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一笑：“您放心，他们要一万，我保证五千成交。”
“真的吗？”
“当然！”
没多久，师爷果然以半价带回了富翁的尸体。
“您怎么办到的？”孝子问。
“这容易。”师爷说，“我告诉他们：‘正如你们所说，这是独家的买卖，这尸体只有一个买主，只有我们要，别人不会要。’”
关于沟通的故事之三：轮流坐上座为期两周的旅行团，却从第一天起就有团员产生摩擦。
“为什么那对老家伙总坐在最前面，又舒服，又看得清楚，又不必忍受后面厕所的臭味？”坐在巴士后面的人抗议。
“因为他们比较老，我们要敬老。”导游说。
“老人已经看了七八十年，理当让年轻人多看看，不能倚老卖老。”后面人又喊。
导游没办法，于是改成谁先上车，谁先坐。
结果大家连饭都没吃完，就急着往车上冲，而且好几次在车门推挤，差点打起来。
导游又改为抽签。
偏偏某些人总抽到最好的座位，还是有怨言。
最后，司机发言了：
“我们何不轮着坐，这次右边坐第一排的，下次坐第二排；这次坐第二排的下次坐第三排；这次坐最后一排的，下次转到左边最后一排；原来左边最后一排的往前移；那对老人始终坐左边中排不移动。于是一整车的座位成了圆圈，大家轮着坐，总会坐到前面，也总会坐到后面。”
他们有了个非常快乐的旅行。
关于沟通的故事之四：两全其美的妙法
两个人在图书馆里看书，居然吵了起来。
“什么事？什么事？”管理员跑去问。
“我要开窗！”一人说，“我需要新鲜空气。”
“我不要开窗。”另一人说，“我怕冷。”
“开一半窗，好不好？”管理员问。
“不好！”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其中一位到隔壁那间去看书，好不好？”管理员说，“那边没人。”
“也不好！”
管理员没办法了，请来图书馆主任。
“这简单！”主任说，“空气确实应该流通，也确实不能直吹冷风。”接着走到隔壁一间，打开了窗子。
“感觉到新鲜空气了吗？”主任问。
“有了。”那位要开窗的人笑着说。
“不会冷吧？”主任又问另一人。
“不会。”不愿开窗的人也笑了。
关于沟通的故事之五：各进一步、各退一步1977年，位于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西奈半岛成了世界上关注的焦点。这块地区是以色列军队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时，从埃及手上夺下来的。
10年后，双方终于能够面对面坐下来开始谈判。但是埃及坚持要以色列归还整个半岛地区；以色列说办不到。
有人问双方为什么坚持他们的立场。
埃及说：“这块土地在法老王时代就属于我们。它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尊！”
以色列说：“放弃西奈就如同放弃我们的盔甲。如果埃及拥有西奈，他们的坦克车随时都可以开过来！”
眼看事情要僵，甚至可能又引发战火，门突然打开，双方和平地走出来了！最后这个难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埃及的总统萨达特回去对他的人民说：“整个半岛都还给我们了！”
以色列的总理贝京则对他的民众说：
“不错，但埃及同意把西奈的大部分划为‘非军事区’。所以沙子上虽然插着他们的国旗，却不会有他们的坦克！”
这是沟通的时代
外交界的人常说，如果没有妥协，就没有商谈。如果真有绝对不能更改的事，就没有所谓外交。
通过沟通，敌人可以变成朋友；有出入的解释，可以变成“各自表述”；有争执的土地，可以“共同治理”；被割让的土地，可以物归原主。
这是个沟通的时代。两国的争端，不应该用打仗解决；夫妻离婚，不必破口大骂；今天生意谈不拢，明天还可能合作；议会里水火不容，沟通后可以“共同修法”。
只要我们有诚心、有爱心、有耐心，肯让对方坐上座，肯让自己先退一步，肯把对方的面子做足，肯在自己底线上有最大的弹性，而且知道这世界不是全属于我，也不可能只有我是对的，应该利益共享、团结共荣。
这世界必能更和谐，这社会必能更进步。
江航
谁都可以是天使
