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农村扛大头。但自1997年以来逐年下降，1997年为57.3%，1998年为57.2%，1999年为48.8%，2000年为42.3%，2001年为41.9%。
⑦农村商品销售额在全国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下降。
年，农村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以后就逐年下降，1990年为53.2%，1992年为年为42%，1997年为39%，2000年为38%，2001年下降为37%，8亿农村人口的消费比重低，直接影响消费市场的扩大。
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市场疲软，绝大多数商品供大于求，买方市场早熟。国际上一般情况是要人均GDP2000美元以上，才会形成买方市场，我们不到1000美元，就形成买方市场了。主要原因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购买力太低。这也是目前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
⑧农民储蓄比重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农民储蓄占城乡居民储蓄总额的一半以上，1996年下降为20%，1997年下降为18%，1998年为13.6%，1999年又下降为10.4%。尽管农民和农村企业存款的绝对额还在增加，而贷款仍小于存款，2000年的存贷差3000多亿元，大部分信贷资金流入城市，也就是说在信贷上仍处于“取大于予”的状态。
四个上升①成灾率上升。由于历史的欠账太多，农业一直处于“基础脆弱、后劲不足、抗灾能力下降”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在每年受灾面积中的成灾面积所占的比重上升，成灾率1978年为42%，1993年上升为47%，2001年上升为62%，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升。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4∶1；1984年下降为1.7∶1，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被人们誉为农村的“黄金时代”；以后逐年拉大，1997年为2.47∶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2.79∶1，2001年为2.9∶1，今年还是继续扩大的趋势，将超过3∶1，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③农民上访人数上升。在上访人员中，农民占80%，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土地承包权问题、负担问题、基层干部作风问题。
农村中的恶性事件在增加，在恶性事件中暴力行为在增加。不少地区采取“指标控制”的办法阻止农民上告上访，这不能治本。
④乡村债务上升。据2000年的统计，全国乡镇负债1740亿元，村级负债1420亿元，全国合计3160亿元，实际超过此数。
安徽省金寨县有29个乡镇全部负债，438个行政村负债面乡村共负债1.4亿元。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253元，以乡镇为单位计算，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占52.3%，2001元～元的占29.4%，3001元～4000元的占11.9%，4000元以上的占6.4%。低于平均收入的农民占绝大多数，而各种开支又很大，负债现象难以克服。
以上情况说明，中央强调的“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保持农村稳定”和“少取、多予、放活”的要求都未能落实，实际挂在空挡上。在农产品出现阶段性、低水平、相对供大于求以及粮食库存很大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容易被掩盖和忽视，有的甚至产生了盲目乐观和麻痹思想。
党的“十六大”后新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中指出：“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前进的思想路线的具体化。农村中出现的上述情况，说明在观念、做法和体制上还有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需要革新。在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的观念上存在以下几种障碍：一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得益很多，农民为国家继续多做贡献是理所当然的；二是认为历史上农业是“什一税”，我们也应该实行“什一税”；三是认为只能是多数人保护少数人，不能是少数人保护多数人，城市保护不了农村；四是认为国家用于修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民也是受益者，农民低偿供给土地，出劳务工作贡献是应该的；五是认为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财政赤字，用于农业的支出已经不少；六是认为各级领导是国家的公务员，不应成为农民的代表。不从这些观念中解放出来，上述局面就难以根本扭转。“三农”问题已成为全局性的问题，不能就“三农”问题研究“三农”问题，需要从国民经济和城乡关系以及国际化的全局作重大调整，动大手术，采取治本之策。
我们认为，在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两种不同的政策(“一国两策”)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也是“三农”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根据国际工业化的规律，工业化过程也是减少农民的城市化过程；是由农业提供原始积累支持工业化，待工业化起来之后，工业要转为反哺农业，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是由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转为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转型时期，一是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在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已下降到15%的情况下，现在城乡失衡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为此，建议中央召开一次全会专门讨论“三农”问题，就上述问题统一认识，以落实党的“十六大”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八中全会、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都是专门讨论“三农”问题的，尽管全会的决定后来未能全部贯彻执行，但毕竟对调整农村和农业政策，推动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为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农村各项任务真正落到实处，目前农村有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建议中央全会能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①加大对农业投入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从根本上改变基础脆弱、后劲不足、抗灾能力下降的局面。全面推行生态农业建设，实现经济与生态的良性循环。为此应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把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比重调整到占财政总支出的10%以上。尽快结束“取大于予”，逐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改进对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补贴方式，由补贴流通领域改为直接补贴给农民。
②免除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乡镇的统筹等费。历史上农民是不直接纳税的，地主纳税也不都是“什一税”国外工业国家多数不收农业税。因此，应在目前实施的“费改税中”，把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免掉，和城市居民一样收个人所得税。属于公益性的支出，包括义务教育以及乡镇行政管理支出等，均应列入政府预算开支之内。
③放开城市就业。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取消城市限制农民进城的一切歧视性政策，在取得城市户口以后，应与原城市居民一样，尽相应的义务，享受同等的权利。同时，从财政、信贷以及税收方面支持以农民为主体，吸纳农业劳动力就业为主要目标的多种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幅度减少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
