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王李秀成在夺取杭州后，于五月十二日（860年6月1日）中午兵临苏州东南城下，不到一天就占领了苏州。潘氏信中写道（十三日之变，贼众（太平军）早于张兵队中潜人（月30日又有一股清军溃兵逃到苏州，统领者为张壁田），一时内应，六门顿开。”这说明太平军在攻取苏州时，并没有发生激烈的攻城战，而太平军的主力是从盘门经护龙街（人民路）进人城内的，所以阊门不是太平军的主攻目标，何况阊门商市在四天前已被焚毁。
据考，收信的潘氏族兄潘小雅为道光举人，任刑部员外郎，在湖南帮办团练。写信的族弟潘钟瑞为清增贡生，后任太常寺博士，家居苏州刘家浜，宅称“香禅精舍”。他对“作乱的长毛”不可能有什么好感（信中提到太平军之处，均以“贼”称呼），潘钟瑞如不亲身经历这场劫难（信中也写到潘氏在阊门外的产业被焚毁无存）是绝对不可能把这场纵火劫案错记到有名有姓的清总兵头上的，也不敢在家信中欺骗做官的族兄。所以潘氏家信的内容是真实可靠的历史记录，为后人断定制造这场大火的罪魁祸首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3.南社
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十月初四（阳历11月13日），虎丘是南社的发祥地，南社发起人之一陈去病的墓地也在这里。
在南社成立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吴江同里有雪耻学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有“神交社”，苏州也有“三千剑气社”等组织，均以诗文宣传革命。经过几年酝酿，1909年南社才正式在苏州虎丘宣告成立。这天参加集会的有：陈去病、柳亚子、朱梁任、庞檗子、陈陶遗、沈道非、俞剑华、冯心侠、赵厚生、林立山、林秋叶、朱少屏、诸贞壮、胡栗长、黄宾虹、蔡哲夫、景耀月，共1人，其中14人为同盟会员。又有来宾张菜甄、张季龙二人。高天梅是发起人之一，可是没有来参加。会上通过南社条例13条，并作了会务分工，柳亚子任书记。
社员马君武有诗道（辛苦挥戈挽落日，殷勤蓄电造惊雷。”冀望以革命的诗文唤起群众。后来也有不少社员投人革命斗争而牺牲。但因成员众多，政治倾向不一致，在辛亥革命后便开始分化，有的落荒或后退，只有少数人能随着革命的步伐前进，柳亚子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南社举行过18次集会，《南社丛刻》共出22集。主要创作是诗，其次是散文、词，也有部分小说、戏曲。曹聚仁说（南社的诗文，活泼淋漓，有少壮气，在暗示中华民族的更生。她是前进的，革命的，富有民族意识的。”
4.南社成立为何选在虎丘
光绪三十三年（1907）7月，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创办南社前身“神交社”。次年1月，柳亚子等11人在上海酒楼宴聚，正式提出筹结南社。宣统元年（1909）九月二十六日（阳历11月6日），陈去病发表《南社雅集小启》，宣布定于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山塘张公祠召开南社成立大会。
为什么叫“南社”？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此外，古诗中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诗句，陈去病之所以取名巢南，亦与南社命名的用意相同。南社是反对清廷的一面旗帜。不仅如此，在成立大会地点的选择上亦颇为讲究。苏州虎丘是明末“复社”召开盛会的地方，他们要继承“复社”的民族气节。张公祠，是张国维的祠堂。张国维是浙江东阳人，明末崇祯年间的苏松巡抚。清兵人关，明亡，他拥立南明鲁王，是鲁王政权的大学士。及清兵渡钱塘江，他投水殉国，是反抗清室的民族英雄。南社之所以名为“南社”，以及成立地点的选择，都具有强烈的反清意识。
5.阊门饭店曾是日军慰安所
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鼓舞士气，征召随军慰安妇，规模空前。有记载：被征召的妇女总数竟达40万人，其中朝鲜20万人，中国10万人，日本、东南亚10万人，还有少数欧美妇女。
苏州也不例外。当年，阊门外南、北兵营，平门内都驻有侵华日军，设有多处慰安所。其中最知名的就设在西中市五泾弄今6号阊门饭店所在。
1972年开设的阊门饭店，原是苏州城内较早建造的西洋式花园别墅，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抗日战争前由上海永安别业兴建。园中有园，共有四家住宅：谢家、陆家、王家、蔡家，都是上海富商。谢家、陆家住宅是西洋式别墅；王家、蔡家是中式结构。四家中以谢家最大，西班牙式三层结构，至今仍保存完好，故曾称之为谢家花园，俗称大园里。谢家也是苏州私家花园最早使用自备自来水的人家，在花园的北部建有一座高架水塔。
侵华日军选择谢家花园作为慰安所，一则，它是当年城内难以觅得的一座花园别墅，舒适豪华；二则，地段好，离开阊门外南北兵营较近；？外，当时城墙都没有拆除，城门口有日伪军警站岗，夜间城门紧闭，在城内寻欢作乐十分安全。因此，里面住进了许多身着和服、浓妆艳抹的慰安妇。她们大都起居在谢家花园那幢西班牙别墅的一楼，现阊门饭店经理会客厅。
