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政治活动家。代表作为理论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岐》等。お
［俄］ 普列汉诺夫
托尔斯泰喜爱自然，并且以好像从来没有任何人达到过的那么高的技巧描写了自然，这是所有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知道的。自然在我们的伟大艺术家的笔下不是被描写出来的，而是活着的。有时候自然甚至好像是故事出的角色之一：可以回想一下《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一家在圣诞节游逛的那个无与伦比的场面。
托尔斯泰是自然美的最富有同情心的鉴赏者。在彼·比留科夫先生引用的他的瑞士旅行札记中，可以看到下面含义很深的一段话：
“令人惊奇的是，我在克拉兰住了两个月，可是当我在早晨或者特别在午饭后黄昏前打开已经蒙上阴影的百叶窗板，眺望湖水和倒映在湖中的远处的青山的时候，美每次都使我眼花缭乱，在刹那间用意想不到的力量打动了我的心。……有时候，当我独自坐在绿阴如盖的小花园里，良久地眺望这些湖岸和这片湖水的时候，我甚至仿佛从肉体上感到，好像美通过眼睛注入到我的心灵中了。”
但是这个仿佛感到好像自然的美“通过眼睛”注入到自己心灵中的非常敏感的人，远不是对于任何优美的地方都感到喜不自胜的。比方说，他登上蒙特辽附近的一个山顶（如果我没有记错，就是登上了Rocher de Naye奈伊山。——校者）之后，这样写道：“我不喜爱这些所谓庄严的名胜，因为它们都有点儿冷冰冰的。”托尔斯泰只喜爱那些能唤醒他意识到他和自然浑然一体的自然景色。他自己在同一篇旅行札记中说到这点：
“当自然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然后扩展到无际的远方，可是我总是在它怀抱中的时候，我就喜爱自然。当灼热的空气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而且这种空气缭绕着飘向无际的远方的时候，当那些被我坐在上面压死了的最新鲜的草叶成为一望无垠的草地的绿毡的时候，当那些随风摆动，使阴影在我脸上移动不止的树叶形成远处森林的一片蓝色的时候，当你们呼吸的空气成为深不可测的蔚蓝色天空的时候，当不单是你们在自然面前心旷神怡的时候，当无数昆虫在你们周围嗡嗡地打转、牛群悠然地结队而行，小鸟到处啼鸣的时候，我就喜爱自然。”
谁常去克拉兰，谁就记得，那里的湖光山色虽然美丽得少见，却没有什么庄严冷漠的地方，反而具有极其引人入胜的柔和意境。因此，我们的托尔斯泰也喜爱克拉兰的自然；因此，自然也使他的心灵充满了生命的真正快乐。他写道：“我立刻就想爱，我甚至感到对自己的爱，惋惜过去，希望将来，活着在我也是快乐，想长久地长久地活着，于是死的念头得到了幼稚的、富有诗意的恐怖。”
这种对死的念头的恐怖，很能说明托尔斯泰的性格。
大家知道，这种感情在他那些观点的形成过程中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他那些观点的总和就是口语中所谓的托尔斯泰主义。但是我不打算在这里来谈这种作用。在这里我感兴趣的只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至少在自己一生的某个时期，正是在他最大限度地感受到自己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时候，托尔斯泰才最强烈地感到了对死的恐怖。
但是，远非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有一些人对于他们将来势必要与自然完全融成一体，势必要完全融合在自然里面，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可怕。他们由于某些印象的影响越是鲜明地意识到自己与自然的一体感，死的念头对于他们就越不可怕。雪莱大概就是这样，那些悼念济慈逝世的深刻的诗句就是他说出的：“他与自然合而为一了。”（He is made one with Nature.）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也是这样，他在自己的一首二行诗中说道：
Fürcht’dich nicht vor dem Tod.Du verbleibst ja stets in der Heimat.
Auf dem vertrautem Grund，welcher dich liebend umfangt．不要怕死，你将永远住在自己的故乡，这块熟识的土地，将爱抚地拥抱住你。
我深信，类似克拉兰的这种自然会在费尔巴哈的心灵里特别加深那种促使他写下这首二行诗的感情。我们知道，对于托尔斯泰就不是这样。克拉兰的风光增长了他对死的恐怖。在陶醉于自己与自然浑然一体感的同时，他一想到他的“我”和他周围的自然所构成的美妙的“非我”之间的对立将要消失的时刻定要来到，便害怕得发抖了。费尔巴哈在自己的《Todesgedanken》《死亡的观念》。中，以真正德国人的彻底态度，从四种不同的观点证明个人永生的思想是毫无根据的。托尔斯泰（参看他的《忏悔录》）即使不是永远，也是在很长的时期中感到，如果没有永生，活着也就毫无价值。
托尔斯泰感觉到的与费尔巴哈和雪莱感觉到的完全不同。这当然是“性格”的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死的想法也各不相同。圣奥古斯丁说，对罗马人讲来，罗马的光荣代替为永生。费尔巴哈也使自己读者的注意力转到问题的这一方面，他曾经说，追求个人永生的愿望，只是伴随着宗教改革才在欧洲人的心灵中确立起来，而宗教改革是个人主义的新时代所特有的宗教表现。最后，托尔斯泰自己也按照自己的方式——即借助于鲜明的艺术形象——在自己著名的短篇小说《三个死》中证明了这种想法的正确性。在这篇小说中，快要死的女主人流露了对于死的很大的恐惧，然而患了不治之症的车夫费德尔却仍然好像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就显示出了不同——不是历史地位的不同，而是社会地位的不同。在近代欧洲，上等阶级一向比下等阶级充满了多得多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越深入到人的心灵，对于死的恐怖就越牢固地在心灵里扎下根来。
托尔斯泰是当代个人主义的最有天才的和最极端的代表之一。个人主义在他的艺术作品上，特别是在他的政论观点上，打上了最深刻的印记。毫不奇怪，个人主义也影响到他对自然的态度。托尔斯泰无论怎样喜爱自然，也不能在费尔巴哈反对个人永生观念的论据中找到有说服力的东西。这种观念在他看来是心理上必然要产生的。如果在他的心灵里，同永生的渴望一起还有自己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可以说是多神教的意识，那么这种意识在他那里只能使他不能像古代基督教徒那样地用死后不朽的思想来安慰自己。不，这样的不朽对他说来引诱力是太少了。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不朽，在这种不朽之下，他的个人的“我”和自然的美妙的“非我”之间的对立就可以永久继续存在下去。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不朽，在这种不朽之下，他就可以继续感觉到自己周围的灼热的空气，“缭绕着飘向无际的远方”和“成为无边无际的深不可测的蔚蓝色的天空”。他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不朽，在这种不朽之下，就可继续有“无数昆虫嗡嗡地打转，牛群悠然地结队而行，小鸟到处啼鸣”。简单地说来，在他看来，在基督教关于灵魂永生的观念中不可能有什么令人慰藉的东西，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肉体的永生。所以几乎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的，就是这个显然的真理：这样的永生是不可能的。
这当然不是赞扬，但这自然也不是指责，这是简单地指出一个事实，凡是希望了解俄国伟大作家心理的人都应该注意。
王荫庭 杨永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