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对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最不利。农民盼改革已经盼了两代人了。改革开放23年，许多方面都改了，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也改了，正在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户籍制度不改怎么能行呢各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证明，工业化、现代化过程，是农民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逐年减少的过程。我国因为有这套户籍制度，农民的绝对量却在逐年增多。1965年我国农业人口为60416万人，占总人口83.3%，1978年农业人口为81029万人占总人口84.2%，1999年农业人口为94347万人，占总人口的74.93%。改革开放21年，农民净增13318万人，平均每年净增634万人(见《中国统计年鉴》)。一方面向现代化迈进，一方面农民在大量增加，这同现代化的规律是相悖的。
l997年以来，我们年年讲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但收入就是上不去，负担就是下不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村农民太多，资源太少，农业劳动力有太多的剩余，则是主要的原因。所以，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使农民致富。而要减少农民就必须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上亿农业剩余劳力，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到各个地方去创业、去就业，既为国家创造财富，也为自身带来收入。这样一来内需就扩大了，过剩的产品就有市场了，这是一举数得的好棋，何乐而不为第四，真把户口放开了，会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还必须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现代化。要使社会全面进步就必须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现行的户籍制度把占人口3/4的农民锁定在农村，从事小农经济的生产和经营分散居住在345万个自然村里，这种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不管办多少个学校，也是难于改变的。城市是现代化的载体，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大学校。打开城门、镇门，让农民逐步到城镇里去，接受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熏陶，这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形式。
有人说，不是已经容许农民进城打工了吗？是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民已经可以离土又离乡，进城打工了。一方面适应了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使城市得到了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农民由此获得了劳务收入学到了技术，见了世面，受了教育现在，这部分民工大约有8000万人。
这是在现行户籍制度下的权宜之计。从国家长远根本利益的层面来看，这种“民工”形式，所花的成本太高，对国家不利对农民也不利。因为农民进城打工，职业变了，居住地也变了但农民的户籍和身份没有变。在一个城市辛辛苦苦打工几年、十几年，农民还是农民，还是二等市民，没有得到国民待遇，融不进当地社会；春来冬回，过的还是候鸟式的生活。身在曹营心在汉，农民的心理没有变，挣了钱也主要不在城里消费，要带回家养家、造房，他们的生产方式变了，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并没有多少变化。再说，年年春节前后，民工潮来潮去，给公安、民政、运输等机构造成特别大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民工”形式对社会治安极为不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日益严重，犯罪案件逐年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流动人口作案。广州市，1990年抓获的流窜犯罪分子占全部刑事案件成员总数44.8%，1999年上升到78.1%。北京市，1993年抓获的违法犯罪成员中，外来人口占43%，1999年占62%。北京市丰台区法院2001年4月共审结各类公诉刑事案件131件，190人，其中属于流动人口犯罪的共计88件(占67.2%)，128人(占67.4%)。这些外来犯罪分子中，农民占94.5%，25岁以下青年占64.1%。
流动人口犯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有两个：一是增加政法、公安队伍，加强防范，加大打击力度，重判严打，镇压威慑，这是治标的办法。二是治本的办法。
从制度的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据调查现在广州市有外来人口180万人，北京市3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民工)。这么多外来人员同本地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享受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加上文化心理不同，冲突在所难免。青年民工在城里打工，雇用单位只顾使用他们干活，劳动之外无人管束，日久变坏，也是常有的。许多外来农民，到城里打工并没有正常的就业渠道，一时找不到工作，无钱无食，其中一些人就被迫走上犯罪道路。
我们如果采用20世纪50年代搞156项建设、招收农民青年进城打工的办法，来了，就同城市青年一样，一年之后，转为正式工人，就在本地落户，登记户口，表现好的还要吸收入团、入党，有才干的还要提为干部。试想，真的这样做了，在这十几年，在这几千万民工中，已经培养了多少技术工人，发展了多少团员、党员，培养了多少劳动模范，提拔了多少干部。这真正是一支壮观的人力资源大军啊！可惜，我们就因为这个户籍制度人为地实行“一国两策”、“一厂两制”，却产生了每年以百万计的犯罪分子。从这一条讲，我们也该抓紧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了。有学者就说，真把户口放开了，胜过每年搞三次严打！这才是解决城市社会治安问题的治本措施，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良策。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实行了40多年，改革的难度很大。
但这只是工作问题，真要做好了，许多问题是能够逐个解决的。
因为这是顺乎历史潮流、顺应大多数民心的工程，会改得比较顺当。现在的问题还是出在认识上，总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顾虑。这需要认真展开讨论，使认识逐渐一致，上下齐心来进行这场重要的改革。
——有人认为，真把户口放开了，农民都涌到城里来，不搞农业了，田地撂荒，农业基础动摇，出现农业危机，怎么得了我们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业是一个产业对农民来说是一种职业，从事农业劳动和经营同样能得到正常的收入，得到平均利润。只要我们坚持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真正把农业放在首位，坚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的既定方针不动摇，那么农业的持续发展是可以有保证的。真把户口放开了，城乡统一了，相当一部分的农民，仍会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离土进城，将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许多市场经济国家，都没有我们这种户口制度限制，他们的农民都没有发生抛弃农业、一下子涌进城里的情况，而是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逐步减少的。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实行了特有的城乡分隔的户口管理制度。一面在大搞工业化，一面却严格限制农业劳动力进城。
所以出现了一面工业化、现代化快速发展，一面是农民越来越多的反常现象。这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仅有的。1952年土改结束我国有1.1亿个农户，49191万农民，25438万农业劳力16.188亿亩耕地，户均14.5亩，劳均5.7亩，人均3.29亩。
