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小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Mises）
1881年，米塞斯出生在奥匈帝国的莱姆堡。他于1900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毕业后，参加过庞巴维克的研讨课。他发表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学论着是1912年出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在这本书里，米塞斯对通货膨胀表现得无比厌恶，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商业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供应增加只会产生一个恶劣的影响，那就是生产结构严重扭曲。该理论后来被哈耶克继承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米塞斯在军中服役，战后，任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到1921年，他还担任了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负责起草终战条约的条款——解决交战国间战前的私人债务问题。1927年元旦，他创建的商业周期研究所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该所第一任所长。因对纳粹势力蚕食奥地利深感不安，1934-1940年他不得不移居日内瓦，担任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教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扩大，1940年，他移居美国纽约。
然而，此时的美国经济学界被凯恩斯主义主导，米塞斯遭受同行的放逐，他甚至找不到足以糊口的工作，直到1945年通过Lawrence.Fertig&WilliamVolker基金会的推荐，才在纽约大学得到访问教授的虚职。所谓的访问教授，实际上也就是对他学术成就的不认可，当时的纽约大学甚至拒绝给他薪水。到1949年，米塞斯一生中最伟大的着作《人的行为》（HumanAction）一书出版，但即使如此，他仍只能做访问教授，直至1969年退休。
但世俗的眼光无法掩盖他的伟大。2000年，他被《自由》杂志推举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获得如此高度的评价，主要得益于他在对理解人类经济社会运作基本原理方面所做出的诸多理论贡献。在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市场交易学和人的行为学等领域，他都曾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基于这样深刻的认识，米塞斯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缺乏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会导致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其理论依据是：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没有价格机制，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地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和信息，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央计划体制的失灵，以及经济的低效率乃至瓦解。20世纪最后10多年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改制，以毋庸置疑的史实验证了米塞斯对中央计划经济非可行性的理论判断。
米塞斯和他的学生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可以说是我自己认识的出发点。本书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就来自米塞斯的观点：“信用扩张确实能导致一时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迟早会归于破灭，导致新一轮的萧条。货币把戏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从长远看，它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
1883年，熊彼特出生在当时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省，1893年迁居维也纳。他于1901-1906年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他是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1906年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1919年任奥国财政部长，后在德国任教于波昂大学。经济大萧条的发生为纳粹主义兴起提供了温床，为此他不得不于1932年避居美国，任教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
熊彼特的重要学说主张是“商业周期（Businesscycle）”理论，这是熊彼特最常为后人引用的经济学主张。根据其说法，早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图克（ThomasTooke）就提出过类似“商业周期”的主张。此后，在重要的经济学家们的着作中也都略有提及，如李嘉图、朱格拉、马歇尔……因此，熊彼特谦虚地认为，他自己只不过是将前人对商业周期的理解予以总结并把定义与作用明确地展示出来而已。
根据他的集大成理论，他认为当景气循环到谷底时，某些企业将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而另一些企业则必须要通过“创新”来求得生存。只有将多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产生，才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其他新的竞争者加入。随着行业内竞争者的加入，必然导致利润递减，一切又回到之前的状态……
基于此，熊彼特认为：每一次萧条都意味着一次创新的可能。或者反过来陈述为：每次的创新都预示着下一轮萧条。而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主因就在于“创造性破坏”这一市场机制。这一机制不仅包括成功的创新，也包括打破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
但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能长久地生存下去。他说：“不，我认为它无法生存下去。”马克思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取代资本主义的这一观点，他是赞同的，但这一结果的出现，并非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是资本主义自己的失败所致。恰恰相反，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最后是被其自身诸多的成功所毁灭的。
在本书第四章《咎在认识》及第六章《复苏之路——创造性破坏》中，我曾先后引用他的相关观点。
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
