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为领导者们树立了处理好同下级关系的典范。他所倡导的“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一致”的原则，平等而不摆架子的原则，公正而不谋私利的原则，放手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以及他所创造的一系列处理上下级关系的正确方法，如言传身教、宽以待人、关心爱护等等，都是我们今天在工作中调整人我关系时应遵循的准则。
一、尊重同志，平等待人
作为领导者，要获得较高的权威，不仅要求本人有崇高的思想品德、高超的领导艺术，还要求处理好与下级的关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下级的希望和要求，用自己的为人处世缩短与下级之间的心理距离，达到在互相理解基础上的充分尊重和服从，即“情感认同”，这是融洽人我关系的重要心理基础。
毛泽东非常注意与下级关系的处理。他说：“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团结好党委这班人。”这里，毛泽东形象地把领导者处理与下级关系的艺术称之为当好“班长”的艺术。
因为握有一定的权力，领导者所处的地位常常给下级一种敬畏感。在这种敬畏感的支配下，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往往会从理智和感情两方面去体会和接受。常常有这种情况，即使领导者的意图是正确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所下达的指示也是合乎实际的，但如果在待人的态度上，不能给下级一种平等感、亲近感，就会大大影响下级对上级指示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得到事与愿违的效果。因此，领导者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平等而不摆架子，是赢得下级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条件。这种平等既表现为上、下级在真理面前的平等，又表现在人格上的平等、工作作风上的平等。这是毛泽东处理同下级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
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征途中，毛泽东从来不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或者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他总是把自己当作普通群众中的一员，时时、处处、事事和下级一样，既不搞特殊化，也不摆优越感，而且把自己当作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
1935年5月，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人民聚居的大小凉山地区后，来到了安顺场。因为敌情万分紧张，后有数十万敌军拼命追来，前有四川军阀扼守着大渡河所有的渡口，又派向各个渡口急性增援。因此，毛泽东和“总部”首长研究决定，急令部队连夜向安顺场出发，并且发布命令：为了在大渡河架设浮桥，每人必须携带两根毛竹。
毛泽东给自己找好了四根毛竹，比规定多拿一倍。出发后，看见背负过重的战士和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这样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羊肠小路上夜行急进，十分吃力，又替他们背枪、背米。警卫员知道毛泽东经过一整天强行军已经是相当疲倦了，便再三要求毛泽东给他们分出两根毛竹来。可是毛泽东不同意，他边走边说：“执行命令，大家都有份。我有多少力气就使多少力气。你们背的东西也不轻嘛！”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是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条件好了，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更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位普通人，与下级一样处事。1953年，毛泽东到武汉视察，由于他以前曾多次去过武汉三镇的武昌、汉口，所以，这次特意提出要去汉阳。但武汉的同志考虑到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也没有渡江的轮船，坐筏子很不安全，所以反对毛泽东的汉阳之行。毛泽东没有向他的下级讲道理，只反问一句：“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
毛泽东把自己和下级列于同等位置之上，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作为下级，除了钦佩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在工作中是这样，在普通的人际交往中毛泽东也是这样的。1941年秋，毛泽东请一位客人到杨家岭做客，他就是延安南川吴家枣园的劳动模范郝光华。
两个人坐在窑洞里拉起了家常。在闲谈中，毛泽东与郝光华平起平坐，十分随和，他从吴家枣园村子有多大，劳力有多少，问到开了多少荒地，养了多少家畜……郝光华一一回答后，看到毛泽东眼中的血丝，说：“主席，你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少，太劳累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已经习惯了。我看了你们的材料，倒觉得你要注意身体，该歇的时候还是要歇，别把身体累坏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粮食是宝中之宝，生产粮食最光荣……人不吃饭，就要挨饿。没有粮食，机关、部队、学校吃不饱，那我们还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吗？我们依靠的就是老百姓和他们种的庄稼啊！”
