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乔不是我们的团队成员，但自从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帮助阿特开始他就与我们结缘了，那是在我们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帮阿特从乔的公寓里搬出来的时候。他当时显然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的同伴蒂姆已病入膏肓。蒂姆也受邀参加了我生日晚会，他在一家大型的家电城里工作，对所有的商品都了如指掌。当我的老板理查德告诉我他想买一台新电视时，我推荐他光顾那家商店，在那里蒂姆的专业知识会对他有所帮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很长一段距离才找到了那个地方，但这显然对于理查德来说非常值得。蒂姆推荐的电视并不是迄今为止最便宜的，但他保证绝对物超所值。我很开心听到理查德偶尔提起他是多么喜欢那台电视，那已经是在他购买超过十六年以后的事情了。
就在看到蒂姆在工作中生龙活虎而又充满骄傲地展示他对于商品的各种知识不久以后，我们从乔那里得知蒂姆病了，而且距他离我们而去的日子也不远了。他的家人从北部开车到城里来和他道别。每个成员都同蒂姆进行了一段私人谈话，有六个或八个人挤在乔公寓里的那间狭小的厨房里等候，他们同肯恩、史蒂夫（我们团队成员中的两位），还有我在一起。我们选择支持蒂姆和乔，不是以艾滋基金会志愿者的名义，而是作为私人朋友。蒂姆的家人逐个进入了客厅，蒂姆就躺在沙发上，他们在一起呆了几分钟后就从正门出去，到面包车上集合回家去了。接着就轮到我们了：肯恩、史蒂夫和我。我们也被邀请最后同蒂姆单独见个面。当然，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单独和他在一起，我无法得知肯恩和史蒂夫都说了些什么，我也回忆不起自己的道别，然而我仍然记得那种无法言语的伤痛，又一次，向那些已成为我所珍爱的人们告别。那是一个感人的戏剧化场面，它只会发生一次。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承受再参加一次类似的告别仪式。当那天晚上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和蒂姆最后的诀别了，至少是在他活着的时候。
接下来的周末，乔在“身体正能量健身房”的接待室里依照惯例为蒂姆举行了追悼会。葬礼并不是向逝者告别的唯一方式。许多男同性恋都选择不皈依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他们可能已经被家人或者家人的宗教团体剥夺了相关权利。有很多被剥夺公民权的案例——但值得庆幸的是，蒂姆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群体（由于我现在被当做是艾滋群体的一员）不能向逝者的生命和价值致敬，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赞美他的生命。
在场的所有人用三明治、薯条、蘸酱、软饮料和甜点填饱了肚子以后，我们都一致向蒂姆致哀，而乔等待着最后的发言。在诉说了自己对蒂姆的爱以及蒂姆对于车和电器的热爱以后，乔指向了桌上的那台有着六十多年历史的收音机，由于它摆放在那里与房间里的其他物件格格不入，我有些讶异。他说这是因为蒂姆痴迷于收音机，那也是安放他骨灰的地方，他一整天都呆在收音机里，所以他并没有错过自己的派对。不用说，这句话打破了忧郁的气氛，我们含着眼泪却禁不住笑了起来。死亡的沉重气氛逐渐也就淡了。
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