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制定规划，采取措施，逐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这不仅涉及到上亿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关系到用工单位、用工城市有关部门和城市居民的利益，改革的难度很大。农民工是改革的动力，他们早就盼望改了，但他们势单力薄，无能为力。而有的城市，有的单位和企业，有的同志却认为现行的这一套很好，农民工价廉物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对他们最有利，并不想改革。所以此项改革，要靠党和政府，从国家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来推行。要制定一套解决这个大问题的总体规划，出台若干政策和措施。可选择若干个城市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实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和消融也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农民工是农民中比较先进，比较积极的部分，他们是带头和开路的，解决农民工问题也就是解决农民问题。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使农民工真正成为第二、三产业的工人和职员，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并融入城市社会，这就为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工人、职员转变为城市居民开通了道路，最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实现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的宏大目标。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大意义，就在这里。
(《新华文摘》2003年第12期)
为农村基层行政干部说几句话
中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是乡镇政府。乡镇一级是党和国家同农民联系的桥梁，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点，是国家政权的基础。
乡镇一级政府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重要基础。近5年来，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总体形势是好的，但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乡镇的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农业增产不增收，农民负担屡减不降，乡镇企业下滑，乡级财政困难，债务沉重，不能按时向干部发工资，不能正常开展公务活动，农村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农村干部矛盾尖锐化，群体事件增加，上告上访不断，也殃及城市的安定。
农村问题频出，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央和有关方面已经高度重视和调查研究这些问题，正在采取和准备采取相应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目前社会上有种舆论，认为农村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乡镇干部搞出来的。“上面的政策是好的经是好的，被乡镇干部念歪了”，“乡镇干部瞎指挥，建这造那没有经济效益，欠一屁股债”，“乡镇干部胡吃乱喝，挥霍浪费加重农民负担”，“乡镇干部工作粗暴，动不动对农民发横，引发社会矛盾”，类似的议论很多，一些新闻媒体这样讲，有些领导干部也这样讲。好像农村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乡镇干部不好。作者这几年对十多个省区的农村作了多方面调查，我们认为这样的舆论有失公道，不符合基层的实际情况，在这里为乡镇基层干部说几句话。
第一，当前农村的严峻形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新问题还未得到解决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持续丰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收入逐年增长，农村形势一直很好。但自1996年农业取得了第三个特大丰收年之后，农产品的供求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长期供给不足变为供过于求，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民收入就成了大问题。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逐年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年为3.3%，2000年为2%。2000年全国农民纯收入2253元比1999年增加43元，其中乡镇企业和劳务收入增加90元，所以农业收入减收47元，也就是从农业得的收入负增长2%，这是就全国统计而言的。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据江苏省统计，“2000年，全省农民纯收入增长2.9%，这个增长并不是靠大多数农民收入增长拉动的。当年减收户达60%多，平收、增收的只占1/3。”江苏省的农业和乡镇企业是发展得很好的，尚且如此，中西部地区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农村情况就更为严重了。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停滞徘徊、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党中央自1997年以后，就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村社会稳定。这几年是年年讲，月月讲，开会，发文件，三令五申，但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收入就是上不去，而负担是刚性的，就是下不来，农村社会也就安定不了，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普遍供给不足。但自1996年特大丰收之后，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据计委统计，全国118种农产品，除棕榈油外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卖难”。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就下跌，农民收入就下降，这是必然的。
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出现了农产品过剩，价格下跌，农民收入下降，导致一系列矛盾的产生。这是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需要从宏观、从全局调整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工农关系，调整城乡关系等方面和采取大的战略措施来解决。这显然不是乡镇基层干部能够担当的，当然，他们也不能对当前农村出现的这些问题负责。事实上，近几年乡镇干部在农村第一线工作，农村这种严峻形势，他们是首当其冲，深有体会，深受其苦。近几年我们同许多乡镇干部深谈过，他们反映，这几年乡镇干部实在难当，工作从来没有像这几年这样艰难的。有副对联是这样说的：“急事、难事、窝囊事，事事缠身；怨声、骂声、责难声，声声在耳。”
乡镇干部对当前的农村形势早已忧心如焚，他们也希望早日好转啊！乡镇干部的代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同志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在2000年春节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开头几句话说：“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在最后说：“90年代初期，总书记亲自下乡调查研究，‘三农’问题得到了又快又好的解决。现在亿万农民再一次呼唤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为农村的发展拨开云雾，指明航向”(见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
李昌平同志的信，经过国务院领导派员暗访核实，他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现在农村、农业和农民存在的问题。李昌平的信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乡镇干部的心声。
第二，农村正处在社会大变革过程中，新旧事物正在交替有的还在摸索、试验，要靠深化改革，持续发展来解决，乡镇干部处在国家和农民的中间，对上顶不住，对下管不住，两头为难。