两年前，我和太太从北方的一座小城辞职来到杭州。太太在一家报社做编辑，我则继续做着我的老本行——电台的DJ。
我们借住在朋友的一栋老宅里，很老的房子，在离西湖不远的一条小弄堂里，已经有3年的时间。里面还有四五户人家，跟那些叽叽喳喳讲着南方方言的人，我们少有往来。
院子里有一个大大的铁门，上面有一把巨大的锁，院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把铁门上的钥匙。我们的铁门钥匙一直以来都在太太手中。也不知道是怎样形成的习惯，每一个住在院子里的人，从外面奔波回来，把自行车推进院子后，哪怕是在大白天，也要顺手把院门锁上。有时我在想，是否是因为南方人比北方人要警惕。
事情发生在那个炎热的午后。
那时我做的是下午3点档的一个音乐节目。我通常是在直播开始前的半个小时赶到电台。在夏天我有午睡的习惯。太太那天正好在报社拼版，中午不会回来。
平时午睡都是太太叫我起床，那天我就睡过了头，醒来的时候离直播只有半个小时了。以往的这个时候，我已坐在办公室里抱着一堆唱片准备进直播间了。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走到院子里，看到铁门上的大黑锁，这才想起钥匙在太太的手上。
我首先看在院子里是否还有其他的人，结果我发现整个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手忙脚乱了起来。院墙出奇地高，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到“狗急跳墙”，房间里又没有装电话。
我在院子里急得直跺脚。我站在铁门边，像是一个渴望自由的囚犯。然后通过门缝我看到了他。他是一个正好从弄堂里经过的小乞丐。他还是一个孩子，不会超过10岁。炎夏的午后，他只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大短裤，头发零乱得像是一蓬稻草，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背上的袋子，仿佛里面装满了宝物。
我喊住他，我想请他去巷口给太太打个电话。似乎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在我开口之前我首先想的是我是否应该先给他一点零钱作为一种报酬。我翻遍我的口袋，除了张百元的纸币便什么也没有了。我有些尴尬，我似乎还无法做到把100元当做是“零钱”给一个乞丐。
我飞快地跑回屋子想找出一些零钱，没有成功。然后我看到橱柜里放着的两个大大的昨晚剩下的馒头。隔着铁门，我把那两只还很松软的馒头递给了他。我看得出他很高兴，他用蚊子一样的声音向我道谢，转身准备离开。我叫住他，很简短地告诉他我需要他去巷口那个公用电话亭帮我打个电话，并把一张百元纸币放在了他的手掌上。他看了看手里的那张纸币，然后又看了看我。我试着对他微笑，隔着门，我再次对他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非常着急。然后我看到他飞快地向弄堂口奔去。
10分钟以后他还没有回来，我想他不会回来了。当时我给自己的安慰是，他不回来是对的——他不是一个愚笨的孩子。
然后我的邻居回来了，邻居打开了铁门。我借了邻居的钱飞奔到大街上去拦的士。
直播没有延误。
晚上问起太太，她说没人打电话给她。我笑着对太太说我白信任那个孩子了。
太太笑我。我和太太一致认为那个孩子把钱拿去改善生活了。也只是如此而已。我和太太的生活一如既往。
两个月以后的一天，我和太太在忙着搬家。在文华路上，我们终于分期付款有了自己的房子。大铁门敞开着，我和太太与那些搬家公司的人一起忙里忙外。太太突然对我说，门口有人盯着你看呢，顺着太太的目光望过去时，我就愣住了：居然是那个小孩！
他怯怯地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似乎已经很久。我看他的时候，他的眉宇微微地舒展了一下。然后，他伸出他的拳头，缓缓摊开自己的掌心。
