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在儒家思想中，是以宗法礼制或宗法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的，主要是指道德、正义和公理；利，是指物质利益。认为“为义”与“为利”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取向，并以此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善与恶的标准。我国古代，以儒家学派为主的传统道德，要求人们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从而确立为善的价值目标，这一点是应肯定的。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的孔子，在义利轻重或义利为至善标准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是明确的，提出了“义以为上”“义以为质”的命题，把义看作是立身之本。他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孔子虽然“罕言利”，但是，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并不是不言利，只是认为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在义与利之间要有一个权衡。因此，他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允许在不违反义的前提下，讲究物质利益：“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这里强调的重点虽然是“义”，但他并不排除在“义”的前提下取得与“义”不相违背的“富与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古代传统道德思想中，确实存在过分重义而贬利的倾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罕言利”和“义以为上”的观点，却走向了“何必日利”的《孟子》开卷便极言好利之弊，已知此事乃千古源。”可见孟子的义利观对社会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是何等深远。例如，我国历封建统治阶级都认为商人是重利轻义的，甚至把兴农抑商作为一项治国之策。认为“君子尚义，小人尚利。尚利则乱，尚义则治”（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十四《义利吟》）。作为封建士大夫的白居易，在其诗歌《琵琵行》中也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诗句。人们似乎都形成了这么一种价值取向：争做“喻于义”的“君子”，不做“喻于利”的“小人”。这也许正是造成中国历代安贫乐道、穷困落后的思想根源之一。
应该说义与利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其实古人早就明白，只是没有人予以强调罢了。《国语》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言义必及利”、“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从整个文化体系而百，没有不讲利的。人类文化思想中包含的各种经济、政治、军事、教育乃至人生哲学等等，无一例外。如果说做官做生意是为了利（如国家、集体、个人之利），那么，读书做学问中也无不包含着利的因素。即使是孟子，他所谓不言利，只是不图小利而已，最终求的是大利、长远之利。更何况他在谈义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物质利益。他周游列国时，就是“厚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可谓义中有利。
求利者并不都是不义之人。即使是追求个经济利益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发的不义之财。既然可以“义以生利”，那么也可以“利以生义”。春秋时期，洛阳有个叫白圭的商人，很善经营，他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策略，生意十分兴隆。每年秋收时，百姓谷物多，他就大量收购，而当百姓正需要织布和修屋过冬时，他就卖出丝绸和油漆；每年春蚕上市时，他就买进丝和丝棉，卖出谷物。在这买进卖出中，白圭既得到了合理合法的利润，又满足了百姓们在生产与生活中的物质需要，这其中不就包含着一定的“义”么！
当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见利忘义者，惟利是图者，保利弃义者自古以来就不乏其人。比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就是一例。她掌管着贾府总务，为了满足一己私利，借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势，颇挣得了一些不义之财。秦可卿七七出殡时，馒头庵老尼求她通过长安节度使云光，逼张金哥与长安前守备之子退婚，另嫁李衙内，并许以重金。结果痴情公子与痴情女双双自杀，而王熙凤却鲸吞了三千两白银。不仅如此，她还长期以高利贷为手段大进红利，盘剥落魄文人，使人家破人亡。但是，王熙凤的最终结局是因利伤义。在朝廷查抄贾府时，其罪名之一就是倚势凌弱，违例取利，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
在当代商品社会，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现在，重义轻利的人少了，而重利轻义的人多了。尤其在如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坑蒙拐骗、见钱眼开之类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比过去多了。当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的不断完善，这种人会逐渐减少，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就改过自新。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既要重义，又要重利。换句话说，就是既要讲社会效益，又要讲经济效益，既要在讲义的前提下求利，又要在求利的基础上讲义。但是，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应以义为主，利为辅。古人云：“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如果说，义是本，那么利就是末，不可本末倒置。
