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和青春是要长大的，长大了就要变化，也应该变化，鲁迅是最不喜欢老了还要装小孩的老莱子的。或变化为无聊的吕纬甫（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或变化为自戕的魏连（鲁迅小说《孤独者》的主人公），当然也有可能变成旧社会的统治机器的“润泽齿轮”的油（见鲁迅为柔石《二月》所作的《小引》），到那时候，真是褪尽了鲜红的颜色，而“不知道算什么”了。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痛心地解剖着、鞭挞着凡此种种。那么，到底该变成什么呢？冷酷的旧社会必然给童年和青春以创伤、以毒害、以扭曲麻醉、以致命的扼杀；那么，如果不甘心沉沦，却又尚未投身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去，这时，“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的“可爱的青年们”（见鲁迅《一觉》《野草》）就只有变化成为坚韧深沉又不免孤独（孤独的情绪是并不轻微的哟）的战士，变为热得发冷的公民。
他摒弃任何温情，“决不粘连”，颇似那位严肃的“过客”，感激之余却拒绝了好心的小姑娘馈赠的裹伤的布（见鲁迅《过客》）。他努力振作抖擞，“蓬勃地奋飞”，“灿灿生光”，决不屈服，决不退出战斗：像“秋夜”里的那株历尽沧桑的枣树，虽然落尽了青春和童年的树叶，虽然被“竿梢”打得“皮伤”，却仍然是傲然不拔地“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见鲁迅《秋夜》）。他深深地蕴藏着那连自己都可能被它烧尽的热烈“如包藏火焰的大雾”，而外表“冰冷坚硬”“如粉如沙”，很有一种“死火”的性格（其实，火没有死，不会死）（见鲁迅《死火》）。他的前身，活泼泼的雨，是“死”了过的，所以，他再没有皮毛点缀，只剩下那赤裸裸的“精魂”，却顽强地、无法再被杀死地存在着，并且仍然光辉夺目，“闪闪地旋转”。他的精神惊天感地，“心事浩茫连广宇”（见鲁迅诗《无题》），“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他是谁？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这是“朔方的雪”的形象，不也正是当时的鲁迅的形象吗？
也许前面我们从江南白雪的形象联想到那么多的时候还不完全令人信服，那么朔方的雪的形象的对照会大大丰富人们对江南白雪的解释与发挥。正是这朔方的雪，而不是江南的雪的形象，“支配着全篇的主要情绪”（参考前所引的冯雪峰的文章）。屠格涅夫的青春像太阳下面的雪，消灭了，不留一点痕迹。但是鲁迅的雨，即使死掉了也还有“精魂”。表面上，这“精魂”没有江南白雪那样叫人舒服，其实，它更独特也更有分量得多。它是江南白雪的对立面和合乎逻辑的发展，它扬弃了江南白雪的形象，它是受了伤的、蜕变过来的，甚至是曾经“死掉”过的，但仍然没有污染、仍然不失其纯洁的生命（这是江南的雪的形象的核心）的童年和青春。如果说，鲁迅笔下的江南白雪的形象，并不算太稀罕，那么，鲁迅那样地去写朔方的雪，又把这两种雪联结在一起写，就非鲁迅这样的思想家、战士、大手笔而莫办了。
就是这样，鲁迅在《雪》中塑造了两个形象：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使我们联想起两种性格：美艳又不免脆弱的童年和青春与坚强又不免孤独的战士和公民；敷染了两类美学色调：瑰丽的和斑驳的，亲切的和严峻的，鲜活的和深重的，怡悦的和粗犷的，温馨的和悲壮的……这二者像一个乐曲中的第一主题与第二主题，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互相纠缠，互相争斗，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然而是非凡的篇章。
四
我不以为上述的看法一定符合鲁迅的原意，我也不要求读者无保留地接受这些联想。有言在先，既是联想，当然不是结论。不仅对于《雪》是这样，成功的文学作品所提示的形象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尽可以运用自己的观点、修养和经验去评价和感受它，像评价和感受真实的生活似的。所以，从理论上说，对一个作品的研究和评论是不可穷尽的（当然还要看作品是否有“无尽”地予以研究的价值），它需要逻辑思维也需要形象思维，你和我的体会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心情下阅读同一作品，也会有不尽相同的理解，在这一点上，阅读和评论也是一种创造，是不那么确定的，也可以说是“虚”的吧。
