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在法国国土上作战，要在各个海洋上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保卫我国本土，我们要在滩头作战，在田野、在山上、在街巷作战；我们永不投降。
温斯顿·丘吉尔，英国首相。早年毕业于桑赫斯特军事学院，参加过英国与南非布尔人的战争。1900年以后连续当选为保守党议员。历任殖民、贸易、内政、海军、军需、陆军、空军、财政和国防大臣等职，希特勒上台后，他主张联苏制德，反对当时的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1939年二战爆发后，入战时内阁任海军大臣，1940年任首相，领导英国人民对德作战。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后，立即发表声明援助苏联。与罗斯福提出《大西洋宪章》。他是二战时期“三巨头”之一，参加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对战胜法西斯德国起到了很大作用。战后他揭开了“冷战”的序幕。
丘吉尔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闪电战》与《珍珠港》选自丘吉尔卷帙浩繁的《第二次大战回忆录》。另一篇是1940年6月4日向议会汇报敦刻尔克撤退时的演说。
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
德军突然发动大举进攻，好像一把锋利的镰刀，紧紧围逼住北部联军的右翼和后方。德军的八、九个装甲师，每师约有各种装甲车四百辆，这些车辆分组成一个个精心搭配、相互呼应的独立作战单位，插入了我军，切断了我军和法军主力的一切联系。德军断绝了我军的粮食弹药供应。我们的粮食弹药补给线直达亚眠，然后又通过阿布维尔。德军沿岸直抵布洛涅和加莱，逼近敦刻尔克。在这支装甲机械部队突击之后，是用军车运载的许多个德军师团，再后面紧跟着的就是大批行动较缓慢、阴沉残酷的德国常规军和德国平民了。这些人素来是甘心情愿被人牵着鼻子闯进别人的国土，去摧残别人的自由与安适生活的。这种自由与安适生活，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从未享到过。……
与此同时，皇家空军早已参战，在航程所及范围内从国内基地出动打击敌人；现时并用部分城市空防战斗机的主力，袭击德轰炸机群及掩护它们的大批战斗机。战斗的时间持续很长，也十分激烈。后来，战场的形势突然明朗化起来。目前，只是在目前；隆隆的枪炮声暂时渐渐止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靠着完善的工作、机智、技能和耿耿忠心争取得来的奇迹般解救。在撤退中的英法联军阻击了敌人，使其受到严重挫败后不能从容撤退。皇家空军向德国空军的主力进击，使之受到至少四倍于我们的损失。我们的海军动员了各种舰艇近千艘，援救了33．5万余英法军兵士，使之脱离虎口，免遭折辱，安返本国，立即投入新的斗争。但是我们应该十分谨慎，切不可将此次解救成功说成是一场胜利。在战争中，胜利是不能靠撤退赢得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此次援救中我们确是打了一场胜仗。……
然而，我们庆幸如此众多的士兵得免于难之际（在整整一周里，他们的亲属处在极度紧张痛苦的等待中），切勿因此而看不到法国和比利时领土上军事惨败的事实。法国军队被削弱，比利时军队全军覆没，曾经赖以确保安全的防线大部分被破坏，许多宝贵的矿区和工厂已归敌人所有，海峡港口全部落入敌手，后果严重，我们还必须准备承受对我们或对法国接踵而来的第二次打击。我们已得知希特勒先生计划入侵英伦三岛，这一点我们早就预料到了。当拿破仑的平底军舰和大军在布洛涅驻扎了一年之久时，有人告诉他：“英国到处有荆棘蒺藜。”是的，英国远征部队得救回来后，英国的荆棘蒺藜就更多了。
如果所有人都忠于职守，如果我们的工作不出纰漏，事事都像现在那样安排周密，那么，我是充满信心的。我们将又一次证明我们能够抵御战争的风暴，抗击强暴的威胁，保卫自己的岛国。如果必要，我们就进行持久战，如果必要，就孤军作战。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准备做的。这就是英王政府以及政府中每一个人的决心。这就是国会和全国国民的意愿。由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需要联系起来的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将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土，将亲如同志，尽一切力量彼此支援。虽然欧洲的大片土地和许多有名的古国已经或即将沦于盖世太保及一切可憎的纳粹机构之手，我们也不会气馁，不会屈服。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在法国国土上作战，要在各个海洋上作战，我们的空军将愈战愈强，愈战愈有信心，我们将不惜一切牺牲保卫我国本土，我们要在滩头作战，在登陆地作战，在田野、在山上、在街巷作战；我们永不投降，即使整个英伦岛或大部分土地被占，我们饥寒交迫一一这一点我认为是绝不可能的一一那时，在英国舰队守卫下武装起来的英帝国海外领地将继续斗争下去，直至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已届，新大陆将挺身而出，以其全部力量支援旧世界，使旧世界得到解放。
