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之初，人才奇缺，朱元璋在登位的次年，即洪武二年（1369）诏全国府、州、县兴办学校，几年下来，颇见成效。据《明史·选举志》记载，虽然是穷乡僻壤，也都有儿童入学，弦歌之声不絶，为唐宋以来所未有。朱元璋很重视教育工作，他多次申令全国的士子非四书、五经之书不读，孔孟之书又必须以朱熹之注为准。
马上可得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明太祖朱元璋深谙此理，他夺取天下后，十分注重学习，在圣贤书中寻求治国之道。当他翻自《孟子》卷四《离娄章》时，龙颜大怒曰：“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因为这一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称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称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称视君如寇仇”。
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孟轲，竟敢鼓动人们在皇帝对待他们不好时，就把皇帝当作仇敌贼寇，那还了得。《孟子》中记载了孟子时常在各国的国君面前，直言告诫，从平民的角度告诫国君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在朱元璋看来，这有伤国君的尊严。特别是孟子的言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让这位大明开国皇帝怒不可遏：民贵君轻，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
皇帝一发怒后果就严重了，他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居然罢免了孟子千百年来在文庙里和列位大儒们吃冷猪肉的资格，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不得配享（旧时中国的文庙多以颜渊、曾参、于思、孟轲配祀孔子，其中颜渊、子思居孔子的右边，曾参、孟轲居孔子的左边，统称四配）。并发狠说，诸大臣“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
孟子认为，要为民所想，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把这种“以德服人”的政治称之为“仁政”、“王道”。相反，孟子把“以力服人”称之为“霸道”、“暴君”。“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天子若“以德服人”，就是“仁者”，而仁者则是无敌的。“得道者多助”。孟子民本的思想，怎么能被正欲通过强权建立朱家千秋大业的朱元璋所容？所以厄运降落孟子成为必然。
可偏偏也有不怕死的读书人，一个叫钱唐的士子还是毅然上疏，反对皇帝把亚圣打入冷宫，明知劝阻皇帝有杀头之罪，仍然入朝抗旨劝谏，他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明史·钱唐传》）说罢，让人抬着事先准备好的棺材，袒着胸，抱着必死的决心，向皇城奉天殿方向走去。
进入奉天殿，朱元璋果然命御林军卫士杀气腾腾地引满弓，等着他的到来。见到钱唐视死如归的模样，朱元璋更加恼恨，便真的让卫士连射了好几箭。钱唐的左臂、右肩、胸部都中了箭，被射倒在朝堂上，但他仍然挣扎着向皇帝座前爬去。
朱元璋看钱唐“情辞剀切”，不禁“为之感动”，他不仅没有因此而治钱唐的罪，还命令太医仔细地为他治疗箭伤。再加上朱元璋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的第二天，就有主管天文的官员奏报说文星黯淡无光，朱元璋心生疑虑，认为是上天在示警。不久，朱元璋又下了一道谕旨：“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算是极不情愿地把孟子的牌位又请了回去，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一切待遇。清人全祖望的《鲒琦亭集》对此有记载。
对多有“非臣子言”的孟子，朱元璋终究是耿耿于怀余恨难消，于是命令臣下“删孟”，将上述那些光彩夺目的名言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70多条，编就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朱元璋未曾料及的是，他的这本《孟子节文》，并没有长久流传下去，甚至到他的儿孙接班当皇帝后，也不怎么强力提倡了。后来，也就渐渐湮没无闻了，现在国家图书馆里，还收藏有这本书，那自然是珍本孤本，鲜有人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任何倒行逆施，挡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哪怕你是权倾天下的皇帝，也只能落得“徒增后人笑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