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说恭维话才能达到与人善处的目的呢？每个人都有希望，年轻人希望寄于自身，年老人希望寄在子孙。年轻人自以为前途无量，你如果举出几点，证明他的将来大有成就，他一定十分高兴，引你为知己；你如说他老子如何了不得，他未必感到多少兴趣，至多你说他是将门之子，把他与他老子一齐称赞，才合他的胃口。但是老年人则不然，他自己历尽沧桑几十年，并未曾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对自己，不抱有十分希望，他所希望的是他的子孙，你如说他的儿子无论学问能力都胜过他，真是个堪造之才，虽然你当面批评他，他不但不会怪你，而且十分感激你。这就是说，说恭维话要注意对方的年龄，应该特别注意这几点。
对待商人，你如果说他学问好，道德好，廉洁自守，乐道安贫，他一定不高兴。你应该说他才能出众，手腕灵活，现在红光满面，发财即在日前，他才听得高兴。对于官吏，你如果说他生财有道定发大财，他一定不高兴，你应该说他为国为民，一身清正，薪俸太少，他才听得高兴。对于文人，你如果说他学有根底，笔底生花，思想前进，宁静淡泊，他听了一定高兴。做什么职业，你说什么恭维话。总之，世人之情都爱恭维，你的恭维话说得相当有分寸，不流于谄媚，这才最能赢得他人的欢心。与人善处的一个诀窍也就在于此。
有句老话道：休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普通人对于自己，总是拼命抬高身价，对别人总是吹毛求疵，其实你求他的疵，他当然也要求你的疵，相互求疵，结果是各自打消了互抬高价的成绩。所以大家长他人志气，就是大家长自己的志气，决不会灭你的威风，认清了这一点才可以谈捧捧人家的问题。
捧有几种捧法，最要不得的是当某甲一个人面前来捧他自己，而是应该当着大家来捧某甲，把他的长处来作一次义务宣传。用捧来联络感情是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正与古人扬善之说相合。在平常与人的交往之中，适当地恭维一下别人以达到善处的目的，这对于官场中的人来说是尤为必要的。在官场中行走，除了注意自己不轻易外露之外，还要以适当的恭维来调剂周围的人际关系。人若可以踏踏实实地做到这些，在人际交往中应该是可以做到与人善处的。此外对于官场中的人来说，交往中的礼节也是很重要的。
诗经中说：“谦谦君子，赐我百明”。礼多不怪原是人之常情。例如某甲是某机关的最高领导，高级职员去见他，他不但坐着不动，也不屑回应你的陈述，真是官架子十足。有时不高兴，认为你的说话不对，他竟始终不开口，好像听而不闻，始终不对你看，好像视而不见，你只好自认倒霉颓然退出。古人说：“施绝然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某甲正是如此。当他得势的时候，大家只好背后批评他，但只要形势逆转，攻击他的人必然很多。因此在社会上要多结人缘，要少结人怨。多结人缘，多礼是十分必要的工具，礼是人为的，是后天的，必须要用心去学习，学习成为习惯，多礼便能行无所碍，十分自然了。但要注意多礼尤须诚恳，多礼而不能诚恳，反而使人讨厌。总之，只要注意与人善处的诀窍，就可以避开利害，游刃有余地应付世事，达到与人善处的目的。
四、畅开胸怀，趋福避祸
“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说的就是人们的普遍心态，即趋福避祸。所谓趋福避祸反映了常人具有的希望幸福属于自己而能逃避开祸患的倾向。其实祸福之间是很难预测的，关键是个人要能顺应一些祸福的规律。说到底趋福避祸是策略问题，人不能预测到是祸是福，但人应该能够做到趋福避祸。
为官者，一方面要承受一些常人不可承受的职责，但另一方面也能享受到权势与地位带来的优越。应该说权势与地位越高，意味着当官的气派越大，但权势与地位越高也就意味着遭受祸患的机率越大，因为人获得了一定的权势、地位，受到别人的猜忌，祸与福也共生于此。不少人总是设法把自己的短处掩藏起来，殊不知越是躲藏，灾祸也就越是逼近了。