（石幼珊译）
闪电战
德国对不列颠的空袭，反映了敌人是意见分歧，目标矛盾，而且从来没有彻底完成过计划。在这几个月里，敌人曾经有三、四次放弃了一种使我们感到极大压力的攻击方式，改而采取另外的新方式。不过，所有这些阶段都是彼此重叠的，很难用准确的日期加以划分。每一个阶段都和下一个阶段相衔接。初期的空袭是力图把我们的空军卷入在英吉利海峡和我国南部海岸上空的战斗；接着是袭击我南部各郡，主要是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敌人的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空军的组织；然后是接近并到达伦敦；跟着就以伦敦为最主要的空袭目标；最后，当我们在伦敦上空战胜时，他们又重新分散袭击各郡城市和我们经默尔西河及克莱德湾通往大西洋的唯一生命线。
我们曾经看到，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9月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袭击我南部海岸机场时，是如何使我们疲于奔命。可是到9月7日，戈林公开掌握了空战的指挥权，由白天空袭改为夜间空袭、由袭击肯特和苏塞克斯的战斗机机场转为轰炸伦敦建筑物最集中的那一大片地区。小规模的白天空袭是司空见惯，从未断过，而一场大规模的白天空袭仍可能到来；但总的来说，德国进攻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对伦敦的轰炸持续了57夜。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结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片住宅区遭受过这样的轰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被迫面临轰炸所造成的困难和恐怖。
在将近8月底的时候，敌人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我们也立刻回敬，对柏林进行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由于我们必须飞越较远的距离，所以同从邻近的法国和比利时机场袭击伦敦相比，规模就不能不小得多。战时内阁极力主张还击，主张拼一下，向敌人挑战。我深信他们是正确的，并且深信，只有让希特勒认识到英国人的愤怒和意志力，才能使他感到十分震惊或打乱他的计划。他在内心是佩服我们的。当然，他利用了我们对柏林的报复大作文章，并且公开宣布德国的既定政策——要把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炸成一片废墟。他在9月4日宣称，“如果他们袭击我们的城市，我们就干脆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确曾拼命这么作了。
德国人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空中力量；第二个目的是粉碎伦敦人的斗志，或至少要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法居住。这些新的目的，敌人都没有达到。我们飞行员．的本领和勇敢，我们飞机的优异性能以及他们的严密的组织，使皇家空军赢得了胜利。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人民现在也表现了各种各样同样优秀的、为不列颠的生存不可或缺的美德，他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受自由熏陶的社会力量是多么强大。
从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二百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在此以前的三个星期对我各郡城市进行的初期轰炸，使我们大量分散了我们的高射炮部队，所以当伦敦成为主要的袭击目标之初，安设在伦敦的高射炮只有92门。当时认为最好是让第11大队指挥的夜间战斗机在空中自由活动。在夜间战斗中，有六个中队是“伯伦翰”式和“无畏”式战斗机。夜间战斗那时还处在幼稚阶段，使敌人遭受的损失很小。我们的高射炮兵却因此一连三夜没有开炮。当时，他们本身的技术也低得可怜。尽管如此，鉴于我们夜间战斗机存在的弱点和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决定准许高射炮手随意使用他们最好的技术，放手射击他们看不见的目标。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把高射炮从各郡的城市撤回来，使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48小时内增加了一倍多。我们自己的飞机躲开了，高射炮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到了。
