夏典当行的业务不断发展。
（第二节）苏州钱厂宝苏局
一、设置条件
清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五载：“明永丰仓在阊门内崇真宫后，四面皆水，天顺八年知府邢宥重建，明末废，本朝改为钱厂。”对照苏州碑刻博物馆1981年重刻的乾隆四十八年《姑苏城图》碑中所示方位，即今阊门内下塘久福里地区，南起崇真宫后，北至中同仁街，东起东角墙，西至西角墙。这些街巷就是当时的护厂河填没而成。在附近还有“路头堂”（供奉财神）、混堂弄（浴室）、更楼弄（报时）等因钱厂配套设施而得的巷名。钱厂前临中市河，向西出阊门水关连接上塘河（古运河），直通枫桥，运输十分方便。其后紧靠桃花河（第一横河），隔河就是桃花坞大街，与驻军教场近在咫尺，置于监护之下，这是设置钱厂的必要条件。
二、铸钱概况
宝苏局始建于清康熙七年（1668），由江苏布政使佟彭年奉诏负责筹建，初称江苏省钱局局务由藩（即布政使，掌管全省财政、民政）、臬（即按察使，掌管全省刑狱和官吏考核）两司合办，设州府监督一员，协理员一名，帮办多名。初设熔炉12座，后又增加4座，每一熔炉有炉头一人经理炉务，之下延请熟练工匠，按期开炉鼓铸。岁铸铜钱11.2万余串（每串一千枚，重8斤14两），年用铜48万斤，锌、铅44万斤，支薪炭工本银1.7万余两（合1.7万多串），尚得9.5万多串，全部缴送省藩库，以每串作银一两搭成兵饷，其余作为地区财政及赈恤之用。（注（公斤=2斤，1斤=16两）
由于苏州地区缺少铜矿资源，初期钱厂用铜均从云南调运，船只往返三年才能抵苏，有时因运输不及被迫停炉。雍正四年（1726）曾诏禁三品官以下使用铜器，民间所有铜器悉行出卖，当官给价，准以铜抵债。至乾隆初年才罢。之后除各省调运外，又开海禁，设立海关，由江、浙两省额办洋铜（东南亚国家生产的铜）。当时宝苏局也相应设立官商、民商组织的出洋船队，经理采办。此举奏效，所需之铜随之自足。
清光绪后期，随着“洋务运动”及西方技术的渗透，出现使用机器冲压的机制铜板、银元，先进高效的制作工艺代替了落后的范模铸钱的方法，宝苏局被淘汰废弃。其铸造的年号钱，除清初顺治及末代宣统外，基本上贯穿整个清王朝（同治初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曾铸过“圣宝”钱），前后达242年，被称为宝苏钱。期间虽有间断停歇，但总铸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如今钱厂原址已散为民居，无遗迹可寻，但从康熙至光绪年间该局所铸的制钱上仍然可见“宝苏”的字迹。
（第三节）钱庄银行
一、银钱局
清代，苏州官办的地方金融机构，有咸丰四年（1854）开设的官钱店和光绪年间开设的裕苏官银钱局。
裕苏官银钱局设于阊门内今西中市德馨里，系两江总督张之洞为解决“制钱异常短细”而奏请设立。光绪二十九年（1903）隶属江苏巡抚衙门，归藩库管理，管辖苏州、松江、常州三府。裕苏官银钱局经理一切丁漕厘税，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并发行制钱票和银元票。1911年辛亥革命后，即告关闭。
二、钱庄
据苏州商会史料载，清道光、咸丰年间，苏州钱庄多设于阊门外渡僧桥一带。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战争中，阊门一带被战火烧毁。此时苏州的绸缎行业集中于城东，故钱庄亦迁至城东平江路一带。光绪年间，阊门外商市渐次恢复，钱庄业为谋求业务之拓展，又从城东西移至阊门内西中市一带。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苏州商会资料记载，共有钱庄24家，其中设于今金阊区内的就有21家，详见下表：
民国时期，增辟金门，重开平门，观前街拓宽后市面日渐兴旺，新开的钱庄大都设于观前街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勒令在日伪时期开设的钱庄、银号停业清理，只允许因战乱歇业的老钱庄复业。申请复业经批准的有12家，其中设在阊门内西中市的仅2家。