人在享受生活给与的幸福的同时，要能跳出幸福的包围，多思虑一些人生可能遇到的祸事，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处的环境的复杂，尤其是身处官场，人情世故更加复杂，地位与名誉也许就因为一念之差毁于一旦，祸福真是旦夕之间。在祸事未来临之前，若预见祸患发生的可能，积极有意地做一些准备，趋福避祸是完全有可能的。
身在祸地，要时时提醒自己警惕祸事的来临，而加以预防。祸事来临，很多情况都是因为乐极生悲。这次郭德成得罪皇帝也是由于一点意想不到的小事，但因他由此看到了大祸不远，能够忍受利益的损失，避免了一场大祸。
郭德成，元末明初人，性格豁达，十分机敏，特别喜爱喝酒。在元末动乱的年代里，他和哥哥郭兴一起，随朱元璋转战沙场，立了不少战功。朱元璋做了明朝开国皇帝后，原先的将领纷纷加官晋爵，待遇优厚，成为朝中达官贵人，郭德成仅仅成了一个普通的官员。郭德成的妹妹宁妃，，当时在宫中深得朱元璋的宠爱，朱元璋感到过意不去，准备提拔郭德成。
一次，朱元璋召见郭德成，说道：“德成啊，你的功劳不小，我让你做个大官吧。”郭德成连忙推辞说：“感谢皇上对我的厚爱，我脑袋瓜不灵，整天不问政事，．只知道喝酒，一旦做了大官，那不是害了国家又害了自己吗？”朱元璋见他辞官坚决，内心赞叹，于是将大量好酒和钱财赏给郭德成，还经常邀请郭德成去皇家的花园喝酒。从某种角度来讲，郭德成是一个知道满足，没有过多奢欲的人。他能够有自知之明，正是他后来能忍受一时的委屈、一时的灾祸而保全生命的关键。伴君如伴虎，多少君臣相互猜忌，造成了多少历史悲剧。一次，郭德成兴冲冲赶到皇家后花园，陪朱元璋喝酒。眼见花园内景色优美，案上美酒香味四溢，他忍不住酒性大发，连声说道：“好酒，好酒！”随即陪朱元璋喝起酒来。
杯来盏去，渐渐地，郭德成脸色发红，醉眼朦胧，但他依然一杯接一杯，喝个不停。眼看时间不早，郭德成烂醉如泥，踉踉跄跄走到朱元璋面前，弯下身子，低头辞谢，结结巴巴地说道：“谢谢皇上赏酒！”朱元璋见他醉态十足，衣冠不整，头发纷乱，笑道：“看你头发披散，语无伦次，真是个醉鬼疯汉。”郭德成摸了摸散乱的头发，脱口而出：“皇上，我最恨这乱糟糟的头发，要是剃成光头，那才痛快呢。”朱元璋一听此话，脸涨得通红，心想，这小子怎能敢这么大胆地侮辱自己。他正在发怒，看见郭德成仍然傻乎乎地说道，便沉默下来，转而一想：也许是郭德成酒后失言，不妨冷静观察，以后再整治他不迟。想到这里，朱元璋虽然闷闷不乐，还是高抬贵手，让郭德成回了家。郭德成酒醉醒来，一想到自己在皇上面前失言，恐惧万分，冷汗直流。原来，朱元璋少时，在皇觉寺做和尚，最忌讳的就是说“光”、“僧”等字眼，郭德成怎么也想不到，今天这样糊涂，这样大胆，竟然戳到了皇上的痛处。
郭德成知道朱元璋对这件事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以后难免有杀身之祸。怎么办呢？郭德成深深思考着：向皇上解释，不行，更会增加皇上的忌恨；不解释，自己已经铸成大错，难道真的为了这事赔上身家性命不成。郭德成左右为难，苦苦地为保全自身寻找妙计。过了几天，郭德成继续喝酒，狂放不羁，和过去一样。只是进寺庙剃光了头，真的做了和尚，整日身披袈裟，念着佛经。朱元璋看见郭德成真做了和尚，心中的疑虑、忌恨全消，还向宁妃赞叹道：“德成真是个醉鬼和尚。”说完，哈哈大笑。以后，朱元璋猜忌有功之臣，原先的许多大将们纷纷被他找借口杀掉了，而郭德成竟保全了性命。这是由于他能够从小的祸事看到以后事态的发展，提前避祸，才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而其他的功臣则远不如郭德成那样明白要趋福避祸的道理。因祸进寺庙做了和尚，同时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因祸得福，莫过如此，只是是祸是福关键看人如何去应付世事。
