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前，农村各个乡镇普遍设有科技推广站，有文化站，这些年因县乡财政拮据，多数已经散了，偏远乡村农民多年看不到一场电影。最令人担忧的是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恶化90%的农村合作医疗已垮了，乡镇卫生院很多是勉强维持，有些已人去房空，有些连房子也卖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比改革前还严重。农民家庭一旦有人得病，到城里治病，往往由此陷入贫困。所以许多农民只能小病扛，大病拖，听天由命。现在农村和城市得的病都不同。城市居民得的病一般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多数是富贵病；农民得的病是肝炎、肺结核、痢疾、地方病(血吸虫、克山病等)营养不良，多数是贫穷病。据第三次全国营养普查：6岁儿童的平均身高，农村是110公分，城市是113公分，相差3公分；16岁青年的平均身高，农村是公分，城市是164公分，相差6公分。城乡差别的恶果已经影响到下一代身上，而农村的青年和儿童占70%，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不能再坐视这样不合理的状况继续下去了第六，地区差距扩大了，而且有继续扩大趋势。
中国的地区差别本来就很大，发展很不平衡，但自90年代以后，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得更大。特别是在东部、中部、西部之间。以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贵州相比，1985年，上海和贵州的人均GDP之比为9.18∶1，1990年为7.33∶1，1998年为12.06∶1，2003年为12.97∶1，相差近13倍。上海与中部的河南相比，2003年为6.2∶1。这样的地区差距，在国际上是很少的。2002年欧盟15国的24个地区之间，人均GDP最高的地区和最低的相比只差2.4倍。这样的差距欧盟还专门制订经济、社会政策，采取措施来缩小这个差距。
东西部地区差距拉得这样大，一方面是因为原来的经济基础不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发展速度不同而拉大的。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上海主要是城区，发展快，贵州主要是农村，发展慢。如果以贵州省的贵阳市同上海比，差距并没有这样大。1998年贵阳市的人均元，同上海相比是1∶2.96。2002年也只扩大到1∶3.06。贵阳市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909元，同年贵州省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229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1∶1。同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9∶1。超过了全国城乡的差距。据我们调查，这种城乡差别在西部地区有普遍性，所以说，东西部差距过大，主要不是东西部城市间的差距过大，而实质还是城乡差距过大，西部农村的困难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今后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还会加快。这从各地区的财政收支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1998年，上海地区财政收入是380.7亿元，人均2600元。
2003年上海地区财政收入为886.2亿元，人均5179元。1998年贵州省财政收入为65.3亿元，人均178.5元(只有上海的人均6.8%)；2003年贵州省财政收入为124.6亿元，人均322元(只有上海人均的6.3%)。1998年上海地区的财政支出470亿元，人均3210元。2003年上海地区财政支出为1088.4亿元人均6361元。1998年贵州省财政支出为133.1亿元，人均元(是上海人均支出的11%)。2003年贵州省财政支出332.4亿元，人均859元(是上海人均支出13.5%)差距有所缩小，这是近些年对贵州省转移支付有所增加的结果。财政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两地的财政收入差距如此悬殊，这既是两地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将更不平衡的原因。
从这些年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别，更可以看到未来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还将扩大的趋势。上海2003年各种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为2213.2亿元。当年上海有1711万人，6341km2的土地。平均每人的固定投资为12935元，平均每平方公里投资34903元。同年贵州省各种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为653.6亿元而贵州的总人口为3870万人，有17万km2土地，平均每人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689元，只有上海的13%，每平方公里投入为3845元，只有上海的11%，现在的投入，决定未来的产出，现在投入的差距如此悬殊，将来贵州与上海差距的继续扩大是必然的。
前面讲到的六个方面的问题，存在已经多年了，有的则是年年讲，也采取过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但问题总是解决不了，有的还越来越严重了。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指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并且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还提出了要实施五个统筹发展，并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第一位。
今年初，中共中央颁发了2004年第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主题是促进农民增收。文件分析了当前农业、农村形势，提出了一系列保证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农村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应该说这是一个好文件，在18年后又以“中央1号文件”的形式公布表明了中央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使广大干部和农民感到亲切和鼓舞。而且随后有诸如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实施。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种粮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加上今年气候宜农，现在秋收在望，粮食总产亿斤，农民收入增加5%的计划都将得到完成乃至能超额完成。
从全国总体形势分析，农业形势是比较好的，粮食问题缓解了，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依然严重。虽然农民收入2004年将增加5%～6%，这是1997年以后增幅最大的一年。但仍比城镇居民增收9%～10%为低，所以城乡差距仍然在扩大。
最近，有位在农口工作的同志，深有感慨地说，今年对“三农”工作投入了这样大的力量，加上老天帮忙，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明年呢？以后呢？还能保证有这样持续的投入吗？老天能年年风调雨顺吗？其实，他只讲了一半，因为即使如此大的投入，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依然严峻。从多年的实践看，“三农”
问题所以长期解决不好，不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也不是一般工作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体制问题。是原来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得到根本上改革，还在继续起着捆绑农民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所以要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必须要继续深化改革。从体制上改革原来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关系、城乡结构，改革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渗透到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形成的体制，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大市场，真正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当然要实现这场改革，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需要从长计议。但是有几个方面是直接影响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而且条件也趋于成熟的，可以先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