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北省队到武汉体院，我的训练、生活状态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武汉体院本身是一所大学，所以它对学生有着全面的要求。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在这里，文化课上得多了，我们的生活训练安排是早上出操，上午上课，中午休息，下午训练，晚上上晚自习，在体院的院子里，我们走路会比以前快，因为时间都是按照分钟来计算的：早上6 点整出操，到7 点15 或者20 分吃早饭，7 点50 上课，一节课45 分钟，课间休息10 分钟，一上午4 节课，中午11 点半下课——这些安排应该跟普通的中小学生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是，我们这一上午全都是主科课，没有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什么的，而且我们教室是在我们宿舍楼的最顶层——五层，因为去操场不方便，所以我们课间也不出去玩儿。
下了课之后我们就迅速去吃午饭，然后就午休睡觉。其实我们不愿意午休的，都恨不得抓紧时间多玩儿一会儿，也是到了1993 年之后，学校抓得紧了，我们也练得更辛苦了，才发现午休的重要性。
1993 年，我遇到了练体操以来的最大一次伤病，左手尺骨骨折了。
睡醒之后就要训练了，我们下午2 点20 分开始训练，练到5 点半、6 点的样子，然后洗澡、吃晚饭，晚上7 点30 分上晚自习——我很庆幸在体院的这段日子里能如此好地感受上学的气氛，说实话，绝大多数运动员在文化课学习方面都会有缺失，至少没有感受过上晚自习，这一点我还挺自豪的——晚自习上到8 点50，收拾一下，9 点30 准时熄灯睡觉。这就是我在武汉体院除了礼拜天以外的真实生活写照，一周六天，周而复始。
当年的我是不是喜欢这样的日子，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现在的我知道，这样的日子带给我很多好处：武汉体院的生活会让你感觉自己很有规矩，每天的作息很规律、很紧凑、很充实。这跟在省队时候的懒懒散散大不一样，在省队虽然也有框框，但是你也能随时跟社会打交道，早上上课的途中你可以去早点摊子上买早点，晚上没事儿干可以去打游戏机。所以，比起省队而言，体院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学校式的管理，它的培养目标就是有文化、高素质的优秀运动员。所以，我很庆幸，当年我爸送我上了体院。
当然，在体院最让我爸和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有人管了，训练开始真正进步了。
我一直很感谢丁杰教练，是他在武汉体院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丁教练20 世纪90 年代就是研究生，那个时候我虽然不懂啥，但也觉得他跟其他教练不一样，他有学历，训练有思想，教学水平也比别的教练高；但是很遗憾，当时武汉体院给丁教练的待遇很差。他和他老婆都在体院上班，但是住的房子特别小，就这样他还经常省吃俭用，照顾我们的生活。丁教练教得非常规范，他先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让我们对体操动作有了正确的认识；他教我们怎么去学动作，他说不是教练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自己要动脑子去想、去感受。就这样，我每个项目基本的动作都开始慢慢练起来了，对男子体操的六个项目，我也有了全面的、直观的了解。
从1990 年到1995 年，我跟着丁教练在武汉体院进行了5 年枯燥但是卓有成效的训练。其实做什么都一样，想做好都要从最枯燥的基础开始，练体操尤为如此。当时我们的训练就是一个动作每天重复、不断重复、逐渐定型，然后再提高质量、增强稳定性，每天都是同样的内容。
我挺排斥这种不断重复的训练方法，因为运动员有很多类型，我属于那种自信特别强的，如果我掌握了的动作，就基本上不会失误，我也就不想总去重复地练——这个动作这次做好了，下一次我就有把握做好。所以教练说做5 个，我就绝对不会做第6 个，有的时候我对他让我总做同一个动作也挺不情愿的，也会很疲劳。
除了不喜欢重复已经掌握的动作之外，我还有一个从小到大都没克服的困难，那就是怕跑步！
