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发展观的提出既是总结经验，又是吸取教训；既是对过去25年工作经验的总结，又是对过去25年工作失误的反思。全世界都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我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已经达到了小康社会但是它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还很不平衡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新发展观是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一方面要继承积极的好的方面，另一方面要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很不平衡的方面进行反思。我对我的学生在讨论问题时讲，不论看文件也好还是看书也好，不仅要看字面上的意思和书上圈圈点点的地方还要看到没有写字的地方，就是要看字里行间，这样学文件就能学通学懂，学明白了。为什么要提出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因为从实质上讲，就是这25年来除了成绩以外，我们还没有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现在提出来就是要解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有一些地方没有做到全面和协调，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我们注重了城市的发展，没有同时兼顾农村的发展。正如大家所知这几年城市发展得很好、很快，农村发展却很缓慢。
所谓统筹，就是兼顾，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在统筹方面做大量的工作。这几年城乡差距拉大，这一问题后面还要讲。在毛泽东时期，他就教导我们要两点论，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在相当普遍的地方只注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滞后了；注重了城市的发展，忽视了农村的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经过若干年的实践，提出这一新的发展观非常重要，很有针对性，要求我们发扬原来好的方面，注意改正不足和有缺点的方面。
2.新发展观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这个新的发展观，不仅是国内二十多年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而且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二次大战之后，一些殖民地纷纷独立，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都大力发展经济，以经济为主以GDP挂帅。尽管经济发展上去了，但是忽略了社会的发展忽略环境资源的保护，忽略了城乡兼顾同时发展。有些国家经济本身没有搞上去，有的搞上去了，但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增加，环境遭到污染，社会经济结构畸形化，矛盾重重，社会并没有进步。一有风吹草动，经济就下来了。所以并不是经济翻两番，再翻两番，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或8000美元，我们的现代化就实现了，世界的经验不是这样。
社会发展到今天，除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私有化的，但是真正实现发达的、现代化的而且经济社会常年发展的国家不超过25个。印度独立的时间跟我国解放的时间差不多，美国、前苏联甚至全世界都支持他，他怎么样呢？特别是拉美国家，就在美国的后院，从电视上看，他们城市的发展相当繁华，是发展中国家的明星，他们的人均收入都是7000美元、8000美元，但是一个金融危机经济就滑下去了GDP下降一半，人均负债2000美元。经济搞上去了，现代化就实现了吗？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如果城乡关系不变社会经济结构不调整，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拉大，现代化并不能实现。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后，一些政界人士及一些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这样的发展是行不通的，要改变单纯追求GDP的增长，提出经济社会要全面发展。到70年代、80年代一些环境学者也提出要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美国观察研究所所长，就是1995年提出今后中国的粮食靠谁的那个学者，他早在1986年就提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对世界来说，资源这么浪费，环境这么污染，是不可能持续地发展。
从80年代后期90年代以来，全世界都在讨论并提出经济要繁荣，社会要全面进步，人类与环境要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所以中央提出建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3.树立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是战胜“非典”疫情后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非典”疫情在我国西部的成都没有影响，在北京却很厉害我们是身临其境的。到4月份以后，在昔日相当繁华的北京王府井，服务员都戴着大口罩，顾客寥寥无几。我是作为社会学家去观察和了解社会的，商场没人，宾馆没人，到处没有人，几乎瘫痪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虫子-病毒，我们都应付不了，损失不小。
痛定思痛，这件事情暴露出我们医疗、防疫及应对风险事件的无能。本来是坏事，我们中央领导对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采取了断然措施，在全国实行了群防群控的办法。如果“非典”传到农村去，我们农村的医疗防御体系相当匮乏，后果不堪设想。这次我们战胜“非典”，是依靠传统的办法，并不是依靠科学技术和科学的防御办法。我们实行村自为战，人自为战，不许打工人员回家，不许大学生回家，农村是依靠这样的办法战胜“非典”的。
“非典”在北京爆发，北京的钱最多，医生最多、设备最好、人们的教育水平最高，死的人也最多，但是到今天还没有弄清楚“非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痛定思痛，坏事变好事，总结出了今后单纯发展经济，不发展社会，只搞大建设，教育、医疗、防疫投入不足，社会是不会协调发展的。“非典”疫情的爆发促使了发展观的改变，所以这也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4.树立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我们这20多年建设小康社会所取得的成绩很多，但是我们建设的小康社会是低水平的、不全面地、很不平衡的小康，所以提出了要建设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小康社会。一次福建省委党校邀请我去讲课时，我谈到了如下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25年，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3%～9.4%。这在世界上的大国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20多年应该说现代化建设的差不多了。二次大战后发展的比较快的，但是，如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也没有年年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尽管经济发展很快，可是到了基层却没有钱。县、乡的基层干部和中小学的教员不能按时发放工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哪里去了呢？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00多亿的情况下，小学教员都可以发上工资，现在财政收入翻了这么多，可是很多基层的人都发不上工资，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中西部的很多地区，还是不能按时足额的发放工资。最近44期《望》杂志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欠债3259亿元人民币。GDP到哪里去了呢？GDP是财富是价值啊第二个问题是一个需要我们社会学家来回答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95%以上的人生活都得到改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尽管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牢骚和不满也从来没有这么多过。这个阶层有意见，那个阶层也有意见，公务员有意见，企业职工也有意见；老干部有意见、年轻干部也有意见；有钱的有意见，没有钱的也有意见等等。正是“生活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过，牢骚和意见从来现在没有这么多过。”
