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问题则是南渡的北方汉人与南方民众难以融合。南方大族立足扎根的时间很长，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北方汉人的整合压力。虽然他们在名义上接受东晋等北方人建立的历代南朝王室的统治，但实际上处于高度自治的状态。南朝政府很难有效动员整个南方民众的力量来恢复中原，大多时候仅仅处于勉强能够自保的局面。所以南北朝在很长时间里都奈何不了对方，只能僵持对峙。
但是双方一旦内部大体安定后都会得陇望蜀，希望一统天下。于是南北双方都在尽心竭力地加强内部的整合，希望能够形成认可他们统治的稳定基层。将自己的民众塑造为商鞅式的“王室兵蚁”应该是南北双方共同的梦想。但受制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他们的成就各不相同，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谁统一谁。
我们前面说过，北方的前秦政权大规模引入有才干的汉人担任官吏，就此开启了胡汉融合。但这离让一般的汉族民众认可胡人的统治还很远，而且淝水之战后前秦溃亡群胡蜂起，北方再次陷入混战中，胡汉对立重新加剧。真正有力推动汉人对少数民族政权认可的是鲜卑族的北魏王朝，北方民族融合的浪潮借此机缘聚会逐步壮大势不可挡，最终成就了隋唐时期的中华复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面改革鲜卑旧俗，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自己也改姓“元”。他还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士族联姻，又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为此不惜处死了自己的太子元恂。这些措施使得北魏王朝的上层鲜卑贵族逐步汉化，接受了在中原建立长期稳定王朝的国家理想。同时孝文帝借重李沖实行三长制（三长制规定：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兵役与徭役）。三长制一来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制，将原荫附于豪强的荫户变成为国家的编户，起到类似商鞅变法中连坐法的效用，保证了国家对人民的有效控制。二来与均田制相辅而行，加强了人民对北魏国家的认同。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按一定的标准将国家控制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土地不得买卖，不种则由政府收回。同时，北魏鼓励开垦荒地与发展生产，这深得汉族农民的欢迎。北魏就此具备了建立统治基础、动员基层力量的条件，成为北朝历史上立国最久、疆域最大的一个王朝。
北魏分裂为西魏（后来的北周）、东魏（后来的北齐）后，双方展开了进一步整合基层的竞赛。经过孝文帝改革后，鲜卑上层已经与汉人有较深的同化了。但在平民中鲜卑从军汉人事农的分别还非常清晰，而且鲜卑军人蔑视汉人的陋习还很顽固。一钱汉的说法流传很盛，即鲜卑军人随意杀死汉人后只需赔一文钱即可。这是当时北方社会最大的问题。
西魏方面在邙山之役中被东魏大败后，原有的六镇鲜卑兵户损失惨重，只能招募关中陇右地区的汉族豪强士族武装加入军队。这使鲜卑军人集团与关陇的地主豪强武装结合起来，形成历史上有名的六镇府兵。六镇府兵曾经让汉兵都改用胡名，而后一段时间又全军都改为汉人姓名，并把大家的籍贯都改为首都长安附近。这样大家慢慢也就模糊了各自的籍贯，到底谁原是胡人谁原是汉人也不再清晰，军队里的胡汉之分逐步淡化。这让后世史家考证李渊、李世民的血统时很挠头，只能含糊地说出身六镇的他们是高度鲜卑化的汉人。
相比之下东魏方面的整合动作就浮于表面了。高欢（东魏的曹操，北齐追尊的神武帝）本是汉人，但以鲜卑人自居，对鲜卑士兵就用鲜卑语告诫不要欺负汉人，要想到是汉人为他们种粮织衣；对汉人就用汉语劝说不要仇视鲜卑士兵，要想到是鲜卑士兵为他们保卫安全。这种和稀泥式的手段并未真正弥合矛盾。如高敖曹是高欢最看重的汉族猛将，甚至被高欢认亲尊为三叔。此人因汉人身份不能为鲜卑诸将所容，在战败求援时被鲜卑将领所拒，最终丧命疆场。高欢身后的北齐诸帝大多举止昏乱行为荒淫，在整合胡汉上用力更少，终于被原本兵微将少屡战屡败的北周灭亡了。