得与失
人生是一个有得有失的代谢过程。得此难免失彼，失此也可能得彼。
古希腊时期，曾有一位学生问哲人苏格拉底：“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我从未见过您蹙额愁眉，您的心情总是那么好吗？”苏格拉底回答说：“因为我没有那种失去了它，就使我感到遗憾的东西。”
苏格拉底的好心情，与他的得失观是密切相关的。
人生总是这样：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总有所得。一个人总是患得患失，心情能够好起来吗？
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断地想得到想得到的东西，但得到之后，终会撒手而去，化作尘土。正如《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所唱道的：“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这并不是看破红尘，客观事实也确是如此。在历史的长河里，任何人都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谁也不可能永久地拥有什么，凡得到的，终究要失去。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得失中，如何才能让短暂的人生变得更富有意义和内涵。
人是有需求，有理想，有追求的动物，在有生之年总是想得到而怕失去更多更好的东西。然而，人生不是一个只进不出的无底容器，而是一个有得有失的代谢过程。
一方面，有所得必有所失。一个人的岁数在增大，生命的定数就会减少；走向了成熟稳健，就会失去无忧无虑的童真；有了一个夫妻恩爱的家，就会失去单身时的无拘无束；埋头笔耕而有所著述，就会失去一般人悠闲自在的生活；一旦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明星，言行举止就会失去相对的自由。这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另一方面，有所失才有所得。慈善家捐出的是一定的财物，赢得是良好的社会形象；耕耘者消耗的是体力或脑力，得到的是所希望的收获；勤奋者夜以继日所失去的是时间，得到的却是更充足的工作精力。得此难免失彼，失此可能得彼，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面对人生的得与失，人们怕的不是得，而是失。明确了得与失的这一辩证关系之后，才会在得失之间作出明智的选择。
美国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33岁时就成了美国第一个百万富翁，43岁时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独占企业——标准石油公司，每周收入达100万美元。然而，他却是个只求“得”，不愿“失”的资本家。一次，他托运枷万美元的谷物。在途经伊利湖时，为避意外之灾，他投了保险。但谷物托运顺利，并未发生意外，于是，他为所交的，150美元保险费而懊悔不已，伤心得失魂落魄，病倒在床上。他的这种患得患失、锱铢计较的思想观念，给他带来了不少烦恼，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伤害。到53岁时，他“看起来像个木乃伊”已经“死了”。医生们为了挽救他的性命，为他做了心理咨询，告诉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失去一定的金钱，要么失去自己的生命。在医生的帮助和治疗下，他对此终于有了深刻的醒悟。他开始为他人着想，热心捐助慈善和公益事业，他先后捐出几笔巨款援助芝加哥大学、塔斯基黑人大学，并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国际性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致力于消灭全世界各地的疾病、文盲和无知。洛克菲勒把钱捐给社会之后，感到了人生最大的满足。再也不为应该失去的金钱而烦恼了。他轻松快活地多活了45岁。
生活像一团火，能使人感到温暖，也能使人感到烦躁。经受了得与失的考验，人生就会变得和谐快乐。
对于得失，态度要坦然。所谓坦然，就是生活所赐予你的，要好好珍惜，不属于你的，就不要自寻烦恼此其一；其二，就是得失皆宜。得而可喜，喜而不狂；失而不忧，忧而不虑。这种态度，比那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的态度要开朗，比那种得不喜，失不忧的淡然态度要积极，要有热情。因为患得患失是不理智的，得失不计是不现实的。该得则得，当舍则舍，才能坦然地面对得与失，找到生活的意义。这样的得失观才是比较客观而又乐观的。对于得失，认识要分明。在生活中，有的得，不是想得就能得的，有的失，不是想失就可失去的；有的得是不能得的，有的失是不应失的。谁得到了不应得到的，就会失去应该拥有的。当嗜取者取得不义之财的同时，就失去了不应失去的廉正。因此，当得者得之，当失者失之，不要得小而失大，亦不要得大而失小。
对于得失，取舍要明智。必须权衡其价值、意义的大小，才能在取舍得失的过程中把握准确，明白该得到什么，不该得到什么；该失去什么，不该失去什么。比如，为了熊掌，可以失去鱼；为了所热爱的事业，可以失去消遣娱乐；为了纯真的爱情，可以失去诱人的金钱；为了科学与真理，可以失去利禄乃至生命。但是，决不能为了得到金钱而失去爱情，为了得到性命而失去气节，为了取得个人功名而失去人格，为了个人利益而失去集体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得与失之间并不是绝对相等的。在某一方面得到得多，可能在另一方面得到得少；在某一方面失去得多，可能在另一方面失去得少。比如，有的人在物质上得到得少，失去得多；但在精神上得到得多，失去得少。有的人则在精神上得到得少，失去得多，却在物质上得到得多，失去得少。由于各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是绝对相同的，各人在得失上也不可能绝对相等。人生在世不可能得到所有的东西，也不会失去所有的东西。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必有所得，只是多少的问题，大小的问题，正反的问题，时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