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台北故宫。
与外面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诞辰149年暨台北故宫落成50周年纪念活动不同，在一间小型会议室内，正在悄然进行着一个简单的仪式，没有记者，也没有鲜花，只是在一面墙上悬挂着一条横幅，写着：爱国港商、百岁老人叶子辉先生捐赠仪式。
叶子辉的儿子正在代为签字，他坐在轮椅上，身着一套褪色的毛料中山装，衣领和袖口处已经磨损得仅剩丝网状，双手握着扶手，小臂平放，嘴角微抿，脸庞却异常平静。儿媳担心地伸手抚在他的右肩上，透过衣服，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在颤抖，应该不是因为情绪的原因，而是他在努力挺直脊背。儿媳的手最终没有轻按下去以使他放松下来，因为嫁与叶家近50年来，她非常清楚公爹的习性，在这种场合，他无论如何都要以军人的姿态面对。然而，她并不知道，叶子辉拖着极度虚弱的身躯来到台北故宫却另有目的。
叶子辉微闭的双目猛然睁开，并没有看向递到面前的捐赠证书，而是将头转向门口。儿媳俯在他的耳边问：“您是不是累了，先回宾馆休息吧？”叶子辉微微抬起手摆了摆。儿媳明白，他依然坚持去参观国宝展。
另一间会议室的大门敞开，陆续走出三四十位学者，有欧洲人，也有亚裔人，从胸前的VIP证上可以看出，其中有汉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画家、书法家，还有鉴赏家、收藏家、摄影家……叶子辉的儿子有些迟疑，向推着轮椅的妻子示意让那些学者先走。儿媳似乎更了解叶子辉的脾性与心情，所以没有停顿，只是不急不缓地随着人群向同一个方向走去。
叶子辉微闭双目，一动不动地瘫靠在轮椅中，似乎身外这个世界早已与他无关。直到展厅的门口，他的手微微抬了一下，轮椅随即停住，儿媳俯身问：“有事吗？”叶子辉抓住扶手，将脊背撑起来，轻微但简短地说：“拿来。”儿媳从皮包里取出一个被撑得方方正正的塑胶袋，问：“是这个吗？”叶子辉微微点头，儿媳从塑胶袋中取出一个铁皮盒轻轻放在他的双腿上。
铁皮盒的漆皮已经斑驳陆离，隐约能够辨认出一只美国白头雕图案，以及英文“sodabiscuits（苏打饼干）”和“seattle（西雅图）”。看样子，至少生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叶子辉再次轻微但简短地说：“打开。”
儿媳诧异地和丈夫对视一眼，然后俯身问：“您是说要打开它？”
叶子辉毋庸置疑地说：“嗯！”
儿媳又和丈夫对视一眼，怀着忐忑的心情拿起铁皮盒，因为他们虽然对它非常熟悉，却从来没敢打开过，所以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也许是铁皮盒经过很长时间锈住了，也许是两人的心情太过紧张，四只手微微颤抖着忙来忙去，铁皮盒却依然如故。在一旁的重孙伸手拿过去用力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布包，正好奇地打量时，叶子辉摆摆手，示意放在自己的双腿上，然后亲手缓缓地将布包打开。
这是一方已经褪色的蜡染机织手帕，手帕中有一枚明显是变形后又复原的长方形铝质校徽，上面的校名虽然有折痕和磨损，却依然能够辨认出——黔江中学。
叶子辉示意儿媳将校徽连同手帕别在他的左胸前。从一旁走过的学者们好奇地扭头观望，其中一位手执拐杖的老者迟疑着停住脚步，仔细打量又凑到近前观看，诧异且恭敬地问道：“这是教师的校徽，您在黔江中学执教过？”叶子辉似乎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重新瘫靠在轮椅中。
那位老者扶一扶眼镜，凑得更近些，似乎要扎到叶子辉的怀里一般，迟疑着说：“这个校徽……这条折痕，还有这块黑迹，应该是被火烧过的。”他猛然手撑拐杖站直又后退一步，上下打量着叶子辉，疑惑地说，“你怎么会有这枚校徽？这……应该是郑玉玲老师的！”
叶子辉浑身一颤，猛然睁开双眼，两道目光直射对方，右手下意识地伸向腰间，虽然因为年龄原因而中气不足，但仍能令人感到在厉声反问：“你是谁？！”
叶子辉的儿子、儿媳一愣，因为父亲在三十余年前退休后就不再过问世事，每天除了吃饭、如厕等必须的活动外，似乎一直在潜心静修入定，从未见过他有如此的身体与神情反应。
那位老者却似乎被叶子辉的目光、动作和语音唤醒了记忆，随手扔掉拐杖，跨前一步，屈身扶住轮椅的扶手，声音颤抖且急切地说：“您是叶子辉叶教官？您还活着？”又说，“我是秦天赐，郑玉玲老师的学生，您还记得吗？我的大伯叫秦福生，他在安顺城的大十字开茶楼，您和郑玉玲老师、毛佳妮老师，还有叶茂林营长、林丹阳军医官经常去那里喝茶，您记起来了吗？”
叶子辉将视线定在对方的左眉角，微笑道：“嗯，你是天赐，当年偷骑我的军马，被摔得满脸是血，还是林丹阳给你缝合的伤口。”