从外孙手中夺取北周政权的隋文帝又将府兵制和均田制相结合。府兵除出征与轮流卫戍外，其余时间均居家种田，农隙时，由军官统率教习攻战之术。遇有战事，府兵由中央任命将领率领出征，战事结束，便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原来在胡汉分治情况下，一直是鲜卑等胡人当兵，汉人则专门务农。隋朝府兵制改革后，大家一起当兵，一起务农，一律归入州县户籍，自然就进一步清除了胡汉分治的遗迹。此时北方胡汉民众的被整合状态已和商鞅治下的秦人有些接近了。
大体完成胡汉整合的隋朝面对的是一直整合不力的南朝。
王导等南朝重臣重视怀柔南方当地大族，提拔南方大族的代表到中央政府任职，同时也任命一些南渡的士人到地方上担任职务，想借此融合双方。但南方交通不便，这让那些聚族而居的地方势力很容易保持与朝廷的距离。福建、两广等地不能通过长江水系与南朝首都建康便利来往，实质独立的情形就更为突出。
同时南渡军民的客居心理也不利于他们与世居南方的人民相融合，他们在南方的土地上依据自己在北方的籍贯聚居。南朝政府以南渡军民在北方原籍州﹑郡﹑县的名称设立临时地方行政机构来登记和管理他们，如南青州、南并州、南徐州等。这些人被称侨人，不负担国家调役，管理他们的州郡县称侨州郡县﹐主要以流亡百姓中的大族担任刺史﹑太守﹑县令。这些以人群为治理基础的各级行政单位在地理上相距甚远，上下关系松散没有什么实际的管理，往往成了各据一方的小集团。这样一来同一个地方会有多个互不隶属的地方政府机构各行其是，造成政令不畅难于管理。侨人长期不能北返，很多人成为自耕农民。他们与土著百姓生活无异但却不用承担调役，负担的不公平引起了侨人与南人间长期的矛盾。
这些问题促使南朝多次推行“土断”政策，其中心内容是整理户籍，居民不分侨旧，一律在所居郡县编入正式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以便政府统一编户齐民，扩大承担国家调役的人丁基数。为了编定统一户籍，必须划定郡县疆界，取消一些流寓郡县，同时从南方旧郡县的领土中分割出一部分作为保留的侨郡县的实土。还需要调整各层级间的隶属关系，或把新获实土的侨郡县交旧州郡领导，或把旧郡县割归新立的侨州郡管辖，使州郡与所属郡县不至于相互隔越。
但“土断”政策的统合效果与北方相比还是相去甚远。因为南朝自淝水之战以来的主要精锐兵团——北府兵——就主要依靠南徐、南兖、南青三州侨人来组织的，所以历次土断这三州都得以置身事外。此外不断有北方侨人南下，南朝政府又要照顾侨人大族的利益，所以总要保留部分侨州、郡、县，并从南方原有州郡中划出部分土地来归它们管辖。侨人与土著分治的局面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南朝的统合不力导致侨人与南人始终难以融合。深入江西、广东的侨人甚至形成了比原来南方大族更独立、与中央关系更差的地方势力集团。南朝统治基础薄弱，在军事上只能依靠以侨人为主的北府兵等军团对抗北方的压力。北方出现混乱时，军力有限的南朝只能发动试探性的北伐，等到北方局面稳定后，南朝就会因力量不支退军回到江淮之间。薄弱的整合引发连绵不绝的内讧，东晋、宋、齐、梁、陈，南方小朝廷一个比一个短命，一个比一个孱弱。陈霸先袭杀老战友王僧辩父子建立南陈后，南朝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对抗大体完成基层整合的隋朝。最终隋灭南陈，南北混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大一统局面。
没有至隋粗成的民族融合局面，就不可能有唐太宗以“天可汗”尊号君临四海的天朝盛世。浴火新生的华夏民众拥有内部的高度自我认同和对外族人士的开放心态，这使李唐皇朝能既以中华君王又以天下共主的心态施治。若非如此就不可能有万邦来朝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也会失色不少。
