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上由于粮食奇缺，粮价以不可思议的价格狂涨，小麦价格在一年之间从每１００公斤３０比尔涨至每１００公斤８０比尔，这样的价格在埃塞俄比亚是难以想象的。饥民们既得不到来自政府的少得可怜的救济食品，又难以在家乡继续生存下去，只好四散流离，一波高过一波的难民潮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埃塞俄比亚红十字会向全世界告急，称该组织在正常情况下也只能救济１万人，而从１９８７年夏季以来，他们得不到任何粮食支持，早已不能向饥民发放救济粮食。世界粮食计划组织得到认可的１３万吨救济粮尚不足饥民需求量的１／５，巨大的差距就意味着有无数人要活活饿死。更令国际社会为难的是，埃塞俄比亚北部各省近年来一直冲突不断，国际社会援助的救济粮常常在到达灾区之前就被冲突各方劫走，甚至出现袭击运粮车队和人员的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援助。在这次饥荒中再次有数十万人丧生。
８０年代的旱灾和饥荒还没有走远，埃塞俄比亚的灾难再次来临了，两次饥荒相隔如此短暂，以至于很多人把它们混在一起，认为这是一场持续长达四五年之久的特大饥荒。其实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１９８９年短暂的缓解可以认为是饥荒的一个低潮期。９０年代初这场饥荒最严重的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苏丹三国，整个非洲有１７个国家的粮食紧缺，有３３００万～３５００万非洲饥民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推测，至少需要５１０万吨的粮食才能渡过难关。在埃塞俄比亚，其艰难处境远非８０年代末可比，数以万计的饥民挤在狭小的难民救济所中，等待着为数不多的救济粮，更多的人在大路上缓缓前行，希望能走到一个有粮食的地方。以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实力和粮食储备量对付本国的饥民都是力不从心，又有几十万邻近国家的难民拥入该国，一时间，埃塞俄比亚几乎成了难民的世界，所有城市和乡村都可以看到他们消瘦的已经略显畸形的身影。
不幸的是，当这场大饥荒开始蔓延时，世界的目光都被海湾危机吸引住了，他们似乎忽视了非洲大陆再度兴起的灾难。
当海湾危机结束之后，在民间人士和非洲各国领导人的多方呼吁下，世界各国又展开了大规模援助非洲的行动，埃塞俄比亚就是这次行动的主要对象国之一。１９９１年，美国向饥荒最严重的地区提供了３.９５亿美元的粮食捐款，受益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利比里亚、莫桑比克、索马里和苏丹等六国；瑞典前后将近４０００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援助非洲；欧共体也慷慨解囊，提供１.６７亿美元用于增加对非洲大陆的粮食援助。在政府的援助之外，各国民间组织和慈善机构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宣传，积极募捐，并派出医疗队和志愿人员赶赴非洲，进行紧急医疗援助。埃塞俄比亚作为这些援助的主要受惠国依靠国际社会的援助大大缓解了自身的压力。
索马里和苏丹都是埃塞俄比亚的邻国，也是历次饥荒的受害者，从这两个国家在９０年代初大饥荒中的悲惨遭遇可见一斑。索马里位于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半岛上，面积６３万多平方公里，全境除亚丁湾沿岸属热带沙漠气候外，其余地区均属于热带草原气候，年平均降水量由南往北从５００毫米递减到１５０毫米，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于旱灾来说是再好不过了。更为悲惨的是这个国家一直是非洲部族冲突最严重的地区，在９０年代初，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各部落占山为王，彼此抢夺地盘和人口，许多农民的农场被占领，失去了谋生的工具。这样动荡不安的局面实际上要追溯到冷战时期，作为战略要地，这里一直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区，两国在这里倾注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社会秩序还基本稳定。但是当冷战结束，索马里成了一个无人理会的弃儿，原来的国家元首被推翻，此后就没有一支力量可以占支配地位，国家也就随之陷入了战争的深渊而不可自拔。
激烈的战火不仅把索马里仅有的工业基础破坏殆尽，而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本来粮食产量就不能满足本国人民需求的索马里在这样的处境下几乎无路可寻。更有甚者，各个匪帮还把农民的农业机械一抢而光，连水泵都被偷走了，赤手空拳的农民面对干旱束手无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年的收成渐渐干枯。这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还使得国际援助计划难以有效地进行，许多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成百吨的救援粮食在港口被哄抢一空，装载救援物资的车队一路上不知要经历多少次劫掠。派驻在这里的联合国部队承担了摩加迪沙的港口、仓库以及其他食品中转港口的警戒任务，并且监督和保护粮食的分配工作，但是他们与当地部落一旦发生冲突，其后果将难以预料。
在硝烟与战火中，一批批索马里人死于饥饿，虽然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很难正确统计死亡人数，但已经饿死和即将饿死的不会少于１５０万。许多尸体只是草草埋葬在浅土中，更多的尸体就躺在路边或是荒野中无人理睬。据救援人员讲，一旦旱情结束，只要一两场大雨就可能把许多尸体从土层中冲出来，到那时，瘟疫、霍乱和伤寒等传染病的流行将难以控制，这对于在彻底毁灭的边缘苦苦挣扎的索马里来说很可能是最后的，也是致命的一击，但在炮火纷飞的国度，杀红眼的各部族首领哪里会关心这些问题。面对在冲突中坐以待毙的索马里人，国际社会表现出少有的无奈之情，既没有能力约束冲突各方，又没有能力救助贫民，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只能在索马里饥民的照片前寄以无限的感慨与同情。
