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顺利地通过了石狗这个水路最后一道关卡，进入黄田，安然靠岸。
杨明、梁嘉紧握着陈明新的手，与他道别，感谢他机智英勇的护送，辛苦了一天，希望他多加保重，安全返航，来日再会。
陈明新再三说：“不辛苦，有机会为老朋友出力，是应该的。”
杨明护送梁嘉到了安全地带以后，顺利地到达“东海”总部。梁嘉称赞杨明这一路办事利落，化险为夷。杨明摆摆手说，主要是“牛哥”分析透彻，考虑全面。敢于对陈明新的大胆使用，同时又能细心防范，遇事不慌不乱，终于安全到达，我经过这一次旅程，学习到不少经验，对您的深谋大略、大将风度十分钦佩。
梁嘉安全到达广宁游击区后，犹猛虎入山、蛟龙入海。
同年7月，在广宁县寮炭岗，召开边区工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粤桂湘边区工委，同时组建了粤桂湘边区人民解放军，由梁嘉任政委，代理司令员，钱兴为副政治委员，李殷丹为政治部主任，李强为司令部参谋处主任。会议决定，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积极对敌作战，建立粤桂湘边根据地。
这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正当冯光等候梁嘉的指示，积极准备大搞武装斗争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
1947年3月16日，广宁县江屯镇周塘下村。风高夜黑，大雨滂沱，人们在风声、雨声、雷声和闪电中，睡不安宁，隐约中，像听到几声闷响，似枪声，又似雷声，胆小的村民都不敢起来察看，只是暗暗地祈求老天爷保佑，不要让本来已穷至困境的苦日子再添新的不幸。
又是一个撕破天幂的闪电，随即是轰烈的炸雷。白光处，十几个黑影拖着枪，冒着大雨往江屯方向奔窜，淋得像落水的丧家狗……
第二天，冯光接到了这不幸的消息，部队出现了叛徒，在1945年江屯起义混入游击队的欧燊、欧斗、江海、欧炳等人受江屯反动头子的利诱，杀害了自己的中队长杨鉴、战土张水，携枪投敌。事后敌给5000元奖赏，封欧燊为“三杨”（杨明乡、杨德乡、杨徽乡）自卫大队长。
冯光气得牙齿“咯咯”响，恨不得把欧燊等叛徒剁成肉酱。杨鉴是冯光的爱将，记得珠纵西挺大队从五指山转战到江屯的亚公山区时，冯光第一次见到杨鉴，就对这位英姿勃勃、对人热情诚恳、做事不辞辛劳的健壮青年留下深刻印象。江屯起义部队整编为地方中队时，杨鉴任中队长，率领小部队，与敌周旋，先后击毙“三杨”的“清剿委员会主任”江达泉和副主任陈世华，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敌人收卖叛徒杀害杨鉴后，残忍地将他陈尸江屯圩街头，任烈日曝晒……
战士们听说杨鉴被害后，义愤填膺，发誓要扫平江屯，惩治叛徒，为烈士报仇。霭仔一听“江屯”二字，眼里更是喷火，因为他敬爱的梁二公也是在江屯被害的，二公的头听说也被砍下悬在城门上。
二公名叫梁二，是广宁马糍垌村一位勤劳、正直、憨厚的农民，他的老伴陈绍明，大家都叫他二婆。二公的家景，清贫如洗。自从部队在这一带活动后，二公二婆家成了游击队的交通联络站、伤员的庇护所，成为游击队的“堡垒户”。
二婆虽年不过半百，但贫困与劳累使她过早衰老，眼角爬满了鱼尾纹，额头上的皱纹也密如刀刻，走起路来，前倾着身。每次见到霭仔，她都慈爱地摸他的头说，霭仔辛苦了，日日宿山，天天受风受凉，容易得腿疼、腰疼、胳膊疼，容易筋骨麻木。我给你们烧了一锅姜汤，驱寒去湿。