上面所列举的例子，着重在于强调提前避祸的重要，这就需要人必须有相当敏锐的对周围事实的洞察力，客观地认清自己身处的形势，方能达到趋福避祸的境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适时地吃点儿小亏，也是趋福避祸的好方法。
明朝苏州城里有位老翁姓尤，开了间当铺。一年年关前夕，尤老翁在里间盘账，忽然听见外面柜台有争吵声，就赶忙走了出来。原来是一个穷邻居赵老头在与伙计争吵。尤翁谨守“和气生财”的信条，先将伙计训斥一通，然后再好言向赵老头赔不是。赵老头板着面孔，没有一丝和缓之色，靠在一边柜台上不再言语。挨了骂的伙伴悄声向老板诉苦：“东家，这个赵老头蛮不讲理。他前些日子当了衣服。现在，他说过年要穿，一定要取回去，可是他又不还当衣服的钱，我一解释，他就破口大骂。这事不能怪我呀。”看到此，大家都应该明白赵老头的蛮不讲理，但因尤翁的忍让，最终避免了一场大祸。原来赵老头因为负债累累，家产典当后走投无路，就预先服了毒，来到尤翁的当铺吵闹寻事，以死来敲诈钱财。没想到由于尤翁的一味忍让，他只好转投另一家当铺。这样一场祸事就避免了。可见，如果我们在小事情上不忍让，那么很可能小事情会变成大灾祸。尤其为官处事，更应避免骄横武断，遇事要长远考虑，小心谨慎，方可保全自身及地位，才能“好人一生平安，官场一生平安”。
五、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安知非福的意思就是哪里知道是祸是福呢？祸福是不能肯定的，没有绝对的祸也没有绝对的福，祸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们如果遇到灾祸而能够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就足以让灾祸成为过去而幸福降临；如果人们在幸福之中骄奢淫逸，那么幸福就会离开而灾祸就要临头。为官之人，行走官道，盛极一时也许就意味着要败极一世，所以一定要对祸福有着清楚的认识，不要因为受到祸患的困扰而过分痛苦，也不要因为得到幸福的垂青而过分喜悦，毕竟安知非福啊！
大家都很熟悉塞翁失马的故事，说是塞上有一个叫塞翁的人，很会养马。有一天，他的马跑到胡人那边去了，大家怕他想不开，会闹出事来，都来安慰他。他却说：“说不定也许这是一件好事呢？”过了几个月，那匹丢失的马带着胡人的好马回来了，大家又都来恭贺他，替他高兴，他又说：“或许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当时塞翁有一个儿子，由于家里很富裕，所以从小就娇生惯养，很任性。他见那些胡马很健壮，便挑了头烈马骑上去，一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折断了大腿骨。乡邻都替他惋惜，他却说：“怎么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呢？”又过了一年，胡人大举侵犯边疆，凡年轻力壮者均被征去当了兵，且十之八九都战死在沙场上。这个人的儿子因为是个跛子而免遭劫难。应该说这个故事的启示在于，对待福祸应该有一种豁达、乐观的心理，不要被它们过分束缚，而不能超越。所谓“失之东榆，收之桑隅”，尤其在祸患面前，人更应该有一种宽慰的心态。行走世间，大起大落是司空见惯之事，若为官不能认识到福祸的互变性，那必然是行走在两种极端之上，那是很危险的。对待福祸，应该持一种淡然的心态。
在复杂的政治条件下，祸福是瞬夕万变的。若说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预见福祸的，那么在相当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对福祸就很难说会有预见性。尤其在官场上，人际关系相当复杂，怎么可能对祸福作较准确的预见呢？因此，在某些情况之下，借助一些外力来使自己表面看起来具有相当可靠性，那是很有必要的，从古而来，惯用的手腕无非是酒，还有便是装疯。