我国目前人均GDP已达到800美元，农业增加值在GDP中只占16%，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下降到50%以下，城市化率已达到31%。从这四个指标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历史过程看，到了这个阶段，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但因为现在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还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特别是由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率仍然很低，至今不但不能反哺农业、农村仍然需要国家大量投入。所以，只能维持二元社会结构，继续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即对城市对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村对农民实行一种政策。据统计，1998年，农村通过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乡镇企业的各种税项共向国家上缴1998亿元，而当年国家用于农村农业的各项支出为1147亿元，农村净贡献851亿元。1998年农村各项存款为16909亿元，而农村各项贷款为13824亿元，存贷差为3085亿元。农村本来资金短缺，现行的财政金融体制，还使资金向城市倾斜，农村经济发展和各项工作就更困难了。
若干年来，各地都在大干快上，要为全国实现小康目标，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形势是很好的。但也有一些省区过高估计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过高估计农民的富裕程度。一些部门向乡镇下达各种“达标”升级任务、钓饵工程，迫使乡镇上项目，铺摊子，乡镇干部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有不少乡镇还为此背了很多债。近几年，宏观经济处于整顿、调整时期，对农村银根收得很紧，乡镇干部陷于借债、还债、躲债的怪圈里，无暇顾及日常工作。为了维持乡镇的正常运转，有些乡镇只好向农民摊派，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这几年农民收入又不好，于是引起干群矛盾冲突，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安定。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已经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有了自主生产和自主经营的权利。村委会也成为自治组织，乡镇政府理应要从直接指挥生产，直接抓生产经营项目，转到落实政策、行政管理和做好公共服务的工作上来。但由于乡镇以上的机构和体制正在改革，政府职能还未相应改变过来，所以，乡镇干部自主权是很少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大大小小的各种事务都要通过乡镇基层干部去执行。上面下达的都是任务，都是一把手工程都有“一票否决”的尚方宝剑，都得照办。某项工作做不好，某一项任务完成不好，上级责怪，农民埋怨。现在的乡镇干部就处于这样矛盾惶恐两难的境地。
第三，农村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要靠乡镇干部执行完成，但任务下达了，却没有相应配套的完成任务的手段，特别是事权财权不相称，这是当前农村工作难做的症结。
前面讲到农村基层工作中的问题，现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不仅在中西部各省区存在，而且在东部沿海诸省区中以农业为主的市县也存在。农村基层工作量大、面广、具体、复杂、难做这是历来如此的。但为什么这几年愈来愈难，而且如此普遍呢近两年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到10多个省区的农村作了调查，同数十位县乡两级的干部深谈过，也开过多次各种类型的座谈会。
我们了解到，这些年来，县以上的各级党委、政府、各个部门都向乡镇下达各种各样的任务。诸如：水利建设、村镇改造、植树绿化、农田保护、道路建设、教育达标、扫除文盲、民兵训练、拥军优抚、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卫生防疫、殡葬改革、农村养老保险、社会治安、农(电)网改造、环境保护、改水改厕、普法教育、报刊订阅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任务，层出不穷。有的乡镇有时一天就接到好几个下达任务的文件，接待好几拨来交待任务的“上级领导”。而凡是这些“上级领导”、红头文件下达的任务，绝大多数是没有经费支持的，有的就是直接来敛钱的。乡镇干部要完成这些任务，不仅要费心费力组织，要动员群众出人出力出钱，乡镇政府本身还要出大笔经费。
乡镇政府要承担这么多任务，要办这么多事(上面列举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也就是说有这么多的“事权”，但乡镇政府的“财权”，却非常有限。特别是实行分税制以后，许多收入都由上级收走了，而要开支的都一样样放到乡镇来，再加上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停滞、徘徊，农民收入下降，很多乡级财政收入是减少的。一方面要完成的任务是在不断增加，完成任务的要求(标准)在不断提高，一方面财政收入在缩小在减少。事权和财权极不相称。有人说，现在农村又出现了个剪刀差，这是事实。近几年乡镇的财政每况愈下，真是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我们常说“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饭财政”，现在多数乡镇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了。全国约有2/3的乡镇不能正常发工资，有的欠几个月，有的欠一年，有相当多的乡镇还在发1992年标准的工资。
财政财政，有财才有政，有钱才能办事。乡镇财政拮据，就办不了事，办不好事，上级就会责怪，有的还会摘乌纱帽。硬要办就只能向农民伸手，加重农民的负担。这又会引起农民群众不满，社会责骂上级政府给乡镇任务，不给相应的经费，乡镇干部迫不得已只好借债。向银行借，向信用社借，向企业借，向私人借，现在乡镇政府欠债是相当普遍的。有好几个省，每个乡镇政府平均借债400万元，有欠几千万元的，真不知道他们将来拿什么来还。
乡镇政府的事权财权不相称，已经积累了很多问题，再也撑不下去了，这是当前农村形势严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乡镇政府无财理政，怎能不出问题，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撑不住了国家社会能稳定吗？江泽民同志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现在相当多的乡镇有了问题，基础正在动摇，这事不能再等闲视之，需要从宏观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要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来解决。身陷其中，深受其苦，还挨了骂的乡镇干部早就在盼这种体制的改革了。
第四，农村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亟须党和国家采取新的战略和政策去解决。新战略新政策要依靠广大乡镇干部去执行落实。实践证明，这支队伍是好的，是可以信赖依靠的。要从政治上爱护提高他们，从工作上理解支持他们，从生活上关心帮助他们。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把农村工作做好。
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有几年了，已经对全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应该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其中包括全面正确估量认识农村基层工作的状况和乡镇干部队伍的状况。要教育、帮助提高乡镇干部，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让他们安心积极地开展工作，因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新战略新政策都要靠他们去落实和实施。
农村乡镇干部约有500多万人(其中有200多万是脱产在编的公务员，约有300多万是不在编的、农民身份的半脱产干部这支队伍改革开放以来，风里来，雨里去，做了大量工作，奋斗在第一线，农村取得的伟大成就，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当然，在这么大的队伍中，难免有人违法乱纪，张狂称霸，贪污腐败，鱼肉百姓，但这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乡镇干部是好的，他们勤勤恳恳地在工作，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近几年，农村形势变化，工作难度增大，他们还是任劳任怨地在工作。有人评论过近几年要不是有几百万乡镇干部在农村顶着，社会就不可能有这样安定，城市也不可能有这样太平，这是事实。
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镇干部队伍也遇到新的问题，需要党和政府帮助他们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