④完善土地制度。在保持土地为乡村农民集体所有和稳定家庭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的前提下，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实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促进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现代化水平。严格控制土地的非农化，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严格控制占用农地，着重提高城镇容积率。据推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农民因被买断承包土地损失千亿元以上，现在全国约有3000万农民因各种原因承包地被征用、买断而成为无地农民。为稳定土地承包权，在土地转为工业建设时，实行土地承包权的股份化，使农民免除后顾之忧，分享收益，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⑤放开农产品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各类农产品都应实行生产商品化和经营市场化，建立规范的包括初级市场——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实行开放的有序的竞争。允许农民建立互助合作性质的金融组织——合作银行，承办农民的信贷业务，根据国家的金融政策，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
⑥建立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协会。除了在基层村级建立社区性的农民协会，代表会员行使对土地和所属企业的管理权外，建立乡镇以上的农民协会，为农民服务；同时鼓励和支持各种专业合作性质的农民协会，与各种所有制的公司形成公司协会+农户的利益共同体，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并使农民从农产品的加工与流通领域的增值收益中获益。
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按产业建立有农民参加的行业协会。
⑦改革乡镇政府机构，实行乡镇自治。在继续完善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础上，推进乡镇民主政治建设，实行乡镇自治。县在乡镇设派出机构，行使政府职能，四川省遂宁县步云乡试验由农民直接选举乡长，经过两轮的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经验，应加以总结。实行乡镇自治可在一部分省选择一些乡镇先行试点，在取得经验之后，通过法律程序逐渐普遍推广。这是“拆庙搬菩萨”的做法，能够从根本上精兵简政，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党和政府同农民的关系，实现政治文明。加强法制建设的执法力度，实现依法兴农、依法治农(村)、依法护农。
⑧恢复农民的国民待遇。除了依据宪法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上农民与城市居民应一律平等外，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市场化以及其他公共财政支出等方面也应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政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⑨加强农村教育体系建设。继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经费，应由省、地(市)县统筹解决，改变目前由农民和乡镇、县承担的状况。实现了这一条，现在的农民负担可减轻一半。此外，还要发展农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并把农村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素质以适应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⑩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真正转入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鼓励各类大专院校毕业生走向农村，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发挥才智，创造业绩。在农村的第一、二、三产企业中充实研究与开发的技术力量，并与国内外的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建立合作关系，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和产业的科技贡献率，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国家应加强支持农业科技的力度，加强农业的基础科学研究，在新的科技革命中率先达到国际水平。提高政府投入农业科技的资金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目前的0.2%(发达国家为2.37%)提高到个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农村党的基层组织——村级党支部是领导核心，党支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在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政府为与国际接轨，减少管理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在调整职能的同时，应实行生产、加工、贸易(包括外贸)、金融的一体化管理。为加强对农村政策的综合研究，建议在书记处成立农村政策研究室。
江泽民同志在今年3月的人代会期间曾经指出：“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三农”问题，通过有针对性的决定，必将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产生重大影响，将是农村继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第三次解放农民，也是农村进入第二步改革的重要标志。
这不仅对农业、农村的发展有利，而且会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重大影响。
(2002年12月5日，作者和农业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联名向中央写的建议信)
关于解决当前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几点意见
第一，对“三农”问题总体判断。1996年我国获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特大丰收年，粮食总产超过1万亿斤，其他主要农产品也大丰收。从此，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农业可以保证10多亿人民和国民经济发展对于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但农业户口的农民仍占70%多，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甚至更少，城乡差距很大。
1997年以后，粮食生产徘徊，1999年后逐年减产，今年将降到9000亿斤以下。前几年粮食销售不畅，粮价低迷，农民种粮收入减少，积极性下降，不少地方政府放松了对粮食生产的重视和保护，乱占滥用耕地，在调整结构增加收入的口号指导下大量减少粮食的种植面积，减少对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投入，形成粮食生产继续减产的趋势。最近粮油价格大涨，这是一个信号，需要重视。要弄清原因，采取恰当措施，予以引导。但也不必反应过分，因为粮食库存仍然过大(只要4000亿斤粮食库存是真的)，粮食1万亿斤的生产能力能够保持住，就不会出大的问题。粮油涨点价，对增产粮食有利，对增加农民收入有利，可以提高农村购买力，扩大内需，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对稳定农村也是有利的。何况粮食价格还只是恢复性的涨点价，还没有达到1996年的粮价水平。
第二，1997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其中占62%以务农为主的农民收入实际是下降的，而城市居民收入则逐年增加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是造成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
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34元，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21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1，1984年缩小为1.7∶1985年以后反弹，到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差距扩大为3.1∶1。
1978～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7.8倍，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23倍。这24年粮食价格涨6倍，猪肉涨5倍鸡蛋只涨了1.5倍。1998年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002年下降到37%，农民为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