伦敦居民呆在他们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忍受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袭已有三夜了。突然，在9月10日，整个防空火网打开了，而且伴随着强烈的探照灯光。这轰隆隆的炮火给予敌人的损害并不大，但它却使居民们大为满意。每个人都欢欣鼓舞，认识到我们对敌人进行还击了。从此以后，高射炮队就经常开炮；当然，由于经常练习和熟练以及当前的迫切需要，射击技术便不断有所提高。德国入侵飞机被击落的数字也逐渐增加。有时，高射炮队暂停射击，让作战方法也大为改进的夜间战斗机飞临伦敦上空。夜间空袭之外，还伴之以几乎是连续不断的白昼空袭，有时来的是小队敌机，有时甚至仅仅只有一架，在整个24小时内，经常是每隔一会儿就有一次警报。七百万伦敦居民对于这种奇特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
关于“闪电战”，我当然知道成千上万的人有许多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要讲，所以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只谈几件我个人的见闻。
轰炸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在思想上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在伦敦西区，每个人都照常工作、娱乐、吃饭和睡觉。剧场里经常客满，熄灭了灯光的街道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同巴黎的失败主义分子在他们5月间一遭到严重的空袭就怕得要死，喊叫连天的情况相比，伦敦人的这些反映可以说是健康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中，我和几个朋友正在吃晚饭，斯多诺威大厦朝着格林公园的几扇大窗全部开着，公园里闪烁着高射炮的火焰，还时而被一颗爆炸的炸弹的火光照得通明。我觉得我们在冒不必要的危险。吃完晚饭后，我们走到那俯瞰大堤的帝国化学公司大楼去。从那些用石头构筑的高高的阳台上可以眺望美丽的河景。南岸至少有十几处地方在燃烧，正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落下了几颗重型炸弹，有一颗距离很近，我的朋友们急忙把我拉到一根坚固的石柱后面。这一次，证明了我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享受上应当受到许多限制的看法是对的。
在白厅周围的那些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唐宁街的房屋已有250年的历史了，这些摇摇晃晃修得很马虎的房屋，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承建的，上面迄今还留有他的名字。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为唐宁街十号和十一号的居住者构筑了防空壕，并把地面下的那些房间的天花板用另外一层木头天花板和结实的木柱支住。人们认为这样就能在房子被炸毁或震塌时支撑残垣。当然，无论是这些房间或防空壕，都是经不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的。在9月的后两个星期里，已经作好准备，把我的内阁办公室搬到斯多利门附近、遥对圣詹姆斯公园的比较新式和坚固的政府办公大楼。我们把大楼称为“新楼”。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这时的炸弹当然比以后备阶段投的炸弹小。但是在新居还未准备就绪之前的一个时期里，唐宁街的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我们好像是生活在前线的一个营指挥所里。
在这几个月里，我们的夜间内阁会议是在“新楼”地下室里的作战指挥室举行的。从唐宁街到那里，必须步行穿过外交部的四方形院子，然后向上攀登，从正在为加固作战指挥室和地下办公室而灌注混凝土的施工队中间走过去。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对动过大手术后身体赢弱的张伯伦先生是多么困难。但是任何困难也挡不住他，他比前几次参加内阁会议更加衣冠楚楚，举止从容，态度坚定。
1940年9月末的一个傍晚，我从唐宁街十号的前门向外张望，看见工人们正在把沙袋堆在对面外交部地下室的窗前。我问他们在作甚么。他们告诉我说，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动过手术以后，必须得到特殊的定期治疗，而在唐宁街十一号的防空壕里进行治疗很不方便，那里在经常不断的空袭时至少聚集着20个人，因此，他们就在这里给他准备一个私人用的小小的地方。他每天矜持地、敏捷地、衣冠楚楚地遵守一切约会。但是，实际情况摆在面前。他怎能经受得了。我行使了我的职权。我穿过十号与十一号之间的过道找到了张伯伦夫人。我说：“他病成这样，根本就不应该留在这里。你必须把他送走，等他恢复健康再说。我每天都把所有的电报给他送去。”她就去找她的丈夫。不到一小时，她告诉我说：“他愿意听从你的意见。我们今晚就走。”我从此就再没有见到过他。不到两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我确信他是希望死在他的岗位上的。我们不能让他这么作。