是一张揉成一团的百元纸币。他把那只手伸给我，黑亮的眼睛望着我和太太。
他似乎是个一贯沉默的孩子。
他还用那种蚊子般细小的声音说道，那天，那天我是去准备打电话的……那天他沿着长长的巷子刚跑出去，一辆突如其来的小面包车把他的腿撞伤了。
他的小伙伴救了他，他在他简陋的房间里，躺了两个月。
尽管我们告诉他他可以保留这张纸币，这100元是他的了，可是男孩走的时候，还是固执地把钱留了下来。我和太太安静地注视着他的离去，用一种近乎崇拜的眼神。
也许，生活可以庸俗地把城市当中的人分为三六九等，但是那一瞬间，我开始相信，诚信作为一种古老的品质，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发出天使一样的光芒，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的人生。
刘湛秋
随便找个自己的座位
天底下，你活着，总会有你一个位置。
你在办公室，你在山中的茅舍里，你在火车上，你在公园的湖畔，你在豪华的别墅，你在街心的一角，你在舞台的中心，你在拥挤的观众中……总会有你的位置，无论这个位置是大是小，是重要还是平凡，你总有一个位置。
你失去社会的位置，失去职业的位置，或是失去爱情的位置，但最终还会剩下一个大自然赋予你的位置。
只有当你最终离开人世，属于你的位置才消失。
当然，这么去理解是非常消极的。
在人的一生中，位置十分重要，它是一个人终生奋斗的目标，甚至是人类繁荣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原始社会中，人类刚从原始的动物状态进化出来，位置的问题，也就毫不留情地摆在生存的空间之上。如果你是酋长或部落统领，你的位置立刻显赫了，你瞬间与众不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立即享有特殊的待遇。奴隶会羡慕苏丹的后宫，百姓会胆怯红色的宫墙，教徒会膜拜梵蒂冈的圣殿。
某种位置代表着权力，也是利益上及精神上的满足。
在位置的争夺中，演出了多少或残酷或惊险或诡谲或奇丽或悲壮或忧伤或英武或卑琐的故事，所有的历史为此而形成，所有的艺术为此而丰满，人类故而光怪陆离，不可理解而又能演绎得头头是道。
而另一种争夺则如水下的暗涌，表面亦如晴朗的天空，一汪平静的湖，那是精神领域中的角逐。一部书的诞生，一项科技的孕育，一种表演技巧的攀登，都在不断地变换着人与人的位置。
还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位置。也许，它属于天然的成分更多一些，但也不尽然，往往也充满了戏剧性的痛苦和残忍。
总之，争夺充满了人生各个层面，如果是单纯的争，气氛多半会平和的，而如果是复杂的夺，就必然充满硝烟味。“两虎不同笼”、“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就赤裸裸地表现出人的特性和对位置的贪婪追逐。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时，项羽在路旁观看，立即说：“彼可取而代也。”就是这种心态的绝好写照。一个位置，有你无我，在今天的现实中，这种状况依然延续。大至总统、议员，小至一个科长的位置，也莫不有幕内幕外的故事，东西方皆如是。
中国人对位置看得更重，更褊狭，甚至座位、座次都斤斤计较。《水浒传》里的卢俊义未上梁山之前，第二把交椅只能空着；中国人吃饭，坐席也分出主次，马虎不得。这种观念，渗透至生活中每一个细微的毛孔。
位置的问题，使我们本来就不轻松的生活平添了许多累度。
漫步在大自然的怀抱，徜徉于潺潺流水声中，我常常为大自然的和谐感动。各种奇丽的鲜花径自开放，它们占有自己的位置，却无意于身旁的鲜花。各种伟岸的树生长着，它们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们的根须互相交错。当然，在动植物界也还是有天然的生态平衡，但那是为大自然所选择的。