布伦纳，欧美世界最为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社会理论与历史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布伦纳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历史理论”颇受学生欢迎。这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英语世界引发着名的“布伦纳之争”的资深经济学家，被学界冠以“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他的理论诉诸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当然也受到英国历史学派，特别是希尔顿和多布等人的影响。他以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为基础，认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源起，必须在新兴的生产关系中寻找。这就意味着在研究一个社会阶段向另一个更高社会阶段过渡时，不能单纯地从线性的生产力（特别是技术）自我发展的视角出发，而是要从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出发。在他看来，并非单纯的贸易或商业资本的全球扩展，导致了社会阶段的更替，如封建主义的必然灭亡和资本主义的必然兴起。真正的原因要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其所构建的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系统中去寻找。为此，布伦纳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财产关系”这一全新概念，他认为人们只能在既定社会财产关系的框架前提下从事一定形式的再生产，由此诞生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不同的发展模式。
他最新的一个观点是，2008年所爆发的经济危机归根到底就是一场因为生产过剩而导致的危机，也就是说，这场危机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明斯基危机而是一场马克思危机。在本书的第四章中，我引用他的相关观点。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R.Darwin）
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1831年，经他的老师、植物学教授约翰“史帝文斯“亨斯洛举荐，他以无报酬的“自愿博物学家”的身份，随“贝格尔号”环球航行，做了5年的科学考察。在这5年时间里，达尔文利用一切机会在地质动植物和生物特征等方面，做原始的观测与记录。此外，达尔文关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动物区系的研究，为他后来着名的进化论提供了许多基础性的资料。1859年，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出版。
在这本书中，他用了大量翔实的资料证明所有的生物并非神创，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的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他据此提出了“生物进化论”这一观点，摧毁了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里，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变异必须在生物的本性也就是内因和条件外因共同的作用下才能进行，且缺一不可。
达尔文认为关于变异，生物本身的内因往往比条件外因更为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直接决定着生物变异的方向和性质。在本书前言及第八章《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崩溃》里，我曾先后引用他的这一观点。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
汤因比出生在伦敦一个历史学世家，他的伯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汤因比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这位早逝的伯父而起的。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汤因比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并热爱历史。这些都为他在历史学上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一代历史学巨匠奠定了基础。
汤因比对历史有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着《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汤因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为此，美国《新闻周刊》曾这样评价他：他已成为一位世界通哲，而与爱因斯坦、史怀哲与罗素并列。
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类各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规律。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不过，文明的这种周期性变化并不表示文明是停滞不前的。在旧文明中生成的新生文明会比旧文明有所进步。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他认为：“适度的挑战，不但可以激励被挑战者获得一项较成功的回应，还可以帮助他们获得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可以驱使他们更向前迈进一步。”他认为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在本书前言及第九章《经济与政治》里，我曾先后引用他的这一观点。
辜朝明（RichardKoo）
辜朝明，祖籍台湾，其父为“台独”大佬辜宽敏。辜朝明自幼在日、美等国接受教育，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经济学学业后，作为经济学家任职于美联储，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受聘于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辜朝明有别于众多同行，他不是藏身于纯学术的象牙塔中，而是长期活跃在日、美等国经济金融舞台的第一线，因此他对诸多经济问题的视角和理解虽不深刻但却独到。
长期以来，对于美国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及日本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失落的10年”这样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传统的解释是：资本市场的崩溃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等问题凸显，造成信用紧缩，进而导致企业借贷困难，最终引发整体经济大规模的倒退。换言之，经济之所以出现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货币供给不足。因此，克服经济危机的必要手段就是通过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足够的流动性。
但经过对大量历史数据和资料缜密细致的分析，辜朝明认为事实恰好相反，他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在经济学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概念。他认为包括大萧条及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源并不在于货币的供给方，而是货币的需求方——企业。由于经济的衰退，股市及不动产市场的泡沫破灭，市场价格的崩溃造成在泡沫期过度扩张的企业资产大幅缩水，企业负债严重超出资产。为修复恶化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的动能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负债的最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