族群与阶层，一个因生长背景不同而滋生心理距离，一个因地位权利差异而产生对立感，附着其上的不公平不公正最终会导致一个组织的分裂瓦解和名存实亡。晋隋之间近三百年历史，南方在内部统合上面临的挑战似乎要比北方小很多，毕竟南方主要族群同是汉人，兵户、民户间的对立也不像北方那么突出。但是在决心和策略上的蹉跎无为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南方最终痛失好局，六朝王气黯然收，空留一曲《后庭花》。
历史上中国的统一多是由北方吞并南方来完成的。这里的原因除了大家常提到的北方人的体格优势、战马资源优势、地理气候条件便于储粮和集结兵力外，最关键的就是北方的政治整合往往先于南方完成。秦灭楚、晋灭东吴、隋灭南陈、宋灭南唐、元灭南宋、清灭南明小朝廷，历次由北至南的统一中，大概只有元的政治整合明显不及南方，主要依靠超强的暴力来强行完成征服。但这种纯粹以力治天下的策略是不能长久的，不到百年，元的统治就被中国古代唯一一次成功的北伐推翻了。朱元璋粉碎了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做四民之分的种族等级制度，这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从种族扳回到了文明教化上，这次取得胜利的还是能以平等心态推进中华民族融合的一方。
如何整合基层群众，让他们彼此间不存在强烈的认同问题、没有严重的相互猜忌与提防，这是一个组织保持健康的内部环境争取更大胜利的基本条件。在建国前的武装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一直面临着如何把不同阶级出身的成员整合为一支强大队伍的问题。早期如张国焘、夏曦等人倾向于认为清洗剥削阶级出身的党员最为安全，一时间各个苏区腥风四起，反AB团、打击托派，一个接一个的肃反浪潮使得苏区人人自危，无数忠诚战士倒在战友的刺刀下。而内斗激烈的各苏区在被围剿的压力下处境越来越艰难，先后放弃已无法维持的根据地，纷纷走上了不得已的长征路。红军在陕北会合之后，面对这同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整党路线，讲出身成分但不唯出身成分，让剥削阶级出身的党员经历了深刻思想变化后全身心地投入党的事业。这使中国共产党有力地扩大了革命的队伍，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全国解放的道路上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1936年斯诺到延安采访的时候，中共许多领导人还认为自己大概是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了，结果13年后他们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在企业中也往往有着因员工身份认同问题而矛盾重重的现象。比如用工制度的不同、籍贯的不同、加入时间与方式的不同等，这些差异引发的山头宗派式的明争暗斗常常让组织再造的努力付诸东流。一天查四次电表年薪十万的正式工和一天查四十次电表年薪两万的合同工很难有什么共识。“钻进钱眼里的中国人”和“高高在上百无一用的傻老外”也不大可能同心同德。
再造健康的组织，必须解决族群、阶层之类影响组织成员间彼此认同的问题，整合出能承担组织再造目标的交易对象。前人的经验教训应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今天类似问题的好办法。
运用交易的思路推进组织再造需要重视两个问题：
第一，如何创造组织再造的交易环境，即如何缔造能忠实推动组织再造意图的中间执行层？这需要强大的决心和有效的策略与行动，但要注意矫枉过正的风险，过度的成功往往孕育着失败的种子。
第二，如何整合组织的基层成员，使他们成为适合组织再造意图的交易对象？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建立组织认同，消除成员间因族群、阶层之类问题的相互猜忌与提防。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一个组织保持健康的内部环境、争取更好发展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