我最害怕的是冲400 米，每次跑完我都感觉要崩溃了。每天早上出早操，还没出门就默默祈祷，今天千万别冲400、千万别冲400，跑5000 就行了，然后一路碎碎念，就盼着能念对。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念不对的，当跑完5000 米后，教练来一句：“好，冲一圈400”，我整个人就感觉进到冰窟里了。真不想跑啊，但是还不能不使劲儿跑，因为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里跑完，就还要重跑一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免不了会有些惰性，于是我们就会时不时地耍点儿小聪明。比如早上出操，我们就会派一个人到体操房的一个窗户盯着，看看教练是不是看着我们呢，那会儿我们也挺牛的，能根据自行车的声音分辨出是哪个教练来了，然后做出不同的反应。嘿嘿。
如果说在体院，我的精神世界有了很大变化；那么，我的物质生活也有了一些下降。体院的条件真的不如省队好，当时我们8 个人住一间房，非常拥挤；宿舍的环境也很差，经常有老鼠、百足虫。大家随便想想就能知道，8 个10 岁的男孩子长期住在一起，这屋子里得脏乱成什么样子：我们洗衣服就是用脚在桶里踩两下，也不拧干，直接就挂上；大家都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东西胡乱丢，转眼就找不到了；武汉本来就潮湿，我们经常在屋里洗衣服，还有各种动物跟我们住在一起，被子潮霉了都不知道……只有在爸爸妈妈来了帮着收拾了以后，才觉得我是睡在了床上，因为白天他们会给我晒被子，晚上盖被子就会有太阳的味道。但是两个礼拜以后，又会回到脏乱差霉的状态了……
而我最难适应的是洗澡问题，在体院洗澡要到澡堂去洗，还要交钱，当然我们也可以跟着教练混教职工的澡堂，但是我胆儿小，基本上不敢跟教练套近乎，就只能去学生澡堂交钱洗澡。如果只是交钱也就算了，学生澡堂开得晚关得早，有时候我们训练晚了就没热水了，还得跟那些大队员抢水管子，费了半天劲儿也抢不到，所以我们练体操的小孩没办法，就只能到开水房打半桶热水，然后跑到体操房的厕所里边用冷水兑一满桶水，这一桶水就把头和身子都洗了。要是夏天，这么洗也就算了，到了冬天，可遭罪了，因为冬天冷，这么洗又冷又不尽兴，但是又不能不洗。你想啊，身上镁粉啊、汗啊，什么都有，不洗掉不敢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觉，所以最后慢慢养成了冬天也用冷水洗的习惯，有时候外面下着雪，我们就深吸一口气，冲进澡堂，用冷水冲五秒就出来，洗完了往被窝里一躺，这一天就算过去了……
在体院练了两年之后，我就有机会出去比赛了。到了1992 年，仙桃举办了一次全国少儿比赛，那是我的第一次全国比赛，特别长脸，在家乡父老面前拿了5 个单项冠军，再加上团体和全能，我一共拿了7 块金牌，只有跳马没拿金牌，还是因为天津的教练过来跟我们教练商量，叫我让出去的。
我对那次比赛印象很深，是因为我们一大家子人都去看我比赛了，那会儿还不发奖金，发的奖品是景德镇花瓶和一床毛毯。7 块金牌就是7 床毛毯，正好够给我们家每个亲戚送一床的。
那会儿我跟同龄的小朋友比，会的动作算是比较多的，单杠和双杠尤其突出，一上赛场就跟别人不一样。除了比赛本身之外，还有两件事情让我很兴奋：一个是比赛在仙桃，我可以趁机回一次家，毕竟从小离家，很珍惜每一次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第二就是那次正好是在巴塞罗那奥运会结束之后，李小双刚拿了奥运冠军，大双、小双又一起拿了男团亚军，所以也像一个庆功会。我第一次见到了教练们一直让我学习的榜样，也见到了榜样的教练黄玉斌，也就是这一次，黄导保护了我的动作。
第一次逃跑
正当我在体操的道路上稍微感到春风得意的时候，却忽然间不想练了，原因是我内心其实是一个羞涩、内敛的小男孩儿。
从仙桃回到武汉体院，丁教练就发现找不到我了，宿舍没有、体操房也没有——我跑到东湖边上躲清闲去了。丁教练后来在湖边找到我，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去训练，我说：“难道拿冠军了就会被人采访、拍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不想练了。”我一直是一个内敛、不希望被关注的人，当时是，现在也是；我练体操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拿完冠军之后会被人关注，所以当小小的我被叔叔阿姨采访的时候，我就从心里不想继续练了，我觉得那种很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你身上的感觉，特别不舒服，特别不自在，我大概就是大人们说的那种“没出息”的孩子吧！
