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倒了，许多孩子遇难，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沉重。”温家宝对闻讯而来的木鱼镇干部们说——木鱼镇的干部们事先完全不知道，总理会克服重重困难，用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专门赶到这个偏僻的山中小镇。
温家宝对他们说：“我知道青川县还有许多受伤群众需要救治，还有许多受灾群众的生活面临困难。党和政府惦记着你们的，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大家，很快就会送来更多的食品、水、药品和帐篷。”他希望大家能节哀保重，团结起来，继续努力奋斗，把家园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
在灾难中逃生的初三学生王云霄走到温家宝身边，哭泣着告诉总理自己的父母在地震中受了伤，哥哥至今还埋在学校的废墟下，家里的房子倒了，吃的也快没了，书也没有办法正常念了。
温家宝扶着她的肩膀，动情地对她说，房子倒了，还要再建：没有吃的，很快就会送来：学校要重新建，而且要比原来更好，你还能念书。
“太惨了。”人群中有群众向总理说。
“我听到了。”温家宝停住脚步，一边挥手一边说。
人群里忽然闪出一个中年男子，递给温家宝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五一二大地震降在我们身上，你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刻来关心我们，谢谢。”这名男子叫谌贵清，他十四岁的儿子谌龙霄被埋在地震后的木鱼中学里，遗体已经被挖掘出来。
十五日下午，温总理看望了新闻工作者。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温总理多次强调，新闻媒体要及时发布信息。他说，这也是对人民负责。
温家宝在赶往四川灾区第一线时，在飞机上就提出了本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新闻记者和新闻报道的重要性。中国广播网记者李涛当时就在那架飞机上，他在事后的记述中说：“作为记者，我特别注意到，总理在飞机上就明确提出，媒体要如实、及时发布震情、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让全党全国人民放心。实际上，在此后抗震救灾中，总理的所有活动，包括指挥部所有的会议，随行记者都做到了如实、及时发布，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名记者，我感到幸运，感到自豪。”
十五日十八时五十分，温总理返回广元火车站，列车开往绵阳。列车开行至广元剑阁县时，从北京赶来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回良玉上了列车。他是在国外得到汶川地震消息后马上中断访问，直飞二十多个小、时回国的。
当晚二十一时十五分，总理又一次在列车上主持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这次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一时。
今天是抗震救灾第四天，地震发生到现在接近八十个小时。温总理说，经过地震系统的进一步研究，加上实地观察以及各地上报的情况，汶川地震重灾区的范围已经超过十万平方公里，汶川地震的强度、烈度都超过了唐山大地震。从震情看，这次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
温总理不愧是内行，他提出的水的问题，很快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重大到可能比地震造成更大的损害。这个问题叫做“堰塞湖”。堰塞湖是指地震后引起的大规模山体滑坡，河水冲击泥土、山石而造成堆积，堵截河谷或河床后贮水而形成的湖泊。
五月十六日，已经深入灾区第一线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八十多个小时的的温家宝，在专列上接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的联合采访。
温家宝表情凝重，坐在白色桌布旁，左侧放着他用粗笔竖写的一页草稿。四个月前，在前往湖南郴州指挥抗击冰雪灾害的温总理也是在这里接受了采访。
总理的声音沙哑、沉重，电视机前的人们突然发现，他的鬓角已经泛白。温家宝的语速缓慢，他口中说出的每一个字分量都是那么重：“各位记者，我想就这次抗震救灾工作谈几个问题。第一，这次地震无论从强度和范围来说，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超过了唐山大地震，是破坏性特别强的一次特大型地震灾害。面对这样大的灾害，必须举全国之力，克服重重困难，把抗震救灾工作进行到底。第二，前一阶段，我们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坚持抗震救灾工作把抢救人员放在第一位的方针，组织健全了抢救体系，迅速地调动了大批的救援力量，果断实施了救援工作。应该说，这一阶段工作是有序、有力、有效的，极大程度上减少了伤亡。第三，地震已经过去了八十五个小时了，当前抗震救灾工作仍然处在抢救人员的关键时刻。第四，抗震救灾工作要进一步推进，仍然需要信心、决心、毅力和强有力的组织工作，需要紧张而有序的工作。我们坚信，只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紧紧依靠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干群团结，齐心协力，抗震救灾工作一定能够取得全面胜利。”
温家宝的语气加重，从他的语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句话的重量：“救人，还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用百倍的努力，决不轻言放弃！”
温总理说，我们这一阶段为了救人，做了三件重要的工作。“第一，向灾区调派了十万救援队伍。第二，截止目前为止，所有受灾的县乡救援队伍都已经到达。第三，我们围绕救治人员组织了大批的专业力量，形成了一个救治的合力。为了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我们还调动了一百多架直升飞机，用空投、空降的办法来解决那些重灾区的救治工作。”
温家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向灾区人民表示，政府要尽全力做好救援工作和灾后安置工作。“我已经在灾区待了这是第五天了，我几乎走到了所有的重灾区，我深深为我们受灾群众在困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顾全大局、团结互助和无畏精神所感动。我也为那些因为这场灾害被夺去生命的人们感到万分难过，向他们默默地表示哀悼。我们政府要尽全力做好救援工作和灾后的安置工作。我相信，活着的人总要生活下去，而且一定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把家乡建设得更好，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这就是对死者最大的慰藉。”
谈到下一步救援工作中，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我最关心的是救人，我最担心的是那些仍有一线希望而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使他们受到耽误。因此就需要落实责任，落实各项工作，以强烈的对人民的责任感把抗震救灾工作搞好。”
温家宝发表上述讲话的时候，已经距离医学上救人的“黄金七十二小时”越来越远了，也就是说，对于还没有救出来的人而言，生的希望越来越小。在这个时候，总理的一句“决不轻言放弃”，对于已经开始沮丧的人们而言，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号角。人们从这句话里，感受到了共和国总理对人，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理所当然地，人们被总理的这句话鼓舞和感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慨叹说：