厅内有两面落地式又长又大的镜子，供她们梳妆打扮。同时在园内主道路左侧造了一幢木板结构的洗澡房，内设一个大浴池，让那些男女在此同浴。
这里戒备森严，日夜有日军把守，不许闲杂人等靠近，当然更不许中国百姓在附近逗留。实质上这是一所日军高级军妓院，不是一般军官和士兵可以人内的，必须是具有相当等级以上的头目才有资格去那里“享受乐趣”。附近百姓们能够看到和听到的只是：每当夏秋之夜，成群的日本军官乘坐小轿车和其他车辆纷至沓来；夜深了，花园里还传出不堪人耳的酗酒、浪笑、吼叫之声。
6.通性和尚不畏强暴护血经
在山塘街彩云桥下塘，原有半塘寺（古名寿圣禅寺），寺中藏有佛教界的稀世文物——血经。这是元代至正年间善继和尚刺血写成的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共81卷计10万字，并附有明清名人宋濂、宋荦、曹寅、钱大昕、石韫玉、翁同龢、康有为等400余人的题跋，是中国名人题跋最多的佛经之一。
民国二十六年11月，日军侵占苏州后大肆烧杀淫掠。半塘寺别院龙寿山房住持通性和尚为保护这部珍贵的血经，用布帛重重包裹后，藏于寿材之中，再钉上棺盖。日本人对此血经觊觎已久，一日，龙寿山房来了七八个日本人，其中一个“中国通”与通性和尚施礼后就说明来意，要求瞻仰佛界至宝“血经”。通性推说近来兵荒马乱，血经不幸被盗，至今下落不明，并表现出深为痛惜的样子。来者在屋内转了几圈，无可奈何，临走时，说是上司有请，就把通性带到驻地。开始，通性受到款待，日本人以多种方式进行引诱，试探血经下落，但通性和尚决心舍身护经，始终咬定下落不明。日军见软的不行，便威逼、拷打，然后把他投人监狱。后来，日军再次搜索龙寿山房，对通性的徒弟一一拷问，都毫无结果。日军还撬开几口棺材，探其虚实，只见其中死尸已阵阵发臭，吓得连连后退，终于徒手而返。
通性和尚被关押两个多月，到保释出狱时已遍体鳞伤，奄奄一息。通性和尚同前几代寺僧一样，把血经看得比生命更宝贵，每逢久雨天晴，就搬出经书，在阳光下轻轻翻动，以免霉变虫蛀。1957年，通性和尚终因旧伤复发圆寂。现此血经已由苏州市佛教协会收藏于西园戒幢律寺。
7.接管苏州的一支特殊队伍
据离休干部、原中共金阊区委书记黄汉兴回忆（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向长江以南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号令。1949年3月初的一天，我们阜东县一行50多人，从阜东县出发，日夜兼程用5天时间赶往南通的白蒲镇“两淮南下干部总队”集中整训学习一个多月。学习的重点：一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二是华东局发布的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所制定的接管方针政策和纪律；三是熟悉掌握苏州的政治、经济、社会及风俗习惯等。
1949年4月两淮总队于22日至23日到达八圩塘待命过江。27日凌晨苏州解放，两淮总队当晚立即渡江。28日清早从江阴出发，一路步行，其间，偶有敌机在头上飞过，途经无锡，天色已晚，我们连夜乘敞篷装货火车赶往苏州，11时左右行至浒墅关段，浒墅关车站东西侧的两座铁路桥已被国民党军队炸毁。29日拂晓，我们从浒墅关沿运河赶往苏州。由于堤岸年久失修，坑坑洼洼，许多女同志跌倒了，爬起来又摔倒，有的人脚都起了水泡、血泡。
我们这支队伍是紧随解放军之后，身穿军装，胸前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手臂上别一块红色黑字臂章的特殊队伍。
经过石路时许多市民好奇的议论纷纷，窃窃私语，有人说我们是管文蔚的军队，有的说（“穿军装不背枪，不知是什么部队？”从胥门进城到达府前街（今道前街）原国民党吴县政府所在地（现会议中心址），已是上午10时左右，就地待命休息。
下午，两淮南下接管苏州总队集中开会，市委副书记林修德重申人城纪律、注意事项，不准用华中币购买东西（因币值未明确比例），不准擅离队伍，不准乱闯民宅。
4月30日，在苏州中山堂召开各界人士会议，宣布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十兵团政委韦国清任主任。同时，宣布中共苏州市委员会、苏州市人民政府成立，惠浴宇同志任市委书记兼市长。
军管会设在护龙街（今人民路）饮马桥南天香小筑内，市委设在东河沿，市政府设在原江苏省高等法院旧址（今道前街10号）。
由于我们在白蒲镇学习时，苏州地下党为接管提供了国民党苏州“党”、“政”、“军”、“警”、“宪”及财经、文教、工商业等系统的有关材料、信息，编印了小册子，从思想上、组织管理上都有了充分的准备和明确的分工。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对国民党苏州旧政府人员，采取“原封不动、自上而下、整套接收”的方法对口接管，行业对号人座，接管工作进展顺利。
当时苏州的老百姓因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解放军抱有各种怀疑。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专门为穷人打江山求解放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积极宣传共产党、解放军接管苏州的方针、政策；以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教育群众，发动群众，使群众消除顾虑，转变观念。
