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很多有着中文名字并讲一口流利汉语的老外，但能用手机发中文短信约见的，高大伟是第一个。
没见面之前，我们通过电话，因为要讨论“中国模式”这个选题怎么写，我希望有一个能说得出点什么的外国人，启正部长推荐了高大伟。当时，我知道他是中欧论坛的创始人，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中国说话。
此前，我曾在《参考消息》上见过他写的一篇文章，《“认知鸿沟”导致西方不断误读中国》，写得很到位，最让我入心的是这句话，“西方观念变化之小与中国改革变化之大形成反差”，这次见面，他强化了这个观点。中国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积贫积弱，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同身受的，也是每个来过中国的外国人耳闻目睹的事实。但是，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不能说没有变化，但变化甚小，甚至忽略不计。也就是说，30年前他怎么看你，今天依旧。这就是我们外宣工作者的问题。
中欧论坛
中欧论坛由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欧文苑”于2002年发起。中欧文苑曾被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誉为“一个独特的对话空间”，2008年底更名为“欧中国际及商业关系中心”，但旨在为欧亚大陆两端之间的对话创造条件的“中欧论坛”并未改变。
论坛每年在不同的欧洲城市举办一次，首届论坛于2002年在巴塞罗那举办，以后依次在都柏林、斯德哥尔摩、巴塞罗那、索菲亚、里斯本、基辅等城市举办了七次。第八次则移师中国，在天津举行。每一次论坛上，中国和欧洲的各界人士聚集一堂，致力于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并讨论共同关注的话题。
作为中欧论坛的创始人，高大伟现在是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他的法国名字叫戴维·戈赛特。来北京前，发短信约见，是希望谈谈对我们的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当然，我也想见见这位对中国颇有研究并愿意帮我们做外宣的朋友。
我们一见如故，像是老朋友。也许是此前电话和短信的沟通，更因为在很多问题上他与我们观点一致。
比如，我们讨论西藏，2009年8月他终于第一次去了西藏，我也在9月又去了西藏。所以，讲到如何让西方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请他们来是最好的办法。大凡到过中国、到过西藏的人，无论他过去有着怎样的成见，在看过之后，他都会与过去不同，哦，原来是这样的。但是，不能把所有的西方人都请过来。怎么办？高大伟说，应该多一点合作，从项目开始，可以是研究项目，也可以是经济项目，在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说明西藏的开放，另一方面在经营和管理上西方有些经验可以借鉴，同时在合作中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和理解。这有点像经济项目的合作模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正是通过项目的合资合作，引进了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并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在融入中国社会的同时，外国人也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的理念。
再比如，“7·5”之后，世界对新疆有了较多的关注，但是看新疆的角度和眼光各有不同。与西藏不同，高大伟对新疆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并且是新疆师大的客座教授。他基于多年的研究认为，中国在处理“7·5”事件时已经趋于成熟，但是在对外说明情况时要选择合适的说法。针对西方认为新疆的不稳定，我们应该强调其实新疆是处在不稳定区域的稳定地区，周边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长期处于战乱之中，而新疆长期稳定并且繁荣发展。
我非常地认可他这种分析和判断，高大伟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事情的角度和说事情的方法。
其间，我们说到不丹，一个不太被关注的国家，高大伟说，不丹国王一直在讲“幸福指数”，这个对西方有很强的吸引力。是的，不丹可能经济欠发达，没有令人瞩目的GDP，但是，不丹国王认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幸福指数”高，人们很幸福。还有什么比幸福更重要吗？这对我们又是很有启示的意见，我们过去不太关注这种看似“虚幻”并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东西，忽略了精神层面，而过分重视物质层面。
告别的时候，我忽然问，他的中文名是谁给取的。他有点不好意思，高大伟，这个初学汉语时取的中文名字，随着对中国的了解及汉语水平的提高，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够谦虚，特别不符合中国人含蓄、内敛的风格，但是已经约定俗成了，也就如此吧。
因为时间紧张，我们的见面显得匆忙，但是他对外宣的建议还是非常有用的。高大伟也觉得意犹未尽。我说，既然你在上海工作，见面的机会还有很多，但愿再见面时，还会听到你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