两个人一直谈到吃晚饭时间，毛泽东执意留郝光华吃饭。饭菜端上来了，毛泽东请郝光华坐上首。郝光华不肯，他随便找了个地方说：“主席，我就坐这里吃吧！”
“你是客人嘛，还是坐在那里，不要客气！”毛泽东并不把自己作为什么领导，高人一等，坚持把郝光华请到了上首坐下。郝光华刚拿起筷子，毛泽东就给他夹菜，碗里饭还未吃完，就又给添满了。
黄昏，毛泽东亲自把郝光华送出一里多路，还叮嘱他：“以后有空常来。”
在人际交往中，毛泽东从不把自己置于下级之上，摆架子，充权威，高不可攀，或盛气凌人，他是与下级融洽相处的平等一员。
（二）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处理人际关系，时刻体现出与同志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关心对方，但这种关心不是用语言来表“白”而是用行动来“显示”。毛泽东这种处理艺术，不仅消除与对方的差别，而且使对方深受感动。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把萧军作为自己的诤友。1941年8月10日晚8点半，萧军到毛泽东住处谈话。
萧军没客气，对毛泽东说：“最近来了一些作家你都没见过，有的来挺长时间了，他们奔延安，一方面是奔革命，另一方面也想会会负责人，你是否同他们见一见？”毛泽东二话没说答应了。
第二天傍晚，毛泽东来到萧军住处，因事先没打招呼，半小时后艾青才来，罗烽、舒群正巧外出，没碰上。
第三天早晨，萧军接到毛泽东的条子：“萧军同志：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有必要的。”这天上午，萧军约了好几位作家及夫人们，去毛泽东那儿叙谈，毛泽东还请他们吃了午饭。
萧军是个直性子。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他怕自己又在会上引起争执，打算去三边(延安西边的定边、靖边、安边堡)体验生活。毛泽东理解萧军的想法，但认为有思想、敢提意见的人不到会不行。1942年4月5日，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13日和27日，毛泽东又两次去信挽留，让萧军开完会再走。经过毛泽东做工作，萧军留下来参加了会，并在自由发言时第一个发表了意见。
萧军是一位作家，是毛泽东的下级，但是，在与萧军的交往中，毛泽东很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因此也获得了萧军的友谊。工作中，毛泽东也很注重与下级的平等相处。
1947年的延安，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物质条件极其艰苦，当时马列学院的设施是非常简陋的。但学院的学风很好，经常请党中央领导同志作报告，这对迅速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一天上午，学院领导决定派校务处长韩世福、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4人去接毛泽东来学院作报告。这4人接到命令很为难：毛泽东是党中央主席，接他来，即使不讲究排场，可总得像个样子啊。老百姓接亲，无车无马无轿子还可以把毛驴打扮一下，他们总不能赶着骡马去接毛泽东主席来作报告啊！可负责学院日常工作的党支部书记张启龙开导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我们的情况，不要紧，去吧。主席很忙，作报告不是什么紧急事，不知排没排上主席的工作日程。你们早点去，如有变化，我们好另行安排课程。无车无马就陪主席走走吧。”就这样，他们4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态去接毛泽东。
从马列学院到杨家岭，少说也有四五公里之遥，中间横着延水河。当他们跨上桥头时，迎面正碰上匆匆走来的毛泽东。主席脚上的布鞋蒙上了一层灰尘，未等他们4人开口问好，毛泽东却抢先问：“你们4人风风火火的，要干啥子去？”
邓力群回答：“学校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你们放心好了，学院派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邓力群连忙解释。
毛泽东扬起手来摇了摇，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到这里，毛泽东环顾一下四周，很认真地说：“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啊，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
几句玩笑话，把领导者和下级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接着，毛泽东又一边笑，一边一个劲地摆手，说：“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然要革命，既然要和旧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一番革命道理如涓涓细流浸入每个人的心田，使他们从心底里感到毛泽东十分平易近人，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毛泽东迈着稳健、从容的步伐，一边走一边向他们了解马列学院的情况。分手时，毛泽东握着他们的手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是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毛泽东这种朴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处处给下级一种平等感、亲近感，使他们觉得领袖来自人民中间，但其伟大、英明又是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