8.“文化大革命”时期苏州的标语口号和歌谣
“文化大革命”时期，标语口号遍全国，苏州亦然。开始斗“当权派”时，有“火烧”、“炮轰”、“打倒”之别，前两项重在批判，后一项即指为顽固派，必打倒而后止。然不久，“当权派”皆被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种分别即不复存在。但“打倒”仍有等级，造反派认为是“死硬派”，便呼其名而高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或喊“罪该万死，死了发臭，狗都不吃！”此种咒骂式的口号，连同罚跪、弯腰、低头、戴高帽、喷气式（二人挟持被斗者，反剪其双手成喷气式飞机状）、打人、抓人等均传自北京红卫兵。苏州之普遍仿效是在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上街破四旧以后。自此便山头林立，派斗不止。有所谓“语录战”，两派各择所需，针锋相对地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如认为对方不执行政策，便读“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一方势大动手打人，另一方即高呼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还有“标语战”，全市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纸张墨水屡屡告罄。观标语之内容，可知派系之消长，如贴出“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者，肯定已占上风，而刷写“抬头望见北斗星，日夜思念毛泽东”的则已处困境。其后演出造反派夺权，成立“苏州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大小山头分归两大派，支持“苏革会”的称“支派”，反对的曰“踢派”。“支派”贴标语呼口号必有“青山不老，红旗不倒，苏革会就是好”。“踢派”则以“踢开‘苏杂烩’，彻底闹革命”相对。文斗之不足，继之以武斗。虽有“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而江青有“文攻武卫”的号召，两者并行不悖，于是抢枪夺炮、杀人放火皆为“革命行动”。两派各自为政，“踢派”踞城中，“支派”占城外，刀兵相见，对峙6个半月（1967年月24日起至1968年2月10日止）之久，双方互有死伤，并累及无辜群众，全市生产、工作基本陷于停顿。故民间有“斗煞”当权派，忙煞造反派，闲煞逍遥派”的说法。后来“支踢”之争以“支派”得势而告终。然而不久“支派”中被称为“长风班子”的4个头头华林森、汪永珠、邹学祺、赵宝康（因4人均来自苏州长风机械总厂，故称长风班子）因权利不勻，又分裂为华汪与邹赵两支，各立门户，互斗不止。但为时不久，江青反革命集团即告覆灭，苏州的这三男一女也宣告垮台。
9.苏州的“马振扶事件”
1974年春，“批林批孔”席卷全国，江青抛出“中央5号文件”，以“马振扶事件”为棍子，打向学校的干部、师生。苏州市委华林森、施兆祥等在“落实中央5号文件”的大旗下，开始抓“苏州的马振扶事件”——十八中学张根媛事件，对学校干部、教师进行迫害。该事件的经过是（972年11月16日，学校高一（甲）班学生张根媛（女）因平时不愿读书，期中考试成绩差，受到家长指责，且又因考试作弊与教师发生争执，张一时想不开，服毒自杀，当夜身亡，学校当时已妥善处理。不料两年后旧事重提，市委派工作组进校，张的班主任朱剑华、化学教师徐祖耀、校教革组副组长凌永堂受到审查、批判，学校领导班子也受到攻击、株连。1974年6月，市委发出（1974）12号文件，对“张根媛事件”作了颠倒黑白的结论，直至1978年6月市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才撤销1974年12号文件，市教育局召开大会宣布平反。
四、名人轶事
1.唐伯虎仕途中的两次风波
唐伯虎（1470—1524），名寅，商人家庭出身，其父在阊门内皋桥吴趋坊开酒店，唐伯虎少时也在店中服务。为改换门庭，他研读诗书，期待科举进取。凭着聪明才智，16岁以第一名中秀才，29岁参加应天府乡试，被大学士梁储荐为第一，得中解元。
弘治十二年，唐伯虎赴京赶考，途中遇到江阴人徐经，交谈之后颇为情投意合。及至北京，徐经便买通主考官程敏政的家人，得到试题。徐把题目泄露给唐寅，并请他代写应试的文章。考毕，二人自是春风得意，期盼金榜题名。可是，得意之余未免忘形，唐寅在与朋友都穆闲谈时便说漏了嘴。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都穆竟将朋友检举。徐、唐二人均被逮捕人狱。事后，徐经流放绝域，唐寅虽未被治罪，但谪为浙藩处椽吏。唐不就，流落返苏。回家后遭人歧视，唐寅便离家出走，远游东南山川，归来后迁居桃花坞。
在桃花坞，唐伯虎生活十分艰窘，变得放浪不羁，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故意做出荒诞风流的行为。此时，又一场风波降临到唐寅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