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海军上校西蒙·布尔诺设计由海军部投资、著名技师夏尔·布伦承建的潜水鸟号潜水艇于1863年下水。这是第一艘用新技术、新材料建造的潜艇，船体巨大，重410吨，船长140英尺，宽20英尺，高10英尺，80马力空气压缩机为动力，12名水手操纵。1865年在罗什弗尔试验的首航过程中，指挥塔玻璃窗下陷，海水注入舱里，改装后秋天再度下水，但浮力为零。潜航时，起伏不定，颠簸不止。后加一个立式螺旋桨，仍不能保持相对深度。1866年停止试验。潜艇曾在1867年巴黎博览会展出，凡尔纳在展览会上仔细观察了潜艇，研究了潜艇结构和关键部件，这可能给他以直观形象和灵感，使他的诺第留斯号的设计和制造更为完善。这艘潜船在博览会后，移到海军博物馆至今。
南北战争过程中也使用过潜艇。设计人员之一是维罗耶工程师，此人原籍南特，有可能是凡尔纳的青年时代的老师。1864年2月，半潜水雷船大卫舰队参加了南北战争的战斗，舰队中一艘水雷舰在查尔斯顿港炸沉了一艘装备20门火炮的大战舰，舰上有船员300多人。不幸的是，水雷艇在大船爆炸中被海水卷入船体的洞口中，与之同归于尽，葬身海底。
从潜艇发展史看，设计和制造乃至使用潜艇的功劳自然不应归功于凡尔纳，在文学作品中描写潜艇，凡尔纳也不是第一人，甚至用电驱动潜艇航行的主意，也不应由凡尔纳独揽，在潜艇上设置潜望镜，也不是凡尔纳的发明。
我们知道，培根的《新大西岛》中已有潜艇出现，在海底潜行，不惧风，不怕浪。1867年10月，当凡尔纳正在加紧修改《海底两万里》的初稿的时候，巴黎《小日报》连载小说《特里尼杜斯博士历险记》，作者阿里斯蒂德·罗歇，其真实身份是亚眠学会会员朱尔斯·伦加迪博士。小说中的潜艇长8米，用电驱动。特里尼杜斯博士为寻找在珊瑚海失事的妻子建造这艘潜艇，不幸的是，最后潜艇也在新赫布里底群岛遇难。
这篇小说，1868年以《海底旅行》为名出版，此书1890年再版时，在按语中将此书与1870年发表的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加以比较。凡尔纳致信《小日报》，提请他们注意：他的书出版商埃歇尔已在1867年《教育与娱乐杂志》上发表过此书的预告，以避免剽窃之嫌。凡尔纳的目的可能达到了，因为《特里尼杜斯博士历险记》，早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而诺第留斯号迄今仍继续潜行五洋四海……
其实，没有潜艇的出现，也不会有潜艇小说。培根的《新大西岛》1664年出版，只比德雷贝1660年航行于泰晤士河西岸的潜艇小4岁，而凡尔纳的诺第留斯号也只比布尔诺的410吨那个用现代技术装备的潜水鸟号小5岁。
潜艇的发展史漫长而历经挫折，试验，失败，多次反复，直到1881年，才由法国人古尔特制造出来世界第一艘电动潜艇，不过仍处于实验阶段，直至20世纪初才正式进入实用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潜艇投入战场，但威力有限；潜艇在海战中的作用在第二次大战过程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于说描写潜艇的小说，也不止三五部，从培根的《新大西岛》到伦加迪博士的《特里尼杜斯博士历险记》以及后来数量不详的有关潜艇的故事，都渐渐被世人忘却。可是为什么凡尔纳那艘在今天已微不足道的诺第留斯号百年之后仍然继续“潜航”？为什么这位逝世近百年的作者的海底小说的魅力有增无减？而它的读者群一代一代绵绵不断？
儒勒·凡尔纳成功的关键，在于在他的作品中人与技术合二而一，二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故事的中心不是机器或技术，而是科学思想，而且人是科学思想的灵魂。
人，不只是理解凡尔纳的全部作品的关键，也是检验各种体裁和题材文学作品的准绳，也是打开整个人道主义文学宝库的万能钥匙。文学作品只有写人，写人的命运，才能牵动读者的心，引起共鸣。人都有正义感，都有同情心，除了那见利忘义之徒、压榨他人以自肥的利欲熏心之辈。正因如此，诺第留斯号在今天仍有生命力，而它的创造者尼摩将永垂不朽！