“对，对！”秦天赐有些不好意思但开心地笑起来，“是林军医官给我缝合的伤口。”
叶子辉似乎被唤醒了记忆，笑道：“她哪里是什么军医官，不过是护校的学员队长而已，如果真是军医官的话，你的伤疤就不会这么大了。”两人开心地笑起来。
秦天赐转而感叹道：“叶教官，我真没想到还能见到您。当年，我知道您奉调随远征军反攻缅甸，抗战胜利后又奉调到东北与共军交战，再后来，就听说您被****打死了。”
叶子辉仰起头像孩子般开心地笑起来，说：“谎报军情，呵呵，****怎么会打死我呢？”其实，后一句话暗含深意，因为他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他至死也不能透露的是，秦天赐的大伯秦福生以及那枚校徽的主人郑玉玲同样是共产党员。此次，他也是代表他们以及那方手帕的主人李桂香等人，特地来“回访”那批他们曾经用鲜血保护过的国宝。
秦天赐好奇地问：“这些年，您在哪里高就？”
叶子辉不以为然地说：“当年国府迁往台湾时，我随李弥的第八军避退到缅甸，也就是金三角地区。民国四十二年（1953年），由于国际形势所迫，大部奉命撤到台湾，一部自愿留在缅甸，还有一些人就各奔东西了。我是和两名军中兄弟前往香港，合伙做了一些小生意。”对此，叶子辉同样忽略了一些隐情，比如他之所以前往香港是因为组织的派遣，而且，林丹阳在1948年愤然退役后去找在香港的父母，并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
一行人走进展厅。秦天赐诧异道：“叶教官，这个国宝展是特意为本届国际研讨会附设的，能走进这个门的都是顶级专家啊，您这是？”
随行陪同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道：“叶老先生已经陆续为故宫捐款三十余年，此次是作为特别嘉宾办理了参观证。”
秦天赐又诧异道：“抗战胜利伊始，我就随陈校长来到台湾，台北故宫从筹建到落成再到之后的日常管理，我是全程经历过的。若是退休后这十几年的事情不大了解，若说‘三十余年’了，我不可能不知道啊。”
那名工作人员又介绍道：“叶老先生一直以儿子的名义进行捐款，我们也是此次才知道实际捐款人是他。”
叶子辉似乎想起什么，问：“天赐，你刚才说的‘陈校长’，是不是黔江中学的陈达夫校长？”
“对，就是他。”秦天赐说，“您应该是知道的，陈校长在高中时曾师从李叔同先生，也就是弘一大法师；后来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还曾加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南社，又赴法国留学深造。抗战时期，受聘出任黔江中学校长一职。抗战胜利后，他与当时驻跸安顺的陆军军医学校教育长严智钟先生一起，奉派接收日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国立台湾大学，出任总务长一职，后受聘为台湾省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当时，陈校长带了我们几名黔江中学的同学赴台，有的后来就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任职了。”
叶子辉一边听着，一边仔细打量着展品，只见他摆了摆手，轮椅随即停下来。秦天赐指着面前的那件展品，熟稔地介绍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毛公鼎，旁边是散氏盘和婴儿枕，这可都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啊，还有那边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唐玄宗的《鹡鸰颂》、宋徽宗的《诗帖》、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唐伯虎的《山路松声》。”讲到这里，他转而说，“叶教官，不知您是否知道，刚才我说的这些国宝，在抗战时期曾经暂存在安顺城郊的华严洞，长达5年之久呢。”
“哦，是吗？”叶子辉不动声色地应道，同时努力地将身体前倾，仔细打量着面前的毛公鼎。当年，他和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护卫了这些国宝，甚至亲手搬动过它们，只是隔着一层铁皮箱而未曾谋面，此次亲眼相见的心情可想而知，特别是——他并不是代表自己而来。
一行人徐徐参观，秦天赐时而对展位上的国宝娓娓道来，时而与叶子辉聊一些陈年往事。叶子辉渐渐停住了话语，瘫靠在轮椅中似乎入定了一般。然而，他的思绪却早已透过眼前的国宝，飞回到当年黔中地区的安顺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