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振科
（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
诗歌的贵族化与平民化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同时也是诗歌的文本、话语问题。如果我们把平民化过程，贵族化过程，从平民化到贵族化过程表述为诗歌的内在运动，这显然是一个文学史问题。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内容是这一内在运动的方式和规律以及它的历史语境。描述这一语境中的诗歌运动实际上也是在描述人类精神在诗中运行的轨迹而将这一文学史（诗歌史）问题扩展开来。中晚唐的唯美主义的贵族诗歌运动，从郊岛的寒瘦到李贺的诡异，再到李商隐的哀婉和温庭筠的轻靡，便已逸出了文学史的范围。
贵族化和平民化同时也指的是两种诗歌文本。将它们区分开来，无论是从理论观念上还是对具体作品的阐释上，都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不能简单地依靠建立平民生活贵族生活、贵族意识平民意识、民歌宫廷诗、通俗诗纯诗这样一些对应的概念语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除了典型的、倾向性明显的文本外，还有游离于两者之间的。但这不能说明作这样的划分、建立这样的视角完全没有意义。
（一）
从时间顺序上看，先有民歌而后有文人诗。文人诗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诗不等于贵族化诗歌，诗歌在文人手里分化为平民诗歌和贵族化诗歌。《离骚》之前就有了楚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孺子歌》）《陌上桑》、《战城南》、《上邪》、《上山采蘼芜》（汉乐府民歌）之后才有“生年不满百”、“行行重行行”这样的文人诗出现。诗歌是抒情的，由感而发，民歌尤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于是有《硕鼠》与《伐檀》，这不是说“食”、“事”是民歌的全部内容，而是说民歌表达的是平民最基本的欲望、要求和日常生活感情。情歌便是民歌中的重要部分，像《诗经》中的《将仲子》、《风雨》、《木瓜》等，吴歌、西曲几乎都是情歌。民歌为后来的平民化诗歌运动、诗歌创作定下了基调。文人创作平民化诗歌一是基于其自身的平民精神，二是基于贵族式的同情。唐代新乐府诗歌运动便是平民化诗歌运动，它是文人的一种自觉行为。杜甫、元、白等人的新乐府都是为“饥者之食”“劳者之事”而歌，但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典型的文人诗。刘禹锡的拟民歌则多为仿民间情歌。《诗经》的“小雅”也有部分文人写作的平民化诗歌，称“变雅”之声，带着贵族式的同情正视下层的苦难。而绝大多数是贵族诗，表现一种优雅、适礼合度的贵族生活、贵族精神。贵族诗与贵族化诗歌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南朝的宫体诗、初唐的上官体，宋初和宋末的西崑体、江西诗派，明初的台阁体等，绮靡轻艳，颓废淫逸，矫揉造作，歌咏太平，是典型的贵族话语，或者说属贵族化诗歌末流一途，追求形式却了无生意。一如平民化诗歌中口号诗，几无艺术可言，其弊端正好相反。贵族化诗乃文人歌其性情、抒其心智之作，意境空灵邈远，意蕴高逸邃密，如陶潜的田园牧歌，张若虚的青春抒情，杜甫的怀古言志，李商隐的心灵独语以及宋人的理趣禅机，都是古典贵族化诗歌中的上品。
如此蜻蜓点水式地触及一下古典诗歌中的两种倾向（或者说两种传统）的某些特点来作为以同样视角描述现代诗歌的开头以引起思考。