还有一个晚间（10月14日）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也有深刻的印象。当照例的夜间空袭开始时，我们正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厅用晚餐。同我一起用餐的是阿奇·辛克莱、奥利弗·利特尔顿和穆尔·布拉巴宗。钢质百叶窗已经关上了。在我们周围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几次巨大的爆炸声，不一会，一颗炸弹就落在近卫骑兵阅兵场上，距离我们大约一百码，声音很大。突然间，我猛地想起来了。唐宁街十号的厨房高大宽敞，从一个大约25叹高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餐厅司务和客厅女服务员若无其事地在继续上菜，但是，我一下就注意到了这扇大窗，在大窗后面，厨师兰德梅耳太太和一位女厨正在不动声色地工作着。我猛然站起来走进厨房，告诉餐厅司务把饭菜放在餐厅的热饭器上，吩咐厨师和其他仆人照往常一样躲到防空洞去。当我重新就坐仅仅约三分钟的光景，一声巨响，近在咫尺，接着是猛烈的震动，说明房子已被炸中。我的侦探进来说，损坏很严重。厨房、餐具室以及靠财政部那边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
我们到厨房去观看现场。厨房全部破坏无遗。炸弹离此50码，落在财政部内，爆炸的结果把这间宽大整洁的厨房连同所有擦得闪闪发光的炊具盘碟等炸成一堆乌黑的尘埃和瓦砾。大玻璃窗被炸成了碎玻璃和碎木片，散落在屋子里，如果屋里有人的话，一定会被炸成粉碎。幸亏我当时忽然想到——本来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一一想到得恰恰是时候。院子对面的财政部的防空壕被一颗炸弹直接命中炸得粉碎，在那里担任国民自卫军夜间值勤工作的四个公务员被炸死。不过，他们全都被埋在一大堆瓦砾下面，我们不知道死者究竟是谁。
空袭仍在进行而且似乎是更加猛烈，我们便戴上钢盔走到“新楼”的屋顶去察看情况。然而在走上屋顶之前，我禁不住要从防空洞里把兰德梅耳太太和其他的人带去看看他们的厨房。他们见到一片废墟的景象感到很难过，但主要的原因是见到厨房已经乱七八糟，很不整齐！
阿奇和我登上“新楼”的圆顶阁楼。那天夜里晴朗无云，可以看到伦敦很远的地方。看来，帕尔麦尔大街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起火。那里至少有五处大火，在圣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有大火。对面，在河那边较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在燃烧。但是帕尔麦尔大街烧得最厉害，简直是一片火海。空袭渐渐停止了，不久，“解除警报”的笛声响了，剩下的只是几处熊熊大火。我们走下楼来，回到“新楼”二楼我的新住所，我们见到保守党总督导员戴维·马杰森上尉，他经常是住在卡尔顿俱乐部的。他告诉我们，俱乐部已被炸得粉碎，事实上我们根据起火的情况来看，早就想到它已被炸了。他和大约250名会员与职员一起呆在俱乐部里面。俱乐部挨了一颗重型炸弹。朝着帕尔麦尔大街的门面和庞大的顶部坍塌在马路上，掩埋了他那部停放在前门附近的汽车。吸烟室里坐满了会员，整个天花板正落在他们的头上。我在第二天去看了俱乐部的废墟，觉得，他们大多数人没有被炸死，似乎是不可思议。然而，就像一个奇迹似的，他们全都由尘埃、浓烟和瓦砾堆里爬了出来，虽然有许多人受了伤，但没有一个人死亡。当这些事传到内阁时，我们的工党同僚们诙谐地说道：“真是魔鬼保佑魔鬼。”昆廷·霍格先生就像阿尼埃斯从特洛埃的废墟中背出派特尔·安齐赛斯那样，把他那位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父亲从俱乐部的废墟中背出来，马杰森没有住宿的地方，我们为他在“新楼”的地下室准备了毯子和床，总之，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但从建筑物遭到的严重破坏来看，令人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不到五百，受伤的也只有一两千。
有一天午餐后，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到唐宁街十号来找我洽商公事。我们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生一次巨大的爆炸声。我带着他去看出了什么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是…颗很大的炸弹——可能是一颗地雷。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小型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我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我们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我的热爱，想摸摸我的衣服。人们可能认为我给他们带来了某些改善他们生活命运的美好的实际利益。我实在忍受不住，我流下了眼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他真的关心我们，他在哭呢！”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你看这儿，”他们一面说一面把我领到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40码宽，200尺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被炸歪了的防空掩体的入口迎接我们，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当炸弹爆炸时，他们正在那里。他们说不出当时经历的情景。可是他们依然活着，并且显得十分得意。邻居们把他们当作稀奇宝贝。当我们重上汽车时，这一群面色憔悴的人们表现了一种激愤的心情。他们喊道，“我们要还击，”“叫他们也尝尝这种滋味。”我立即答应要实现他们的愿望，而我也确实履行了我的这个诺言。我们对德国城市进行了猛烈的、经常性的轰炸，随着我们空军力量的增长，炸弹越来越大、爆炸力越来越强，我们让德国人加十倍、二二十倍地偿还他们欠我们的债。敌人的确得到了充分的报应，池们被打倒并被彻底征服。可怜的人类啊！