一位老教授回忆他在延安会见毛泽东时的情景说：“我去见主席，主席拿出纸烟来招待，可是不巧纸烟只剩下一支了。你想主席怎么办？他自己吸不请客人吸，当然不好；请客人吸自己不吸，客人肯定不同意。于是，毛主席将这支烟分成两半，给我半支，他自己半支。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待下级随和、诚恳、平等而又亲切，这使我很受感动，终生难忘。”然而，被毛泽东这种作风所感动的何止一个老教授？
（三）你走之后我这里再不会有卫士长了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经常接见来自各地的学者、名流，他们的观点虽然和共产党人不尽相同，但他们与毛泽东谈话后，都一致称颂他，其中奥妙就在毛泽东很“尊重别人”。毛泽东认为尊重别人是个原则问题，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别人。这就是说领导要坚持上下级之间在人格上的平等。毛泽东历来主张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上下级关系是新型的同志式的平等合作关系，无论上级或下级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同志。上下级之间，只有职务、分工的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分。
1947年8月，在转战陕北期间，组织上决定派原来在周恩来身边做勤务员的李银桥给毛泽东当卫士。但李银桥有自己的想法，主要是考虑自己参加革命工作10年了，一直当勤务员、警卫员和卫士，认为进步比较慢。而与他同年当兵的人有些已经是营、团级干部了。他想自己在周恩来那里已经干了一段时间，以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调到毛泽东这儿来，总不能刚来就提出走，过一段时间提出来也不一定行。因为他深知毛泽东很恋旧，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笔砚茶缸，感觉用着习惯，有了感情，再有多好的也不换。何况是个生龙活虎的卫士！毛泽东和他相处惯了还肯换吗？所以，李银桥考虑再三，向组织上表示不愿去。毛泽东听说后没有发脾气，相反表示，不要再考虑别人了，我就要他。当李银桥来到毛泽东身边后，毛泽东不是以权威压人，而是详细地了解了他不愿做卫士的原因，恳切地征求李银桥的意见。最后说：“你不想来，但我的工作需要你，得有个妥协。”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李银桥回答。
“不能太委屈你了，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毛泽东认真地望着他的这个小小的部下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为我服务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可是‘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是够高的，但职务太低。我给你要个长，做我的卫士组的组长。”毛泽东又略加沉吟了一会儿，做了个手势：“来！我们订个君子协定。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在封建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国民党部队里，官对兵“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在近现代资产阶级那里，如果上头要用你则根本没你选择的余地。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如此尊重下级的人格，尊重下级的要求，设身处地为下级着想，这充分地表现了他处理与下级关系的高超艺术，充分体现出这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
出乎李银桥的意料，半年时间满了，毛泽东记起了“君子协定”。他不无挽留之意地对李银桥说：“今天是2月19日，你来了半年了，整整半年。你还想走吗？”
李银桥垂下了头，心里很矛盾，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讲实话：“想走。”当他看到毛泽东那怅然若失的神情，又有些不安地说：“如果主席……”毛泽东做了一个断然忍痛割爱的手势说：“不！咱们有约在先。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但是，半年和毛泽东的朝夕相处，李银桥实在难以做到说走就走。所以，他又不由自主地说：“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前面订的协约算是结束了。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订约。”
毛泽东笑了：“好，那好，我们重新订约。半年，你再帮我半年，看我打败胡宗南。”
到1948年8月，续约的时间又到了。毛泽东实在舍不得李银桥，只好又征询他的意见：“银桥，又到日子了。我想再借用你半年，看我彻底打败蒋介石，好不好？”这时，李银桥跟随毛泽东左右已一年了。他目睹毛泽东的超人的智慧、毅力和扭转乾坤的力量，那是何等撼人心魄的日日夜夜啊！他已经深深地被毛泽东的魅力和人格所吸引、所征服，已经决心心甘情愿地跟随毛泽东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