苏丹是非洲最大的国家，境内由东部和西部的高原、中部的大盆地组成，其中盆地是全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区，尼罗河纵贯南北。全国的降水量从北往南由３０毫米增加到１０００毫米以上，自然条件相对索马里来说要优越一些。在９０年代初的大饥荒中，苏丹是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干旱的破坏下，粮食连续两年减产，大部分传统的小农田作物几乎颗粒无收，机械化大农场也减产过半。粮食严重匮乏使苏丹全国一半以上（约１０００万）的人口处于饥饿状态中，这１０００万人需要大约１２０万吨粮食才能渡过难关。与此同时粮价开始疯狂上涨，９０公斤一袋的高粱官价为７００苏丹镑，在黑市中可以卖到１８００苏丹镑的天价，这就为许多有权势的人提供了发财的好机会，而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苦饥民却连一碗稀粥也吃不上。
在苏丹南部面临着与索马里相似的问题，旷日持久的内战摧毁当地的工业和农业，但是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又使国际救援难以运送到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常常是运到半路就已经被冲突各方抢去当军粮了，国际社会和一些民间组织看着许多饥民望眼欲穿却束手无策。在这种状况下，大批灾民带着仅有的一点财产，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在首都喀土穆到苏丹港的路上，成群结队的饥民拖着沉重的步伐漫无目标地向前走，他们步履蹒跚，许多人倒下了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但当幸存者怀着一线希望来到首都喀土穆时，却彻底绝望了，这里从全国各地拥入了近２００万饥民，大多居住在鼠害肆虐的贫民窟，在饥饿与疾病的折磨中痛苦地死去。其中一些人长途跋涉来到埃塞俄比亚，希望这里能比他们的国家好一些，但结果又让他们失望了。在这场饥荒中苏丹有近百万人死于饥饿或疾病，一半以上的人口患上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病，重者丧失了劳动能力。
位于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等国之所以饥荒如此频繁，而且灾情如此严重，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简而言之就是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总数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近百年来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沙漠化进程迅速加剧；社会动荡不安，没有一个稳定发展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大环境；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非洲易于发生旱灾的气候。这些原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一幕幕人间地狱般的悲剧。
尽管饥荒的阴云依然存在，但是一些积极因素为我们燃起了希望之光。进入９０年代后，埃塞俄比亚积极与反对派进行谈判，实现国内安定，从而有精力关注饥荒及其相关问题。
１９８８年政府通过一项重新安置３００万人的移民计划，动员农民到土地比较肥沃的东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农业生产。同时新建的村落各项基础设施比较完备。此外，政府还积极兴修水利，加紧实施灌溉计划，使农业生产尽可能地少受各种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的影响。目前埃塞俄比亚可灌溉土地只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６％，为扩大可灌溉土地面积和抗旱能力，该国耗巨资在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兴建小型水利工程和水土保持工程。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还注重把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改善自然环境。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旱灾发生的频率，减轻了自然灾害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虽然目前还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饥荒的发生，但在一些自然灾害发生时这些措施都已经初显成效，相信这个贫穷的国家将以此为契机走上发展之路。
九、消除饥荒
面对近三百年来发生的特大饥荒，我们几乎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就发生在离我们不远的过去和与我们同时代的岁月中。
无数疲惫而瘦弱的身躯倒在了乞食的路上，无数幼小的生命本应该躲在母亲的怀抱中撒娇，却过早地尝到了饥饿的味道，这是刻在人类历史上的耻辱。尤其是到了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当我们在炫耀自己的文明与辉煌时，怎能毫无羞愧地面对这些死于饥饿的人们，究竟人类发展到何时才能真正而彻底地将饥荒这个词从词典中抹去呢？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粮食危机成为各国关注的话题之一。