说到酒，最有名的自然要算号称“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靠借酒去灾的史事了。魏晋之间，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为争夺统治权，斗争激烈，社会动乱不安，许多知识分子因此而成为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斗争的牺牲品，凡知名人士很少有好的结果。阮籍的父亲是曹操的僚属，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司马氏为了篡夺曹魏政权，对曹魏集团里的人残酷打击，大行杀戳，毫不留情。自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策划政变，诛灭曹爽三族起，到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司马昭诛杀思想异己分子嵇康、吕安等人，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司马昭集团血腥镇压了政敌一方的几十个家族及其亲党，还有一大批无辜的知识分子。
阮籍由于他的家庭出身，自然受到社会的注意。尽管他志气宏大豪放，性格傲举孤高，从小就有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在当时人人惴惴不安的恐怖气氛下，他却只能佯为放荡不羁，喜怒不形于色，不干预世事，忘情于山水之间。早年他对世道失望，因此朝廷多次征聘，他都不肯出仕，曹爽专权时，阮籍曾被召为号军，但他以病推辞，隐居乡间。一年多后，曹爽被诛，人人都佩服他的远见。后来司马氏掌权，士大夫如果不接受笼络，便有被害之虞，他这才应招出仕，以避免当权者的加害。但他“居官无官之意”，做官近乎胡闹，一则当然是因为不愿为司马氏效力，二则也是为了让司马氏集团以为他只是徒有虚名的无实学之人，不被猜忌。
遇到政治难题，他常常用醉酒不醒来逃避是非，醉酒是他用来保全自己、不被人陷害的一种方法。司马昭看到阮籍名声很大，极力要把他拉到自己的营垒，这对于打击、瓦解曹魏集团也会发生很大作用。于是就派人到阮籍那儿，为他的儿子司马炎提亲，要和阮籍结为儿女亲家。阮籍听说后，十分惶恐。他不愿依附于司马集团，当然不想和司马氏联姻；但是若要一口拒绝婚事，就会性命难保。怎么办呢？他就拼命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等提亲的官员来到，只见他呼呼大睡，怎么推他，喊他，都醒不了。只好第二天再来，依然大醉不醒。后来司马昭亲自来提亲，仍然大醉不醒，连连几十次，都是如此。弄得司马昭一直没有机会开口，又感到阮籍真是一个爱误事的酒鬼，婚事只好作罢。阮籍这次醉酒，整整醉了60天，终于避开了这个难题。
钟会是个心怀不轨的人，老想陷害阮籍。他曾好几次去找阮籍，提出一些时事政治问题来问他。阮籍看出他的用意，是想根据自己的回答或赞成或反对来罗织罪名。等他一来，就请他喝酒，自己也喝酒，边喝边聊。钟会一谈及时事政治，他便已醉醺醺的，迷迷糊糊了，似乎什么话都听不清楚，什么话也说不了了。搞得钟会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尽管多次摆设圈套，却不能抓到一点把柄。阮籍因此避免了遭受陷害。在难知祸福的情况下，阮籍借酒来保护自己，不失为一种良策。作为现代人，已经很难再去效法古人的做法，但应该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要保证自己不为上级所妒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