凡尔纳在构思三部曲的初始阶段，仅仅出于向往大海，眷恋大海，一直想写一部新的鲁滨逊飘流记，塑造一个新时期的鲁滨逊式的人物，然而在三部曲的创作过程中，在他塑造尼摩这个人物的同时，反过来也受到了尼摩的高大形象的影响，为尼摩的命运日夜悬心，受到他崇高理想的鼓舞，被他高尚的情操所感动。随着作家与尼摩相处日深，两年间亦步亦趋，形影不离，使作家大大突破了原来构思的狭小天地，他怎么能把尼摩写成鲁滨逊呢？
作家爱大海、赞美大海，通过尼摩之口道出心曲：
“海是包罗万象的。海的气息清洁而卫生；海之为物是超越的、神妙的生命的乘舆；海是动，海是爱。”
他接着又说：
“海不属于压迫者。在海面上，他们可能逞凶肆虐、相互残杀，互相吞噬，把陆地上一切暴戾的行径统统搬到海上来。但30英尺以下，他们的权势就中止了……只有在大海里，人才能享受完全自由；人只有在大海里，人才是完全独立的。在大海里，我不承认有什么主子！”
尼摩这位奇人，拉丁文Nimo，意思说谁也不是，在同伴（也包括作者和读者）阿龙纳斯教授心目中，他是一位超人：“他像巨人一般高大起来。他不是与其他人一样的那种人，而是一种神秘的水下居民，是大海的精灵……”
如果，前面的语言表述是一位哲学家的信仰自由和同伴的印象，那么当诺第留斯号用它的冲角撞沉那艘没有悬挂国旗的三桅战舰的时候，尼摩确实是反对压迫的斗士，一个“可怕的裁判执行人”，一个“真正的复仇天神”。为什么这只被撞沉的战舰没有国籍？按当年的规则，战舰都悬挂国旗。凡尔纳在致出版商的信中道出了真情：“……尼摩要为他死难的亲人和朋友报仇！……您想，尼摩是波兰人，而那艘被撞沉的战舰是俄国船……”
历史上波兰先后被普鲁士、后来的德意志、奥地利和俄瓜分过四次，其中1830和1863年两次民族起义遭到沙皇俄国的残酷镇压。1830年爆发反对沙皇尼古拉一世起义失败后，大批波兰人移居国外，定居法国的人数众多。1863年起义再次遭到残酷的镇压，真的是横尸遍野，血洒街头。法国人同情波兰人，对沙皇的血腥镇压极为不满，而且对拿破仑第三镇压起义者的恶行，十分痛恨。这是法兰西共和派和平民百姓，包括知识界的共同情绪。无疑埃歇尔赞同作家凡尔纳的观点，但是他作为出版商，加之他过去有从政经历，要多方照顾，怕引起外交纠纷，或者被列为禁书。因而，埃歇尔建议作者把尼摩的反殖民主义战士改写成反对奴隶贩子的英雄。凡尔纳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在复信中反驳说：
“……如果让尼摩怀着对奴隶制的满腔仇恨，去海上扫荡根本不存在的黑奴贩子，那将误入歧途。……这部作品最初是描写一位波兰领主，他的女儿一个个被强奸，妻子被斧头砍死，父亲被俄国皮鞭抽死，他的亲朋好友全在西伯利亚。……如果此人没有权利将他遇到的俄国三桅战舰一艘艘撞沉，那么他的复仇只是一句空话。若我处于这种地位，我必然毫无内疚将这些战舰击沉……我压根儿不想搞政治，我也没有资格过问政治，而这里与政治毫无关系。……”
1866年4月，凡尔纳又从克罗托克致埃歇尔的信中又强调说：“假如您是波兰人，有和尼摩的相似遭遇，遇上俄国一艘战舰，一定把它摧毁；倘若是我，也会像您那样。”
后来，凡尔纳在致埃歇尔的信中表达他改写的感受说：
“最妙的是，让尼摩与整个社会斗争，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但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缺少进行斗争的动机……我们因为纯商业原因把这种斗争放弃了。现在只剩下尼摩对一个虚幻的，跟他一样神秘莫测的敌人作斗争，变成个人之间的一场决斗，从而大大削弱了主题的意义。不，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必须保持暧昧不明的态度。”
凡尔纳被迫把尼摩写成一个高大形象、一个神秘莫测的水下居民，让这位具有反叛性格的无政府主义者成为反对一切暴政的象征，但他没有采取布朗基“既无主子，又无上帝”的模式，也不是堂吉诃德式无为冒险。这位高深莫测的船长，性格暴烈，有时表现为残酷，同时又无比仁慈，因为只有对受压迫者无限的同情和热爱，才会仇恨压迫人的人。
“一张女人的面孔闪过，阿龙纳斯教授意外地发现尼摩船长正在凝视他妻子的肖像；她死于压迫者的皮鞭下，但没有说明这个压迫者是谁。”尼摩凝视肖像这一个细节不是无缘无故加进去的。不久，凡尔纳又在信中与埃歇尔争辩说：