但是，作品提示的形象既然是客观存在，也就有着自己的内容和色彩，人们只能在这特定的内容和色彩的范畴之内去欣赏、评论、联想、发挥。联想可以尽情，发挥可以大胆，却不能离开形象本身的特征。可以从江南白雪联想到童年和青春，也可以只联想青春或只联想童年，还可以联想到其他美艳滋润而又不能久驻的事物，却不宜联想到江南的革命军。这里，单纯的方位概念——南与北，说明不了形象的特征，实在难以从鲁迅笔下的江南白雪的形象中找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影子。我们还要强调说，哪怕有哪一位专家考证出鲁迅的原意只不过是写写雪景，或原意竟真是影射南北政局（这后者的可能性是近于零的），也不能说明《雪》的主旨就必须是什么，这和作品本身所提示的形象并不是一回事，这也不会妨碍我们对作品做出合情合理的联想和解释。作家的意图，作品的形象，读者（评论家）的解释，这三者的关系很复杂，是密切关联而又各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的。文学史上有许多这样的现象，三者不完全一致，例如：历代许多读者把刘备、宋江、薛宝钗解释成为狡诈甚至阴险的人物，这固是源于作品，却不是与作品绝对一致的，更与作者原意有别。有人曾经以作者原意非此为理由批评这种解释，但不论作者原意如何，可以相信这种解释将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且读者（评论家）有权做出自己的评价。再如我国古代的文人常常婉转地写一些寄托的文字，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借妇女伤春寄托对国事、朝廷的情怀。如果只看这首词而不加注解，是难以知晓词人的原意的，不过，这首词毕竟是依靠它本身，而不是依靠注解而留传下来的。关键是辛弃疾如此地熟悉妇女的伤春心绪，如此地富于艺术才能，因此，哪怕无意写伤春，假托伤春，却仍是把伤春写得惟妙惟肖，以致读者即使不知其原意，仍然欣赏和喜欢它。而它所引起的共鸣和联想，又不限于伤春，而是和读者自己的种种不如意的经验相通。总之，这是一个颇有趣味的问题，需要专门探讨。从这方面来说，它又是实的，人们应该从作品的本来面目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价。
本文漫谈了两种雪，却没有谈两种冬天。因为《雪》里本没有“雪”以外的冬天。离开雪谈冬天，正像离开了形象本身而谈社会背景一样，未尝不是一种颠倒。当然，从《雪》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对“朔方”的严冷的感受，而这又无疑是与“北方的现实”有关的。这么说，“南北说”也并非全无道理，只是以之解释《雪》的全文，未免不足。
雪与风、花、月并列，是我国文人骚士自古以来喜欢吟咏描摹的对象，晋朝还有谢家女儿竞写雪景的佳话，但大都不脱鹅毛、吴盐、柳絮、梨花、白银……的状物套话，李白的“大如席”的雪花写得大胆，《红楼梦》中的“芦雪庵联诗”和《水浒传》中的“风雪山神庙”能够把雪的描绘与人物性格、遭遇、活动联系起来，自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鲁迅先生的写雪，特别是写朔方的雪，却别开生面，看他赋予了朔方的雪以怎样强烈的生命、奇突的性格，真是写活了、写神了。这篇《雪》，也称得上古今写雪的一段奇文了。
当然，这朔方的雪的形象是太肃杀了。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不应该是互不粘连的孤独的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有着强大的、光明的集体。让我们看完了鲁迅的《雪》再读一读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吧，那将获得怎样朗阔和强健的鼓舞！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正是由热情救国的青年到孤身奋斗的战士、最后完成为积极乐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走过了这一段艰苦而光荣的历程的。
附记：本文作于一九六三年夏，时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一九六四年笔者将它寄给《甘肃文艺》的一位同志，一九七九年接到《甘肃文艺》编辑同志来信，始知经过十五年的动荡，此稿居然未丢失，并云准备发出。辗转保管，十分可感。只是笔者这一类的研究文字，很缺乏必要的准备，难免有许多疏漏、错误，如蒙专家及读者指正，则幸甚幸甚。
《艺文味道》后记
作家不是理论家、评论家，王蒙热衷于理论，但我有时觉得他的热衷与了解只是表面现象，他绝不惟理论，更多的时候是拿来为我所用，是对自己实践、心得的验证，对于知识精英们热切关注的问题王蒙总有一些独出心裁的别解，节拍似乎也不那么一样，有时是快半拍，有时是慢半拍。他读曹雪芹，读李商隐，绝不是学院派那一路。王蒙在读时是把自己的阅历和感悟摆进去的，既是文学家的阅读也是政治家的阅读，从中读出了人情世故，也读出了悲欢离合，读出了风花雪月，也读出了刀光剑影。说到底王蒙对文学的把握就是对生活的把握，对生命意味的把握，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生活经历的人对于文艺的独到的见解和体悟。
王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