1949年月苏州解放后，所有钱庄经短期停业整顿，于6、7月先后复业，并按市人民银行规定于9月间完成增资。是年末，部分钱庄稍有盈利。1950年初，上海遭受“二六”轰炸，苏州工商业一度萧条，此时大部分钱庄资金短缺，信用失常。同年3月振苏钱庄首家停业；继后两月，其余11家全部批准停业清理。
三、银行
民国元年（1912）10月，江苏省银行苏州分行成立，为苏州的第一家银行。民国三年至四年，中国银行苏州分号和交通银行苏州汇兑所相继开业。民国六年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10余家银行陆续在苏州开设分支机构。但其后由于政局多变，军阀混战，以及经营不善等，有9家银行先后闭歇或暂停营业，至十七年1月，苏州仅存中国、交通、江苏与吴县田业4家银行，其时金融业务大多操于钱庄之手。北伐战争后，苏州银行业又趋兴盛。从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六年的10年间，在苏州新设或复业的银行共计19家。二十六年苏州沦陷后，银行全部停业，日伪银行相继成立，至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前夕，苏州的银行畸形发展到38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伪组织核准设立的银行除金城、国华两行准予继续营业外，其余均停业清理。民国三十四年底至三十五年，各家银行陆续复业，至三十八年苏州解放前夕，市内有银行24家。
【中国银行苏州支行】苏州的中国银行开设于民国三年1月，是中国银行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中较早的一个，初名中国银行苏州分号，民国八年改称支行。行址原设在阊门内西中市德馨里，二十二年7月迁至观前街，西中市原址改设阊门办事处，9月办事处迁至西中市大街营业。二十六年11月苏州沦陷后，观前支行与阊门办事处同时撤至上海租界。三十一年5月，汪伪政府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伪中国银行苏州支行于三十二年2月回苏“复业”，行址设在观前街承德里。抗战胜利后，经过清理整顿，于三十五年1月正式复业，同年5月，迁回观前街原址营业。
【交通银行苏州支行】苏州的交通银行成立于民国四年1月，隶属上海分行管辖，初名汇兑所，十二年2月改称支行，行址在阊门内西中市，十九年7月在观前街设办事处。二十六年苏州沦陷前夕撤至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改组交通银行，于三十二年7月回苏州“复业”，行址设在观前街。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经接收清理，于三十五年1月4日重新复业，行址仍设观前街，后于阊门原址建阊门办事处。
【江苏省银行苏州分行】成立于民国元年10月，是苏州开设最早的一家银行。初设时行址在西中市德馨里。二十年，迁人观前街承德里口新建行址，旧址改设阊门办事处。苏州沦陷时，先退避东山，后撤到上海办理未了事宜。三十五年1月在观前街原址复业。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苏州分行】开设于民国六年11月，行址设在阊门内西中市德馨里，八年在观前街设办事处。十六年因北伐军兴，奉总行令暂停营业。十七年6月复业。二十年迁往观前街北仓桥新厦，原址改为阊门办事处。抗日战争期间迁往上海。胜利后，于三十四年12月在观前街原址复业，后在阊门外南濠街及东吴大学等处设有分支机构。
【中国国货银行苏州分行】民国二十年4月在大成坊口设筹备处，同年8月迁往观前街新址正式开业。二十三年1月在阊门内西中市设阊门办事处。二十六年苏城沦陷后撤至上海办理结朿事宜。抗日战争胜利后，苏州分行于三十五年2月在原址复业。
【中国通商银行苏州分行】成立于民国二十二年11月，行址在阊门内西中市，二十四年于观前街设立办事处。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迁至光福镇，后转上海办理结朿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