每当天朦朦亮，二婆就做好饭，让战土带到山上吃；一发现敌情，二婆便及时向游击队报告，使游击队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等敌人撤离后，又到山上带战士们回家吃饭，好好休息。在斗争最困难时期，敌人封锁得很严密，战士们露宿在深山里，二婆就以上山打柴为名，把番薯干藏在刀笠（装柴刀的工具）里，送给战士们充饥。有一天早上，敌人突然闯进村，当时部队早已转移，但还留下黄华和孙洁文两位女伤病员在二婆家里疗养，情况非常危急，二婆迅速把她俩转移到后山里隐藏起来。当二婆返回村时，敌人已把村子团团围住，对外出的村民严加盘查。二婆心想，伤病员虽然安全转移了，但敌人何时才撤离村子？决不能让两位女同志挨饿。她马上煮好饭，放在竹篮里，不慌不忙地提着往村外走。刚到村口，敌人的岗哨大声吆喝：“到哪里去？篮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谁不知道我大侄在山上做工，快正午了，送饭上山给他吃。”二婆泰然自若地回答说。敌人恶狠狠地说：“若给游击队送吃就立即毙了你，哼！量你也没这个胆量。”二婆就这样机智巧妙地闯过敌人的盘查，将饭送到两位伤病员手上。两位女同志捧着二婆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大米饭，禁不住热泪盈眶，激动地叫了一声“好妈妈”。在二婆家疗养过的伤病员，都称赞二婆是“我们的好妈妈”。
1946年夏，主力部队北撤后，敌人不断来清乡，四处扬言：凡与“下海仔”（指从外地来的珠江纵队指战员）一起的，一律“格杀勿论”；凡脱离“下海仔”，“改邪归正”的一律有赏。在这种白色恐怖下，有些群众开始避开游击队，不敢为游击队传送消息、买东西，怕受迫害，只有二公二婆，仍然像过去—样热情地为游击队办事，对敌人的恐吓与威胁毫不畏惧，与游击队战士生死与共。
但是，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天正值是江屯墟日，二公眼见部队断盐断药已好多天了，决定到江屯圩去为部队采购急需的生活用品。有些同志担心此行危险，劝阻二公不要去。但热心肠的二公挂心的是部队的需要，笑着说：“圩日人多，没有人认识我，我买了东西就马上回来，大家放心好了”。谁都没有想到，二公这一去竟成了永诀。
二公在江屯被敌人逮捕，是被叛徒出卖的。敌人把二公逮捕后，关进了江屯“三杨清剿委员会”，指控他包庇游击队，犯有“通匪”罪，由该会的反动头子江达泉亲自审问。敌人千方百计想从二公嘴里得到游击队的行踪，交通站的地点，伤病员的住处等。但不管敌人采用什么手段，威迫利诱，严刑拷打，都没能从坚强不屈的二公嘴里得出半点消息。很快，噩耗传来，敌人杀害了二公，还残忍地把二公的头悬挂在江屯圩上示众，以此恐吓群众，妄图割断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
敌人的残暴并没有吓倒群众，反而更加激起群众的义愤。二婆，这位游击队的“好妈妈”，在失去亲人的巨大打击下，没有垮下来，她擦干眼泪，坚强地说：“敌人杀害了我的亲人，想让我和乡亲们离开自己的子弟兵，这绝对办不到！我永远和同志们在一起，为亲人们报仇，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条路我走定了！”她毅然地把自己的侄儿送到游击队里，鼓励他英勇杀敌，又让女儿接替父亲的工作，为游击队送信带路。
想到这，霭仔摇着冯光的手说：“冯老大，我们去打江屯吧，为杨队长和二公他们报仇。”
冯光毕竟是指挥员，长期的游击生涯，使他学会了冷静与沉着，不再感情用事。他大声地告诉战友们：“仇，我们是一定要报的，江屯是敌人重要兵源补给点，敌重兵把守，碉堡林立，我们不明内情，不能硬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要等待时机。”
两个多月后，时机来了，“牛哥”从香港带来武装斗争的新指示。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夏收，冯光率领的广清边部队与马奔的部队汇合，决定袭击江屯，粉碎敌人的“清剿”行动。