当然，我的反抗是无效的，说不练的结果就是被教练说、被我爸骂。
我爸专门来武汉体院骂我：“你练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出成绩了，却又说不练了这样的狠话，你这是想怎么样？”我绝对是那种怕老爸发狠的人，所以只好又乖乖地回去练了。
经历了体操生涯的第一次“逃跑未遂”之后，我又回到了正常的训练生活轨道上。训练日复一日，没什么变化，反而是“吃东西”又成了正在长身体的我的重要记忆——果真是“民以食为天”，由此可以看出，吃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简直是太重要了！
那段时间我比其他任何阶段都更饿一些：每天上午上课都会饿得要死，吃完早饭还要从食堂带回包子来。我们偷偷买了一个电炉子放在宿舍里，把包子放在上面烤，课间十分钟休息的时候就跑到宿舍吃包子。
为了让自己不饿，什么纪律啊、安全啊都不管了，现在想想也挺吓人的，万一电炉子出点儿意外，又没人在旁边看着，有把整栋楼烧着的危险呢！
所以我现在除了关心运动员的日常生活外，还特别注意对他们的安全教育。
在我最饿的时候，碰到了一位特别和善的食堂师傅，我们都特别喜欢他，因为只要他值班打饭，我们就一定能吃饱。
即使到现在，省市队里的食堂也会分等级，有成绩、重点保障的运动员就可以吃得更好一些，我们那会儿也是。如果你拿了全国比赛的前8 名，就能享受一个月220 块钱标准的伙食，下面还有两个标准，就是120 块的和80 块的。我那会儿已经算是小有成绩了，吃的是120 块标准的。但是有一个师傅就觉得我成绩很好，有一次我把饭盒一伸进去，他就问我：“220 的，是吧？”我当时应该是没反应过来，就没吱声，但是这个师傅就以为我默认了，从那以后，每次只要是他，就都给我打220 块的饭菜，我就特别开心。所以，我每次到窗口打菜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是那个师傅值班，后来，我们都叫他220 师傅。
在武汉体院，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训练和学习，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但是礼拜天我们的生活是可以自己安排的，而我们最期待的时刻，就是看电视。那会儿真是艰苦，整个体校就一台电视，平常它就被老大爷锁在电视柜子里，柜子一周才能打开一次。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很豪爽，直接把电视推到体校的大门口，所有人围在一起露天看，时不时地还会受到蚊子的袭击，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大家看电视的热情，这就是一周一度的大事儿！每周到看电视的时候，就会有人去求大爷把锁打开，大爷也是仙桃一带的人，而且觉得我们体操队的小孩儿最不容易，就经常让我们拿钥匙去开锁。
那时候没看过几个片子，到现在却也是如数家珍，比如《精武风云》啊什么的，那绝对都是我的最爱。一般看到10 点、11 点的时候，大爷就会过来收电视，我们就会拉着大爷，求他：“让我们再看一会儿吧，再看一会儿就结束了。”大爷也心疼我们，所以我们每一次央求都会有好结果。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玩儿也有了更多的要求，比如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打游戏机了。
那个年代的小孩应该都喜欢打那种游戏机，就是街机，什么街霸、忍者神龟，等等，我们都挺喜欢打的。那会儿胆子大了，也敢违反纪律了，晚上9 点下了晚自习，我们就以冲刺的速度跑到游戏厅，玩半个小时，然后再火速冲回宿舍，一毛钱一个币，一晚上也花不了几个钱，又解馋。
说实话，玩游戏真挺上瘾的，特别是礼拜天。兜里揣着一块钱，花三毛钱来回坐公交车，手上还剩下七毛钱，买五六个币玩儿一整天。其实不用坐公交车的地方也有游戏机厅，但是只有几台机子，花样少又有人抢，我们宁愿花一点儿钱坐公车去远一点的地方，那个游戏厅大一些，能玩儿得爽一些。有一次我们跑到蛇山大世界的游戏厅，那里有几百台机子，一字排开，又没什么人，想玩哪台玩哪台，那真是爽啊！感觉像到了天堂一样！
有过什么样经历的人，就会理解现在孩子们的行为。我现在不会限制小队员太死，让他们觉得生活无聊，但是我也要跟他们讲明白，喜欢玩儿可以，但要有个度，千万别伤身子，别影响训练。
最大的伤病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多年来大运动量的训练，我也免不了受到了伤病的困扰。