“……倘若将他（尼摩）改造成一个老好人，对此我实在无能为力，因为我和他生活了整整两年，无法以另外的方式看待他。……如果您以另外方式对他做出解释，那您就改一改好了，但我对此不能表示承认！”
本来定稿在5月份业已完成，因为出版商意见相左，反复讨论、争论，又多次改动，8月末才最后定稿。1868年金秋季节，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凡尔纳船长驾驶圣·米歇尔号游艇，溯塞纳河而上，抵达巴黎市中心艺术桥边码头登岸，受到数千名巴黎市民包括一些名流的热烈欢迎。
同日在新各布街，埃歇尔在他的办公室为凡尔纳接风洗尘。凡尔纳在到巴黎之前给埃歇尔的信中说，计划在巴黎逗留一个月，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后来一拖再拖。这年冬天，凡尔纳一家是在南特度过的。自然，他在酝酿一个新的鲁滨逊飘流记，一个新的乌托邦岛。翌年暮春，圣·米歇尔号修葺一新，又驶出克罗托克港，在近海四处飘流。
自从1848年来到巴黎求学，凡尔纳至今已整整在巴黎度过20个春秋。当年怀着征服巴黎的雄心壮志，如今都一一实现。20年间，苦辣酸甜，人生五味，他都体验过了。1848年那种朦胧的追求自由的愿望，几经挫折，使他明白一点，自由不能靠人施舍，尤其不能靠帝王恩赐。拿破仑第三的“自由帝国”不过是一种障眼法，一副麻醉剂，使工人、手工业者不与共和派联合起来。要自由得靠你自己去争取。1868年的凡尔纳再也不是1848年20岁的天真青年，不仅是名噪国内外的大作家，也是一位“革命者”，而且懂得与敌人斗争的策略。帝国限制人民言论自由，禁言讳语颇多，他可以通过作品中主人公之口，同广大读者对话。宣传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当尼摩船长在印度洋珊瑚岛礁中从鲨鱼口中救出采珠人之后，说到他在海底收集沉船的财宝：
“我知道陆地存在着无边的苦难，存在着被压迫的民族，有灾祸不幸需要资助，有流血牺牲要求复仇。难道您还不明白么？”
“船长沉默了，……我（阿龙纳斯）倒明白了，不论什么原因使他到水下寻求独立和自由，他首先是一个人。他的心因为人类受苦受难而不停地流血，因而他慷慨地援助被压迫民族。”
援助？不，尼摩首先是一位战士：“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始终站在受压迫人民的一边；每一个受压迫者，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的亲兄弟！”
尼摩船长是一个永恒的人物形象，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他代表全人类；他是为人类寻找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寻求微不足道的个人目的而去冒险。
尼摩的诺第雷斯号潜艇的船长室四壁高挂着为本民族解放献身的战士巨像，波兰自由战士科希丘什科、当代希腊爱国主义者波查利斯·列奥纳德、爱尔兰自由战士奥康奈尔、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乔治·华盛顿，牺牲在奴隶贩子的子弹下的林肯、为解放黑奴而被吊上绞刑架的约翰·布朗……，但是在这些肖像中连一个法国人都没有。在拿破仑第三的法国，谁敢于高呼“共和国万岁！”其后果是什么，可以想像得出。
但是这类禁词和讳语，在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中俯拾即是。例如，1794年英法战争中，一次海上遭遇战，法国舰队寡不敌众，战舰“马赛人”被击沉，与阿龙纳斯冒险并无任何联系，凡尔纳却借题发挥，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大讲马赛曲这类禁词。尼摩说：“经过一场英勇战斗之后，‘马赛人’号已处于半沉状态，三桅杆被打断，三分之一战士英勇捐躯，可船长宁愿葬身鱼腹，也不肯投降……356名尚存战士，在船尾升起共和国国旗，高呼共和国万岁，沉入大海……”
这艘战舰还有一个名字，叫“复仇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