冯光初步了解到，江屯“自卫队”以国民党保警队为依托，分驻四幢楼房里，布置严密，稍有不慎便会遭致失败。因此，必须要对其内部的兵力、火力布置以及活动规律有个全面了解，方能胜券在握。要入虎穴侦察，最好有一位在敌内部有个特殊关系的人去，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在人选方面却遇到较大的困难，一来游击队员中难以找出这样的人来，二来敌营中有叛徒，若被认出反而误事。经再三的研究，冯光决定，将这项重要的任务求助于梁享先生。于是，冯光跟武工队长余建南来到了梁先生家。
梁享先生是清远南冲白芒人氏。他一身正气，见义勇为，方圆几十里的人无一不知其名。年轻时曾广结朋友，与江屯的龚鼎年是把兄弟，后来龚鼎年走上歪道，二人逐渐疏远。自共产党游击队到了南冲后，他耳闻目睹游击队为民众办了不少好事，认定共产党是拯民于水火之救星，逐渐与游击队有了接触，井为游击队办了不少好事。
听完冯光的陈述，梁先生一口承诺下来，怨怒道：“这烂仔（指龚鼎年）大逆不道，以势欺压群众，该打。”为了不致引起敌人的警觉，梁先生决定由其老伴梁太以探友为名潜入敌营侦察。梁太为人快言快语：“我虽不识字，但谁好谁坏我分得清。我识做的了，路途再远再辛苦我亦能忍受。请共产党的长官放心。”
5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一位50多岁、衣冠整齐、手提礼品带有几分阔气的老妇人，迈着姗姗的脚步向着国民党江屯杨徽乡乡公所走去，她就是梁太。
哨兵大声吆喝：“喂，干什么？”
梁太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是从清远白芒来探你们乡长的，劳驾禀告一声。”说话中把礼品在两位哨兵眼前扬了扬。哨兵见梁太颇有几分阔气，知道定有来头，故不敢怠慢。
一会儿，一位身材猥琐、满脸横肉、四十开外的汉子双手抱拳笑吟吟地走到梁太跟前道：“不知二嫂驾到，兄弟有失远迎，怨罪恕罪。”这人就是臭名昭著的江屯杨徽乡乡长龚鼎年。梁太和他一番客套后，便被请入乡公所的厅堂里。
刚坐定，梁太开腔道：“二哥久不见兄弟，甚是挂念，今日特托我来向兄弟问个好。你这几年贵体无恙吧？”
“可好，可好。唉，我做兄弟的也太不是的了，总想去看望你们，但就是难抽身呀，还望二哥二嫂多多包涵哩。”龚鼎年故作客气地表示歉意。
“那里话呢，二哥也知你是个大忙人，公务繁重缠身嘛。故我来之前二哥嘱咐我与你见一见，代他向你问个好就行了，不必多打扰你。所以，我打算呆会就归。”
“唉，这就见外了，何必来去匆匆？既来之则安之，再说我还未与二嫂接风洗尘呢，我是不会让二嫂马上走的。至少也要住一晚。”
这正中梁太下怀，心里暗想：“我正是等你这句话呢。”表面却故作无奈道：“兄弟盛情，看来我不住一晚是不行的了。”
龚鼎年的一场“按风洗尘”后，已是午后时分。梁太心想：现在是侦察敌情的最好时机了，但一个人乱走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也不便于探清敌情，怎么办？梁太突然心思一动：“何不来个趁热打铁——趁着龚鼎年的‘盛情，由他陪着当向导呢。”主意已定，她便推托闷得慌，想出门走走散散心。果然不出梁太所料，龚鼎年真的当起“向导”来。
出门后，两人向着东北方向边走边聊，梁太“奉承”道：“兄弟如今是财宏势大呵，听说连一些在共产党那边做事的人也来投靠你了？”
龚鼎年一阵高兴连声说：“是的是的，喏，他们就住在那幢楼，帮我们做事哩。”梁太朝他所指的方向看去，一幢深灰色的两层炮楼映人眼帘，她实实地记在心里。
“听说共产党也很厉害的，他们有没有找你麻烦？”梁太故意关心问道。
“哼，共产党敢来找我麻烦？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自寻死路。你看，那边是县保警的一个中队住着，枪一响我们相互照应着。再说，我这百十号人枪也不是吃素的，他来得就叫他走不得。”
