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领袖帕罗先生的团队中有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他一直追随帕罗，每次老先生访华都有他相随。我对他有印象，一是因为他高，估计超过一米九，使我这种不算矮的人都要仰着头跟他说话；二是他不爱说话，当然，会见的时候，他能说话的机会也并不多。
因为他不说话，与他的交往就不多。2006年3月，我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学习一个月，其间，鲍勃又访中国，这次不是随从，而是代表帕罗来访，谈关于《江边对话》的出版问题。人到了北京，才知我不在。我让人转告他，我肯定回不了北京，而且与其他人谈也是一样的。但鲍勃坚持要来上海与我面谈。由此可以看出帕罗先生对鲍勃的信任，鲍勃虽然不爱说话，但心里有数。他坚持要见我，也说明他信任我，知道出版的事找到我就踏实了。我们在上海的见面至关重要，基本上确定了出版的细节、运作的程序，以及中美双方各自承担的义务，为《江边对话》的顺利出版奠定了基础。
此后，我们电子邮件往来不少，他也随帕罗来过几次，包括2006年9月参加《江边对话》在中国的首发式。他依旧是不大说话，但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适时地出现在他该出现的地方。
2008年2月，我们到纽约参加《江边对话》美国版的首发式，再次见到鲍勃。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个新书首发式，或者不是我们所理解所经历过的中国式的首发式。为了这本书，大大小小的见面会、各类媒体的采访不下十次，基本上都是鲍勃在打理安排。他不声不响，但每一次活动、每一个采访都安排得细致入微，井井有条，由此可看出鲍勃的工作状态和工作作风。
在活动的间隙，他还不忘带我没来过美国的中国同事上街观景。我与其聊天，说点工作之外的事情，诸如小孩在中国读书好还是在美国读书好，在中国生活好还是在美国好，等等。鲍勃虽然来中国的时日不多，次数有限，却由衷地认为，在中国生活好，东西便宜，学校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国比美国要好。我打趣说，等你有了小孩，送到中国来吧，我可以做孩子的监护人，鲍勃竟当真地边笑边点头。
可能是太投入了，也可能是太累了，接近活动尾声时，鲍勃病了，嗓子哑得说不出话。他终于没能陪我们活动到最后，提前回家了。在机场与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们竟然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回京不久，鲍勃又写来几封电子邮件，我因为忙一直没有回信。有一天，鲍勃的邮件中有一个附件，是他刚刚诞生的儿子。小家伙儿幸福地眯眯笑着，大概是庆幸有一个好父亲吧。
鲍勃的热情、友好，对工作的细致而又不张扬，给我们代表团的每一个人都留下深刻印象。过去概念中的美国人，都是大大咧咧、张扬外向的，鲍勃完全颠覆了这个概念，他是一个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