五四白话诗歌运动没有显而易见的民歌作为其现实的话语范本，它由文人发动，是文人对新体诗的尝试，也是新文化运动催产的产儿。（白话民歌并非没有出现，1920年冬周作人、沈兼士发起成立北大诗歌所歌谣研究会，并于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征集歌谣。周作人曾赠给该研究会一本《北京歌谣集》，为美国何德兰女士所编。中有一首“狼来了，虎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胡适的《尝试集》中就有不少押“了”韵的白话新诗。周作人在1914年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民歌民谣，曾得儿歌二百余首。1917年到北京，又继续进行这一工作。有好几种歌谣集由个人编就，如林培庐的《歌集》，刘半农的《江淮船歌》，都在歌谣研究会成立前就这收集成册的。1923年还出版了《各省童谣集》。）白话诗一开始就显露出平民化倾向，胡适的《人力车夫》、《老鸦》，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铁匠》、《一个小农家的事》，康白情的《草儿》、《和平的春里》，王统照的《铁匠铺中》等，无疑继承了古典新乐府的精神传统。胡适提倡白话诗时便很推崇杜甫、白居易的乐府诗。这些诗歌在为“饥者”“劳者”而歌上与乐府相同，但其出发点却不相同，不是“感于上”、“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而与五四时期反封建主题相一致，诗体解放与人的个性解放、精神解放同时出现于新诗现实的地平线上。但仍未脱去贵族式的同情，歌民生之艰虽仍在反封建、人性解放的大主题内，然而诗人自己无须在“饥”“劳”层次去反封建，创作主体与表现主体不是重合，乃是一种有“隔”的平民化。在扩大的平民化观念中，把爱国诗视为平民化诗歌之一种类型，这种“隔”便消除了。郭沫若、闻一多的爱国诗歌，自觉把自己放在平民位置上，对祖国倾注着孺子对于母亲的情感（把爱国诗归为平民化诗歌，从它后来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情感转移为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转移为渴望为无产阶级接受的归依之情）。爱国诗也有平民化和贵族化之分。李煜被俘后怀念故园的词可以说是，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然这类所谓爱国诗立意已无甚可取之处。爱情诗也有平民化与贵族化之分，且不说民间情歌，单就文人创作的情诗而言，郭沫若的《瓶》，湖畔派的《蕙的风》以及徐志摩的爱情诗等可以说是贵族化的，而陈辉的《姑娘》，闻捷解放后写的“吐鲁番情歌”则是平民化的。
在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前期，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左翼文学）接过了诗歌平民化的旗帜，蒋光慈、郭沫若得其先并扬其波。蒋光慈于1925年出版了《新梦》，1927年又出版了《哀中国》；郭沫若则于1928年出版了《前茅》和《恢复》。稍后，殷夫抖擞精神参加进来，虽然在这之前他的大部分诗作另具一种相异的风格。到1932年新诗歌会成立，蒲风、穆木天、任钧、杨骚等人乘罡风，扬大、彪炳猛厉，是这时期平民化诗歌在无产阶级音区奏出的一个响亮的强音。无产阶级诗歌之所以被认为是平民化诗歌，是由于无产阶级本属于平民世界。在无产阶级诗歌中，反帝反封建的平民意识浓缩、具体化为阶级意识，从而它的音调也就显得异常的粗厉、激昂。
新诗的贵族化倾向不是从别人、而恰恰是从曾鼓吹过“平民文学”的周作人开始，他的《小河》、《歧路》、《过去的生命》就是贵族化的新诗。新文学的热切拥护者中，除周作人外，“雪朝”中的其他诗人如朱自清、俞平伯、徐玉诺、叶绍钧等都不乏贵族气质。不是不可以作这样的设定，把他们吸引到一起的或许正是他们对贵族精神的偏爱。《雪朝》在新诗园地构筑了一个颇为精致的角落。在他们之后出现的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这位感情丰富、举止优雅的绅士写作了大量的温软纤秾的爱情诗，多情公子对爱的纤细体验、悉心把玩与湖畔派初谙恋情的知识少年的纯情相互辉映而各具其妙。