梁太心暗笑：这小子吃多蒜头了，口气这样大：
他们继续边走边聊，梁太时而拉几句家常，时而发问，龚鼎年则不厌其烦地“谆谆”解答，之后，梁太又以麻雀瘾起，想找人搓两盘为由，在其下榻处溜了一圈。她把耳闻目睹的敌情都在心里记得牢牢的。
这样，敌情在游击队的情报图中清晰地标出：敌自卫队与国民党保警队在江屯墟的东南角构成了一个敌据点；保警中队由邓文华任队长，驻守在离自卫队三四百米远的一个小山岗边，共七八十人，配有捷克式机枪两挺；而自卫队则以杨徽乡公所为中心，在纵横百米内由三栋炮楼包围着，分别驻有二三十名自卫队员，均使用步枪；叛徒欧新及其同党则在乡公所背后那栋炮楼里，共有40余人等。
冯光已对敌情了如指掌，决定把打击敌人，惩罚叛徒的战斗定在6月5日深夜。
谁知节外生枝，正准备打江屯的当晚，负责侦察敌情的二婆的侄女二妹，从江屯匆匆赶回，她说她在江屯碰上了甘光。甘光是杨鉴遇害时被抓走的一名战士，听说他已叛变，但没最后证实。对甘光，二妹早有警惕，不搭理他，自走自己的路。但甘光死缠住二妹，写了一张纸条让她一定要带给冯老大。
冯光从二妹手里接过那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10个字：“敌人已增兵，不要打江屯。”看了甘光的“情报”，冯光抽着烟思考起来，为什么当我们正要打江屯时，甘光偏在此时送来了“情报”？是不是我们走漏了消息？还是敌人真的有了增兵？他抬头向马奔投来征询的意见。
马奔记者出身，有种沉稳有谋的气质，他分析说，看来甘光确实已叛变，否则他也不会从敌人的牢狱里出来，如果是越狱的话，他会主动来找我们，这说明其中有鬼。根据梁太和各方面的侦察，江屯的敌人并无增兵，他们想用空城计，吓唬我们的，不能上当。
“分析得有道理，跟我的想法一致。”冯光把烟斗一拍，果断地决定，袭击江屯的计划不变，行动时间不变。
当晚细雨绵绵，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从马糍垌村摸黑沿一条山路向江屯艰难地前进。翻过几架山，穿过片片树林，视野豁然开阔，山下是平整的水稻田，稻田外堆着高低不一的房屋，透过稀稀疏疏的微弱灯光，大致勾画出夜色下江屯的轮廓。江屯正沉睡在夜梦中，三座比普通民房高半截的碉堡显得狰狞可恶，隐约能听到从江屯传出的“咚咚咚”敲更的木梆声。
三更已到，冯光把手一挥，各小组开始行动。警戒组向附近制高点运动，迅速控制监视敌人逃脱的有利地形，确保我方前进和撤退的道路；突击组随着江屯外围的一条小河悄悄向江屯镇运动。
武工队长余建南带着突击组涉过江屯外的水沟，正要跃上岸转向直入江屯的一条小道时，一个敌流动哨兵刚好出来巡逻，打着手电筒四处照射，余建南连忙一挥手，让战士们收住脚步，弯下腿，弓着腰，身子紧贴着河岸掩蔽。
余建南把脸藏在一片湿辘辘的草丛，探出半个头，紧盯着那支晃来晃去的微黄的手电光，任沟水在脚下流着，雨水打湿了全身。敌哨兵幽灵般游了一圈，撒了泡黄尿，又溜回江屯的哨楼里。等了几分钟，再没动静，余建南学一声蛙叫，带着突击组，敏捷地跃上岸，向江屯圩疾进，摸向敌人的营房，随后紧跟的战斗部队也迅速涉水过沟。
余建南穿街过巷，绕道接近广宁江屯直属警察分队地的驻地——茶头行时，拐角处突然传来敌哨兵的一声尖叫：“谁？”话音未落，紧接着又是一声。“口令！”边问边传来“咔嚓”拉枪栓的声音。敌人发现我们了！余建南当机立断，左手从腰间摸出两枚黄木柄手榴弹，右手驳壳一抬，“砰”的一响，敌哨兵当场击毙。
正在房里睡觉的匪兵们听到枪响，忙从床上跃起，来不及穿衣服，慌乱地伸手找枪：余建南他们冲进营房，先发制人，一轮快掣驳壳猛扫，“嗒嗒嗒”地连响，敌兵倒的倒，亡的亡，未死的哀叫着，举手跪地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