又有一次，哉到拉姆斯格特去。我们遇到了空袭。我被领到当地的大隧道里去。有不少人经常住在隧道里。一划钟以后，我们走出隧道时，看到瓦砾堆还在冒浓烟。一家小饭店被击中。没有人受伤，但是房子被炸成了一堆瓦砾，到处是炸碎的锅碗瓢勺和家具。饭店主人、他的妻子以及厨师和女服务员都满面渭痕。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这正是需要当政的人运用权力的时候。我立即作出了决定。我在乘专车归去的途中，口述T．--一封给财政大臣的信，信中确定了一项原则，那就是：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负担便不致于单独落在那些被炸毁了住宅或店铺的人的身上，而是由全国人民平均负担。金斯利·伍德对这项性质不够明确的义务当然有些顾虑。但是我催促得很紧，于是在两星期内便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我们处理事务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9月5日向议会解释这一方案说：
当我在内地巡视，看到一个英国人的小住宅或小店铺被敌人炸毁，看到我们没有竭力设法使这种负担由大家分摊，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我感到莫大的痛苦。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任何种类的损失或损害都有所不同，因为国家负有保卫全国臣民和纳税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外来侵袭的任务。除非公众舆论与议会审核，
把由于敌人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一切形式的战争损失
加以区别，除非在由于炸弹和炮弹所造成的战争损害与其他形式的损失之间画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就无法处理这一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将打开一个没有止境的缺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计划，对每一个由于炸弹或炮弹而蒙受战争损害的人给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险的话，
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表明我们有信心，而在
取得一些经验之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能采取这种方法渡过战争。
财政部对这个战争保险方案曾经经历了几个情绪不定的阶段。最初，他们认为它将使他们遭到破产；但1941年5月以后，空袭中断了三年之久，他们开始大赚其钱，认为这个方案很有远见，表现了政治家的明智。可是到战争后期，“飞弹”和火箭开始出现后，他们又亏空了，足足付出了8．9亿英镑之多。事情是这样，我很高兴。
这时，我们展望前途，认为伦敦除它的一部分坚固的现代化建筑以外，将逐渐在短期内变成一片瓦砾。我深为伦敦居民的生命担心，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照旧在原住所居住、睡觉，等着瞧。用砖和混凝土构筑的防空掩体在迅速地增加。地下铁道能容纳很多人。还有几座大的防空壕，其中有的能容纳七干人之多，他们日复一日地高枕无忧地在那儿过夜，不知道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要求尽快地在这些防空壕里筑起砖的避弹墙。关于利用地下铁道的问题，则有一番争论，最后以一项折中办法获得解决。
（韦凡译）
珍珠港
那是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晚间。首相别墅中只有怀南特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同我在一起用膳。我在九点钟的新闻节目开始后不久，就拧开我的无线电小收音机。有许多项关于俄国前线和在利比亚的英国前线战事的消息，在这以后有几句话说到日本人在夏威夷袭击美国船只，以及在荷属东印度也袭击了英国船只。接着有一项声明，说在新闻节目以后将有某某先生作评论，．然后将开始听众问题解答节目，或诸如此类的话。我个人并没有感到任何直接的印象，但是艾夫里尔说这件日本人袭击美国人的事情是有点重要性的，因而我们不顾疲劳和休息都坐着不睡。这时，听到消息的膳司索耶斯走进房间说，“十分确实。我们在外面亲自听到这个消息。日本人已经袭击美国人。”大家沉默。在11月11日伦敦市长官邸的午餐会上，我曾经说过，如果日本人进攻美国，英国将接着“在一小时内”宣战。我从桌旁立起，走过客厅到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经常在工作的。我要求接通总统的电话。那位大使随我出来，他猜想我将采取某种不可挽回的行动，就说，“你不认为最好先证实一下吗？”