１９７９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决定从１９８１年起，把每年的１０月１６日定为世界粮食日，“粮食第一”成为号召人们行动的口号，提醒各国不要放松粮食生产。但是事与愿违，整个８０年代粮食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只有１.６％，远低于联合国发展规划的要求。９０年代情况也没有出现太大好转，１９９５年粮食比上年减产４０００万吨，看起来饥荒似乎有冲出非洲，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的趋势。但就在１９９０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都认为近几十年来有可能发生影响深刻的粮食危机时，人们却盲目地对于粮食生产的前景充满信心。
几年后随着世界粮食生产形势的变化和人口的迅速增加，人们开始对自己的过分信心表示怀疑了。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度世界粮食库存量从３.０５亿吨减少到２.６２亿吨，下降幅度之大是近年来少见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表明，目前地球上几乎没有尚未被开发利用的可耕种土地了。在日本和中国这样一些人口稠密的国家里，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数量正在减少。世界粮农组织在《迈向２０１０年的世界农业》中认为世界农业产量在过去的２０年里平均每年增长２.３％，而在今后的２０年里每年的增长速度只１.８％，这与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不相适应的。调查显示，从１９５０～１９９３年间，世界人均粮食耕种面积减少了近一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粮食增产远远不能弥补由于耕种面积减少而导致的粮食减产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粮食供应短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许多国家的粮食大量依靠进口，而世界粮食库存量却连年递减。
为什么短短几年间人们对于粮食生产的估计会相差这么大呢？人类是否有能力解决粮食问题，从而摆脱对于粮荒的恐惧心理呢？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都是人口的过度增长在作怪。人口增加，消耗的粮食、资源就随之增加，而美丽的地球早已不堪重负了。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促使农业生产取得巨大成就的“绿色革命”上，但时至今日，带给人们无限自豪和希望的“绿色革命”在新的挑战面前似乎有些无可奈何，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急功近利的措施所造成的水土流失、耕地减少、环境污染、良田沙化等问题。我们不能说采取这些措施的地区和国家都不了解这样做的后果，但是面对着饥饿的国民，有什么能比吃饭更重要呢？只不过它们忘了，或是根本顾不上考虑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这里的人们吃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许多急功近利的措施是在人口压力下做出的无奈选择。
据统计，目前全球因水土流失而造成的损失近４０００亿美元。每年雨水和洪水的冲刷以及风蚀带走了７５０亿吨土壤，全世界８０％的耕地面临中度乃至重度的水土流失，即使在欧洲和美国这样土地应用得较好的地方，每公顷农田每年流失的表土平均高达１７吨，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这个数字达到了４０吨。在牙买加水土流失创下世界纪录，每年每公顷土地流失４００吨土壤。水土流失的一个最主要后果就是土壤肥力和粮食产量的下降。与水土流失并驾齐驱的是资源危机，淡水、森林、石油、磷酸盐等都已经向人类亮起了红灯。
目前世界所处的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使人们不得不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粮食和饥荒的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实施“把治理贫困、提高农产品产量和保护环境统一起来”的新战略，围绕森林、水、土地等资源问题，开展综合利用和治理。这一战略实际上是把目前最严重的几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希望能找到一个使各方协调起来的解决方法，但成效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是许多国家采取的积极行动给我们带来一丝希望之光：亚洲各国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粮食供应紧缺的问题格外突出，目前已经采取各种措施推广良种、化肥、农药、灌溉工程等，希望借此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并进而解决由农业问题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拉美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以高额的代价换取了经济的发展，现在它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危险性，正在努力改变那种“重视城市，轻视农村”的政策，注意增加农业投入，保障农业的科学、可持续的发展，争取以最少的资源投入换得更多的粮食产量；非洲一直以来都处于过度利用农业资源的误区中，目前在一次次的饥荒面前也开始反省这种做法，开始采取科学手段维护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
当世界各国努力从标、本两个方面解决粮食问题，希望永远杜绝饥荒的侵扰时，我们必须注意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无论是当饥荒降临时，还是人们居安思危，发展粮食生产时，只有人类的紧密团结和无私协助才有可能真正使我们美丽的家园远离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