1983年全国实行大包干，当年有1.85亿个农户，84206万农民3.4亿个农业劳动力，有14.9亿亩耕地，户均8.05亩，劳均4.4亩，人均1.77亩。1999年，我国有2.4亿个农户万农民，46897万劳力，有耕地19.5亿亩(这是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公布的详查数，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多5.3亿亩)，户均8.1亩，劳均4.2亩，人均2.07亩。1952～1999年，47年，正是我国农业现代化逐步实现的过程，应该是农民、农业劳力逐渐减少过程，农民却在这47年里增加45156万人，劳力增加21459万人，户均耕地下降44%，劳均耕地减少26%，人均耕地下降37%。这表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实在太多了。真把户口放开，让这新增加也是农业剩余的2亿多劳力转到第二、三产业到城里去就业，是不会影响农业发展的。
——有人担心，真把户口放开了，相当多的农民转成了城市居民户口，再来个1960年那样的粮食危机，没有粮食供应，岂不要酿成大灾难吗1960年的大饥荒，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瞎指挥搞出来的。我们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的方法办农业，就再也不会出现这种灾难了。实践已经证明，靠政策，靠科学，靠中国农民，靠中国的耕地，是可以保证全国人民丰衣足食，可以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原料的供应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责任制，使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持续增长。特别是在1996年特大丰收之后，我国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我国虽然是人多地少的国家，但自1997年以后，已经成为农产品的纯出口国家，每年农产品的进出口相抵，有50多亿美元的顺差。如果我国的外贸体制和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改善，还可以多出口一些农产品，多一些外汇收入。现在我国的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库存过大，销售困难价格低迷，而且农民家中也积存了很多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现在卖粮难、卖棉难、卖农产品难，已经成了农民和有关领导的一块心病。所以，担心1960年的困难再现，是没有根据的。
——有人认为，现在城市里下岗失业的人已经很多，就业很困难，真把户口放开了，还进来这么多农民，城市的就业问题不就难上加难、更不好解决了吗中国人多，劳动力多，就业是个极大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城市就业问题严重，这是我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是可以解决就业问题的。总的趋向是两个，一是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转移；二是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美国1870年，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力的51.5%，城市化率为25.7%；1920年城市化率达年在第三产业就业劳力超过50%；1997年在一产业就业的劳力为3%，第二产业为24%，第三产业为73%，城市化率76.5%。
日本1950年在农业就业劳力为45%，城市化率为40%。随后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很快，到1975年，第三产业劳力就达51.7%。1997年，日本第一产业劳力5.4%，第二产业33.1%，第三产业为61.5%，城市化率为78.4%。
美国是一个人多、资源也多的国家，日本却是人多、资源贫乏的国家，但战后日本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劳动力就业一直很充分。我国的就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突出。由于体制性的原因，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桎梏，使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限制了第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限制了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就业。真的把户口放开了，城市化快速发展起来，第三产业有了城市这个载体就会蓬勃发展起来，就能容纳数以亿计的劳动力。195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已占30.8%，以后曲曲折折，直到1998年，才达到32.9%，从业人员18987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26.9%(见《中国统计年鉴，1999》)。如果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能达到40%，就可增加1亿劳力就业，如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50%，则可增加1.6亿人就业。所以只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不仅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而且调整城乡结构调整社会结构，使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同步发展，那么，不仅城市就业问题能解决，农民劳动力进城来就业也是可以解决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广东、浙江、江苏等人多地少的省份，都由于经济发展得好，城镇化发展得好，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得好，不仅使本地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就业，还吸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外省地劳动力就业，就是有力的证明。
——有人担心，真把户口放开了，让这么多农民进城，将来出现像墨西哥、孟买、加尔各答那样大片大片的贫民窟，不就成了大的社会问题中国农民的传统是安土重迁，是十分爱家恋乡的。“金窝银窝不如草窝”，万不得已，是不肯轻易离开家乡的。现在农村每人靠1.5亩地，每年只有3个月的劳动时间，温饱可以，致富是不可能的。实在不能施展了，他们到城里来，就是为了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状况，有个发展的机会。如果他们到了城市，找不到好的工作，生产、生活条件比农村还不如，那么，他们就不会到城镇去的。印度大批贫民窟的人，大多数确是流入城市的农民。但这些人因为制度的原因，在农村没有土地，是贫无立锥之地，所以就不如流浪到城里去讨生活，要饭也比农村好要。中国的农民在农村有足以维持温饱的承包地(所以我们政策上要规定，迁出户口可以不交地)，这是他们的根，也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所以前几年，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整，不少城市清退了许多农民工前后约有一两千万农民工被辞退，他们都有序地退回农村去了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也没有因此就滞留城市而形成贫民窟。真的把户口放开了，即使农民有了城里的户口，但由于以后城乡之间户口是开放的，能进能出，一旦城市经济有问题，工作不好找，他们在农村有老家，有承包地，还是可以回去的(在计划经济体制前的城乡之间就是这样流动的)。另外，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党和政府有条件、有能力办好城市化这件大事，也会管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有人提出，现在城里搞社会保障，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已经保不起、不够用了，真把户口放开了，农民进来，就更保不起了。
应该指出，现在搞的社会保障，只保城里的干部、职工，农民养老等方面的保障，不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内，这还是实行的“一国两策”。老年农民在过去的岁月里，同样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投入了劳动，交农业税，按低价卖爱国粮，同样作了贡献社会保障体系里一点不安排他们的份，是不公正的(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民是一视同仁的)，当然，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能随着经济发展起来以后逐渐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