1993 年，我遇到了练体操以来的最大一次伤病，左手尺骨骨折了。
那个瞬间我记忆犹新：当时我做单杠，因为武汉比较潮湿，杠子就比较潮，加上护掌也潮，卷到杠子上了，我的左手卡在那里不能动了，但是身体还在转，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觉得手很疼，也控制不了自己，就只能盼着教练把我救下来……
后来我被送到体院里的医院，大夫见多识广，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手术，过一会儿就说接好了，很快就放上夹板、打上绷带，让我回去休息。我爸我妈也为这事儿过来看我了，我妈可心疼了，哭得特别厉害，还说当年就不该让我练体操，现在受这个罪，我只能安慰她说没事儿，但是说实话，骨折的时候还真是有点儿害怕。
尺骨受伤算不得什么大伤，但是也要休息一段时间。我不用训练还挺清闲的，但是丁教练特别着急。我现在能深刻地体会到，当一个教练花了几年时间把一个队员培养出来之后，就在他快要出成绩时受伤的心情了。那种感觉很复杂：一是心疼，觉得孩子挺可怜的；二是觉得耽误训练，影响以后的发展；三就是可能直接影响他参加比赛。当时丁教练也没什么办法，只能把我带到他家，让他老婆帮忙一起照顾我。我在他家里休息了一个月，最开心的是他们家有游戏机，我既不用训练还有的玩儿，真是太幸福了，即使手指不利落，我也想打游戏。
但是恢复训练就太痛苦了，伤筋动骨100 天，刚回体操房也不能练手上的项目，教练索性就让我练能力。我那时候腰腹力量特别差，他就狠练了一下我的腹背肌。当时练腹肌就是靠“睡觉”——把头和腿放在高处，腰腹部被架空，没有支撑，但是身体还要保持在一条线上，这是练习腰腹力量的绝佳动作。为了让我练得更有效果，丁教练还想了很多招儿，比如放一个尖的东西在后背的地方，那时候我是绝不敢有丝毫放松，因为你一往下掉就会被刺到，扎一下也挺疼的。
这是我体操生涯中唯一一次“硬伤”。其实我在体操运动员中算保伤保得相当好的，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病，就是踝关节和颈椎因为长期劳损会差一些，其他都还好。所以我现在也要求我的队员在16 岁以前一定以控伤为主，要不然就算练到很高的水平，伤一出来就全白费了。过了16 岁，动作基本上成型了，再上难度也不会有新的伤病冒出来。
这次骨折我前前后后整整养了四个月，也让我错过了一次全国比赛。
本来1993 年在重庆举行的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我也要参加的，因为这次伤，我没有去成。不过还好，丁教练还是带着我去赛场了，我就帮其他队员拎包，看他们比赛，然后跟他们一起吃火锅，就回来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丁教练为什么会让我去，他其实挺看重我的，就算我不能上场，他也希望我能见识一下在外地比全国比赛是什么样子，为今后打基础。 其实看着队友比赛，我也挺郁闷的，所以，我这十几年来最大的挫折就是：第一次去重庆竟然不是比赛，而是看别人比赛，难过的同时我也告诫自己，以后一定要小心，不能在放过这样的机会，让自己遗憾。
我感谢武汉体院的经历，因为它给我打下了良好的训练基础，也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学习机会。作为一个体操运动员，我的学习生涯是很动荡的，小学我就念过三个：仙桃市体校、第一次在省队试训时的学校、武汉体院。在仙桃市体校的学习也还算正常，一是因为那个时候小队员到底走哪条路还不清楚，学校老师抓得紧，再一个也因为小学前几年的课程简单；在省队那一年，我知道我真没学到什么东西，上课也是敷衍；所以我格外感谢武汉体院，让我有了完整的小学和初中学习经历。
我小学的成绩还算好，无论在哪所小学，我都是跟普通的同学成绩差不多，所以，升上初中之后我还挺兴奋的，从心里面就想好好学习，初一的时候超级喜欢英语，学习情绪高涨，整天围着老师问这问那，成绩也不错，期末考试还考了92 分。但是从初二开始就不行了，各种语法搞得我很狼狈，结果只考了61 分——我对学习的兴趣也由此降到了冰点，随后也就不太在乎学习成绩，跟着大家一起混了。
我发现我周围的很多优秀运动员都有类似的经历，一开始成绩特别好，然后中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就掉下来了。我现在能想明白点了，其实我们都是能学好习的孩子，只是当我们进入到专业训练的阶段之后，训练量一大，人的精力完全转移到训练上了，在课堂上也只剩下了打打瞌睡，换句话说就是已经没劲儿学习了，再加上学习内容是逐渐加深的，学得越来越难，精力却越来越不济，成绩不掉下来才不正常。我现在也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能让我们的小运动员在保证训练成绩的同时，学习成绩也达到应有的水准。