我们能否更靠近自然呢？人类正处于从童年走向青壮年（地球的46亿年中，人类社会毕竟才几千年啊）这样庄严的时刻，我们这般高意识的生物总该更懂得如何处理自身的弱点。至少，我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啊。
作为一个人，我们存在了，就有存在的权力，也就有占一个位置的权力。
但是，我总在思索，怎么才能更轻松更和谐地生活。
其实，我们只需找到一个支点，找到内心平衡的支点。这就是说，重视自己，发展自己，但不去争夺什么位置。只要你自己感到舒畅，什么位置都是可爱的。你上班八小时有自己的位置，八小时外你有一个更宽阔、更随意的位置。这不是号召退归山林，与世无争，而是真正认识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向。当我们的自身价值发挥出来时，我们总会有一个位置，尽管我们并非渴求这些。我们会活得很充实、很轻松。我决定这样去生活。
漫长的人生岁月使我愈来愈懂得，重要的是减轻身上的负载，包括心灵上的负载。
悄悄地让出多余的位置，为心灵轻松而宁愿远离。
这是两年前写的一首诗的其中两行，这种心态帮助我逐步走向真正的人生，虽然为时晚了一些。
悄悄走进人生的露天剧场，环顾偌大的中心舞台，随意穿过圆形看台，在剩下的空位中，我只随便为自己找一个座位……如果没有空座，那我就在后排或过道中站着……肖颂
他们曾相互守望
三十年了，老街上的一段往事一直藏在我心灵的深处，永难忘记。
三十年前，我住在松江老街——谭东街。街尾住着一个捡破烂的老头，他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但还算干净。每天，他总背着破旧的大布袋，拿着铁钩子，巡回在垃圾箱之间。我是在公用给水站认识他的。常见他用一只小铝锅，淘点米、洗把青菜什么的。一次，他匆匆走时，忘了小铝锅，我就拿起铝锅给他送去。在他的小棚屋里，我看见堆着整齐的破书，铁丝上挂满洗净的破布片。他钻出破烂堆看到我，眼神里交织着惊讶和欣喜。从此，在老街我成了唯一和他有来往的人。
我喜欢读书，可那时除了政治书籍，没有其他的书可读，可我在老头那里找到了一个“图书馆”。他帮我整理出被撕裂的《青年近卫军》《茶花女》《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禁书”。给我看那一本本用糨糊粘贴起来的书，老头是要冒风险的。可他极其信任我，每次只有一句“悄悄看”的叮嘱。
后来，我从街坊那里隐约听到：老头是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流落到了老街。
有好几个晚上，我走过老街口的大构树，透过对面屋子里的灯光，看到老头坐在大树下。他安详的神色令我诧异。问他，他敷衍道：“睡不着，出来透透气。”在小棚屋我又多次看到，他把卖破烂得来的零碎分币，换成一张张一毛钱的角票，用盛满沸水的破搪瓷杯子一点点烫平。他此时脸上的喜色让我疑惑，但他也不解释什么。我对他的身世充满了好奇，却从未问起。
虽然我对老头有着种种猜测，可我们之间却很默契。他捡他的破烂，我看我的破书，有时帮他跑跑腿。时间就像流水一样慢慢淌过去。
直到有一天，我又去拿书时，老头忽然一脸郑重地要我“帮个忙”。他拿出一只粗糙的木盒，给了我一个秘密的嘱托，我答应了他。
过了一个星期，他永远地走了，估计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器官衰竭而逝的。
因他所托，我打开了木盒。上层是一张给我的字条，言语之间的信任和感谢使我热泪盈眶。和着泪花我看到好几叠烫得平整的一毛钱角票，最下面是一封厚厚的信。
晚上，我瞒着家人，怀揣着木盒，走到老街口大构树对面，敲开了一扇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用警惕的目光审视着我，我顾不得说什么，一头冲进去，把木盒交给了她。片刻，老太那瘦削的肩和纤细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伴随着的是极度压抑的抽泣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