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则打开了通向贵族精神另一扇暗门。新月派诗人、象征派诗人似乎在用他们诗歌的五彩石建造知识分子的精神别墅。新诗贵族化倾向从周作人到李金发由隐而显。这一倾向到三十年代现代派仍兴致勃勃地发展着，超越了周、徐、李。从徐志摩到现代派，贵族化诗歌度过了一个密月时期。以戴望舒为首，现代派有一个颇为整肃的阵容，施蛰存、卞之琳、冯至、林庚、废名、梁宗岱都竞相标新立异，各有所宗。这一派于中国古典诗人服膺李、温，于西诗则魏尔伦、马拉美外，尤推崇瓦莱里、古尔蒙、耶麦、艾吕雅，由此可见现代派所追慕的乃是贵族化的诗美。现代派因抗战爆发而不情愿地匆忙划上句号，新诗在头二十年里显示出的贵族化倾向也就暂时终止了演进的势头。
新诗平民化与贵族化交错并进的发展到1937年告一段落，又从这一时间开始新一轮的演进。战争使民族情绪由酝酿（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而饱和，民族形式因民族利益而倍受青睐。新的平民化诗歌运动在民族情绪与民族形式的契合中起动，构成新的平民化诗歌的基本底色。在解放区，平民化诗歌形成一个颇具声威的运动，朗诵诗、街头诗、枪杆诗、民歌在抗战初期就已蔚为大观；农民诗人、战士诗人走进诗坛，使平民化诗歌更显自己的本色。抗战前陶醉于个人情调、沉湎于自我歌吟的诗人们如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徐迟等，此时也放下了昔日的芦笛，转而拿起铜琶铁板与号角了。艾青与田间是这一时期高歌民族精神最为出色的歌手。田间被称之为为民族战争呐喊的擂鼓诗人，他的街头诗和他的抒情长诗、叙事长诗一样有名。艾青是一位具有贵族与平民双重气质的诗人，他的高贵、深沉与悲怆与他对民族、对人民大众的大地之恋、赤子之情水乳交融地溶合在一起。七月诗派是四十年代的一个强有力的诗人群，他们的诗不回避民族的血和泪，大众的苦难与对战斗的渴望和自由的向往一样都是他们乐于表现的。这些被称之为战士的战斗诗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雄健的合唱中，我们还能够听得出他们各自的音色。民歌体叙事诗是这时期平民化诗歌的一个重要收获。这些诗歌成功地消除了诗人与平民化诗歌可能存在的“隔”。这些诗歌的作者并不需要经过特别的思想改造来获得阶级意识、阶级感情；他们所受到的教育、知识结构和经历使得他们在创作平民化诗歌时，没有城市知识分子那么多的文化心理负担需要卸下。这比二三十年代一些标榜为无产阶级诗人实际上不少是破落子弟的那种浪漫激情要来得实在得多。
三十年代中期以后，诗歌的贵族化在一片平民化的呐喊声中几乎被淹没。民族战争客观上将所有的社会阶层置于同样的生存危机之中，知识分子不再拥有那份从容优雅，拥有一块自由的天空，现实的土壤不再乐于为贵族化诗歌提供养料，它仅凭着自身的生存本能，自言自语而存在。1941年冯至出版了《十四行诗》，它的现代主义特色和典雅庄重肃穆的绅士风度在那时真可谓空谷足音。诗人对生命与死亡、宇宙与人的沉思或许是在别一种意义上对战争、现实的思考。四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崛起一群学院派诗人，后来称之为九叶派。他们对里尔克、艾略特、奥登有浓厚的兴趣，希望唱出自己独立的声音，然而也并不打算与现实隔离。这个年青的“精神贵族”小群落刚辟出一块经营自己花色品种的小园地，很快就为诗坛统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当作最后的“金瓯缺”收复了。
（二）
纵观现代三十年诗歌史，新诗的贵族化平民化共谋发展的历史景观至少有以下几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提供给我们思考。
一、把诗歌的贵族化与平民化之二分理解为诗歌发展的一种自然趋势，可能更接近历史文本本身，更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甚至人类文化创造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