在中国抗震救灾的前四天里，温家宝几乎是把大半个国务院搬到了四川。他自己在震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已经坐镇灾区，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公安部长孟建柱一直跟随身旁。副总理回良玉后来也赶到，五月十五日晚间在四川列车上召开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上，也看到了教育部周济、工业和信息化部李毅中等多位部长。
温家宝亲临一线，四处疲于奔命地指挥、调度、慰问。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总理的到场除了提高应变效率、争取黄金时间、督促地方官员、现场拍板解决问题之外，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指挥救灾、慰问百姓，更是使灾区和全国民心稳定的巨大精神力量。
文章最后说：“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
是的，中国式的总理是外国入学不来的，中国式总理的工作方法也可能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
一首叫做“决不轻言放弃”的诗歌在网上流传着：
温总理说：地震至今八十八个小时，救人仍然是重中之重。
只要有一线希望，绝不轻言放弃！
十六日十一时四十五分，总理走上回北京的专机，走到随行的记者面前，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感谢。然后他说：“过一段时间，我还要回到灾区。”
十三点二十分，总理回到北京。
总理在灾区紧张的五日之行结束。
这五天里，确切地说是九十三个小时，他辗转九次，去了七个地方。他昼夜不歇，短短五天，即使在电视镜头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两鬓白了许多。有一条很流行的手机短信这样写道：
六十六岁的温家宝这几天在四川不眠不休，他不仅给四川带来了救援的黄金时间，也为中国带来了安慰和感动，让我们共同转发，为这位老人征集一百万条祝福！
特殊时期的记忆
沈容
老新闻工作者沈容，有着自己特殊的经历。她受过战火的洗炼，和不少中央高层的领导都有直接的接触，历经过种种坎坷，她的丈夫李普又是新闻界的一位领导。丰富的生活经历，使她的文章有着吸引人的魅力。她的散文结集《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以下是此书中摘录的两个片断。一是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发生在她居住的楼房中的一些往事：二是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一个小镜头。读者从这些片断中也可增进对这段历史的了解。
特殊的邻居
一九七四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
北京分社没有宿舍。有一阵儿，我只得在李普的办公室里搭一张床，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几经周折，好友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月坛北街有一排新盖的五层楼楼房。按现在的标准，可说是简易房，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我们住在五号楼的四层。
我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五六年。这几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几年。我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们这小小的五号楼住处热闹非凡。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小外孙才四五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
我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轶闻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和我谈这些，所以不好冒然问他。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帮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检讨什么呢？
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了，这就成为私自安窃听器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我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
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上来。话匣子一打开，可以看出来，他虽然被撤了职，但是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他说，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毛生活上的一切事务他都管。毛泽东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高、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孩儿李敏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讲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毛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
我们住的五号楼在五层楼上还有两套房子没有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是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是很壮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觉得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
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第一书记的秘书来看房子？
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叶师傅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邻居的交往中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作者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复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作者敢不敢冒这个危险，作者甘愿冒险呈书。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万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子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