虽然在武汉体院我的学习成绩掉得很厉害，但是我很幸运学校一直还很关注我们的学习。每次开大会的时候，校长总要求我们：“你们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优秀运动员，文化学习一定要抓紧，去比赛回来后一定要补课……”所以我很幸运能有系统的学习，每天起码上午在上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思想品德、英语、自然……这些课程基本上跟外面同步，而且老师们也很敬业，虽然我们上课经常打瞌睡，没有办法专心听讲，但是他们也不会太多苛责我们，当我们向他们求教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热心，所以我真心感谢那些老师们。
在武汉体院待了将近5 年以后，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青少年体操运动员了，于是1995 年，我参加了第三届城市运动会。那届比赛的武汉市体操队是由4 名湖北省队的运动员和2 名武汉体院的运动员联合组队的，赛前还给我们发了一整套装备，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领参赛装备。我记得当时我领到了一套李宁运动服，还有一件大衣，那件大衣特别像阿迪达斯的，但是肯定不是，由此看来“山寨”的历史还挺悠久的。拿到这些装备我特别高兴，后来才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其实还没取得武汉体院的正式资格，原则上是不能发参赛服装的，但是校长觉得我和另外一个小孩挺可爱的，就特批给我们配发了装备。
那次城市运动会体操比赛最大的明星是黄旭。那时候黄旭已经在国家队待了三年了，他一出场就跟我们不一样，难度啊、编排啊、质量啊，绝对都比我们高一截儿，我们都很羡慕他。但是南京队只有一个黄旭，虽然他很厉害，团体却没拿到什么成绩，而我们武汉队的小伙伴们实力平均，最终获得了第二名。后来我还进了双杠的单项决赛，但是非常可惜，我没有抓好一上杠子刚做了两个动作就掉下来了，当时我是准备做一个难度动作的，结果手一打滑，就直接飞出去，摔下来了。其实比赛之前我也没对双杠决赛报有多大的希望，就算是没失误也很难上领奖台，只是失误之后真的感觉很难过，当我出了比赛馆看到丁教练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他。
全国城市运动会是一项大型赛事了，获奖运动员应该是有奖金的，据说第二名有8000 块钱，但是我没有见到，我爸后来说，我们的奖金都被丁教练拿走了。因为武汉体院的待遇太差了，城运会之前丁教练就策划着要出国执教，比赛结束之后，他就带着我们的奖金去美国了。
在我看来，丁教练是不辞而别，我是忽然一下子才发现他不在了。
我很敬重他，因为是他在我10~16 岁的时候为我奠定了训练基础，给了我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更多的是他培养了我的是非观、社会观和世界观。
丁教练去了美国之后，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就散了。没人管我们，于是我们几个人晚自习后就把钱聚在一起出去玩儿：打游戏机、喝酒或者打台球，凡是年轻人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都想尝试一下。很快钱就没了，我们就把硬币找出来，接着出去玩儿；后来连硬币都没有了就借钱，最后竟然借到我们班主任那儿去了。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很严厉的女老师，她非常严肃地批评了我们，但是正处于最容易学坏时期的我们并没有悔改之意，继续过着吃喝玩乐的街头小混混生活。
那段时间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玩儿到很晚，然后翻铁门回来休息。有一天我们跑到了一个特别远的游戏厅去打游戏，还喝了好多酒，几个人都醉醺醺的。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我在武汉体院的最后一个逍遥的日子，第二天上午我们也没去上课，下午训练的时候，体操房来了一个省队的教练，对我说：“你跟我走吧……”就这样，五年一轮回，我再次回到了湖北省体操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