两三分钟后，罗斯福先生的电话接通了。“总统先生，这件关于日本的事是怎么一回事？”“十分确实。”他回答说。“他们已经在珍珠港向我们进攻。现在，我们大家是风雨同舟了。”我让怀南特去听电话，他们对讲了几句，这位大使最初说，“好，”“好”…然后显然更严肃了，叫了一声“啊！”。我再继续说，“这肯定使事情简单化了。愿上帝保佑你。”或大意如此的一些话。然后我们回到客厅里，试图把我们的思想整顿一下，以适应这已经发生了的世界头等大事，此事具有如此骇人听闻的性质，甚至使那些接近中枢的人物也吃惊得目瞪口呆。我的两位美国朋友以令人钦佩的刚毅精神忍受这次震惊。我们还不知道美国海军已经受到什么严重的损失。他们不曾悲叹他们的国家已经处在战争中。事实上，人们几乎可以认为他们是从一种长期的痛苦中得到了解救。
国会到星期二才开会，议员们散居在这个岛国的各个地方，当时交通又存在着各种困难。我令办公室设法打电话给下院议长先生、国会的各党领袖和其他有关人士，要在次日召集两院联席会议。我打电话给外交部，要他们准备毫不耽延地办理对日宣战事宜（在这方面是有一些手续的），以便及时赶上国会开会，并且一定要召集并通知战时内阁的全体成员，以及我正确地认为已经获得消息的三军参谋长和陆海空军各大臣。
我把这事做好以后，我的思想就立刻转到一向萦萦于怀的事情。我以下列电报发致德瓦莱拉先生：
1941年12月8日
现在，你的机会到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次成为一个国家吧！我愿在你所希望的地方同你会晤。
我也想到在奋斗中的中国，因而致电蒋介石说：
1941年12月8日
英帝国和美国已经受到日本的攻击。我们一向是朋友，而现在，我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
我们也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1年12月8日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非常想念你。一一温斯顿，艾夫里尔。
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我是不对的。如果我宣布说，有了美国在我们这一边，这对我说来，是最高兴的事。我不能预言事件的发展如何。我并不擅自以为已经精确地衡量过日本的武力，但是现在，就在这个时刻，我知道美国已经完全和拚命到底地投入了这场战争。因此，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是的，经过敦刻尔克；经过法国的崩溃；经过在奥兰的那次可怕的插曲；经过入侵的威胁，当时，除了空军和海军以外，我们是一个几乎没有武装的国家；经过那潜艇战的生死搏斗——险些输掉的第一次大西洋战役；经过17个月的孤单奋战和19个月在可怕的苦难中由我负荷的艰巨。我们已经战胜了。英格兰将生存下去；不列颠将生存下去；联邦和英帝国将生存下去。战争会持续多久，或者它会怎样收场，没有人能够预言，而且在这时我也不关心这样的问题。在我们悠久的岛国历史中，不管我们受到怎样的创伤和毁坏，我们将再次以安全和胜利的姿态出现。我们不会被消灭。我们的历史不会结束。我们在孤立无援时，甚至都不会死亡。希特勒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要粉身碎骨。其余的一切只不过是把占压倒优势的力量予以适当的运用罢了。据我所见，英帝国、苏联，现在又加上美国，他们戮力同心，生死与共，具有两倍或者甚至三倍于他们的敌人的力量。无疑地，这将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我预料东方将会遭到可怕的损失；但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局面。我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战胜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人。我们前面还有许多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与艰苦，但是对于结局已不再有什么疑虑了。
愚蠢的人不在少数，而且不仅敌国才有，他们可能低估美国的力量。有些人说，美国是软弱的，有些人说，他们永远是不团结的。他们将在远处闲逛。他们将永远不会与人揪做一团。他们永远经不起流血牺牲。他们的民主政治和定期选举制度，将使他们的战争努力瘫痪。他们在敌友的眼中，都将不过是地平线上的一个模糊的斑点。现在，我们应当可以看出这个人数众多，但是遥远的、富足而健谈的民族的弱点来了。可是我曾经研究过战到最后一寸土地的美国南北战争。美国人的热血曾经在我的血管中流动。我想起爱德华·格雷在30多年前对我讲过的一句话——美国好像是“一只巨大的锅炉。一经在它下面生起火来，它就能够产生无穷的力量”。当我去睡觉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并且洋溢着感情与感想，所以睡了一个得到拯救而心怀感激的人所睡的觉。
（韦凡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