在我主持的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十个阶层没有一个阶层没有意见的。
第三个问题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在过去有人说，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穷。现在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比过去有钱多了。但是，随之犯罪率也上升了。为什么？经济越发展犯罪率越高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第四个问题，在研究国外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西方大国在搞工业化、现代化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在中国社会，政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农业搞好。长期以来一直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可是“三农”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简言之，过去我们走的是旧发展观的道路，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重工业增长和城市的发展，遗留了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中央提出要树立全面的、协调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从而实现在本世纪中叶最终达到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目标，立足于世界大国强国之林。另外避免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防止经济上去了，城市发展了，农村依旧，社会结构依旧，社会问题依旧。
(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前六年就是1978～1984年发展的最好。一方面逐渐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止了人民公社。解放以来，农村发展最好的两个六年，一个是1949～1955年，就是土改以后，合作化以前；第二个就是1978～1984年，这两个六年是农村发展的黄金时期。1985年以后，改革发展的重点转向城市以后，农村虽然提出了第二步改革，实际上不了了之。
农村改革发展的二十多年，实际上是实现“两个转变”的二十多年，第一个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第二个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这二十多年如果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好的那个省、地区、县、行业、企业甚至个人，那么那个省、地区、县、行业、企业甚至个人就发展的好。这二十多年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拿1978年GDP的排行和2000年GDP的排行比较，有些省下去了，有些省上来了。如浙江和广东，我认为浙江的前景比广东还要好，差别在那里？差别就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步子迈得怎么样？改革怎么样？个人也如此。但是从年开始，改革就停滞了，1985～1988年还讲农村第二步改革实际上农村第二步改革就没有实行，土地问题、流通问题、信贷问题和户口问题基本上保留下来了。
为什么这几年“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越讲问题越严重这里我们谈一下“三农”问题的由来。“三农”问题连起来讲就是“三农”论或“三农”工作，这应该是我们社会学工作者多年研究的一个社会科学成果。国际上没有把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方面联系起来，国外是就农业、农村、农民分别解决的。
1.农业问题国外的大致情况是这样，从英国开始，到欧洲、美国、日本基本上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首先，从农业、农村、农民那里得到原始积累，或者通过税收，或者通过剪刀差把农村的钱聚拢起来。然后，圈地来建工厂，工厂建设好以后，从农村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在工业化完成的时候，城市化也完成了，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同步的。等到工业有了积累后，工业反哺农业，反哺农村，使得农村、农业现代化，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还有韩国都是如此。
而中国的情况则不是这样的。在1958年以前，我们也是走的这条路。一方面大量的粮食、工业原料进入城市，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进城变成了工人。当时，城市化每年大约提高一个百分点。1958年以后，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全国粮食紧缺，政府大量遣散工人回家。城市中，大量吸收农村的粮食和原料，同时拒绝农民进城，接着建立了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这个制度从1958年开始制定，到1960年正式施行，不许“农转非”。在国外讲“农转非”必须解释大半天，什么叫“农转非”？英文里没有这个词，更要讲什么是农村户口？什么是非农户口？中国的户口值钱，一个户口可卖3000元人民币，北京的户口两万元都买不上。中国的什么都能改，就是农民的身份不能改，所以农民问题就出现了。一个国家现代化、工业化达到这个程度了，一面在工业化，一面农民却在增加，还不是中国的特色。因此就提出了“三农”理论。
前几年，日本早稻田大学邀请我去讲课，谈到“三农”问题。如果拿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与日本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做比较，问题就很明显了。日本在1945年以后，就是在1945～1950年，他们的生活没有我们成都天府之国的温江平原这么好，而且战后农业人口又达到了75%～80%。到50年代以后，大力地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工业有了积累以后，就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然后政府投入资金支持农业，从政策上支持农业。
日本农民的收入基本上和城里的工人持平，有的甚至还高一些所以日本把农民问题解决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日本的工业更有钱了，大量地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高速公路、修煤气管道、修排水系统等等。由于他们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所以在很多地方，城乡都一体化了，因而农村问题也基本解决了。我们的台湾也是如此。
进一步讲，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同时也大量地出口工业产品。但是迫于大国的压力，开始进口农产品。日本的气候，很多地区一年完全可以两季甚至三季，但是为了进口国外的农产品，除了水稻其他的农产品基本上都不种了。
因此，用我们的“三农”理论来描述日本：农村问题解决了，农民问题解决了，但是农业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农业问题在1996年大丰收后基本解决了，但是农村和农民问题都没有解决。用一句话来概括“三农”问题，农业问题基本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还相当的严重。
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用占全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的人口。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我给大家纠正一下。应该说是占全世界10%的土地，说7%是按照14亿3千万亩计算的。通过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近十年来的详查，我国的耕地面积是19亿千万亩。22%的数字也不是很准确，现在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大概是21.3%，这是2001年的数据。再过几年，就会降到21%。现在中国的农业完全可以满足全国人民的供给，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可以出口一部分。从1998年以后，我们出口的农产品总额要比进口的总额多50亿美元。从以上可以看出农业问题基本解决。最近粮食涨价，中南海召开会议问我们有何看法，我们一致认为不要过分反应，涨价是好事，对农业有好处，对增加农民收入有好处，对扩大内需有好处。不要平抑粮价，涨20%～30%没关系，就是涨到现在的价格，也低于年的粮食价格，这是恢复性增长。但是如果我们的农业继续减产，到2005年可能会受制。所以我们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但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2.农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