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进入上海后不久，邓小平就和陈毅等市委、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多次邀集上海工商界、文化界的代表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召开座谈会，与他们进行广泛的接触，阐明党的政策，征求各方意见，就共同建设新上海，开诚布公地与各界商量。这些措施扫除了许多人心头的疑虑，有效地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将各界人士紧密地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邓小平后来也谈到，进入上海后，他们“遵循了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力合作。像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
在上海解放的当天，５月２７日，邓小平和陈毅等人还专程去拜望了孙中山的遗孀、共产党的挚友宋庆龄，征询她对接管上海的意见。此后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派邓颖超专程到上海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正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对宋庆龄的信任和尊重，坚定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１９５７年的一天，当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一起到上海看望她时，宋庆龄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虽然党中央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希望宋庆龄能留在党外，以非党人士身份开展工作，为革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宋庆龄对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５日，身患重病的宋庆龄在病榻上再一次向前去探望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和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等人提出了入党的要求，而且一连重复了三遍。当天下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前去看望宋庆龄，并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５月２９日，宋庆龄安详地闭上双目，因为她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夙愿。
虽然邓小平在上海的时间并不长，但他敏锐地抓住当时上海最急迫、最关键的问题，和华东局的其他同志一起通过艰苦的工作，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短短几个月中就胜利地完成了接管上海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用事实向全世界宣告，共产党不仅能打下上海，更能将上海管理好。
（第三节）组建“西南服务团”
随着上海社会经济秩序的迅速恢复和新生政权的基本巩固，党中央又将另一份重任交给了邓小平，那就是解放大西南。
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为了粉碎蒋介石妄图以西南为反攻基地的阴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二野在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上海的可能性消除后，即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南进军，当时已经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也“须准备去四川”。
但是，要进军大西南，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干部怎么办？
二野从太行、太岳等革命根据地带来的一批干部或正在南京、上海等城市负责接管工作，或正准备调往福建，于是，邓小平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局会议上提出，可以从南京、上海等城市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和职工，参与西南的接管和建设，这一建议马上得到了华东局其他同志的大力支持。
６月初，邓小平从上海回到二野领导机关所在地——南京，主持召开二野前委会议。在会上正式决定在南京、上海等地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和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为解放西南各省人民，协助军队前进，开展西南新区工作，接管西南所有城市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机构和铁路、矿山等国营企业。再进一步为建设大西南服务”，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宋任穷担任西南服务团总团部主任。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上海于６月１２日组建了上海西南服务团，并开始积极筹备招收团员。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召开全市干部会议，动员各党委积极抽调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支援二野解放西南。上海青联、上海学联和总工会等也纷纷召开会议，号召青年学生和职工积极报名，配合解放军去解放西南。
虽然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西南是一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不毛之地，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和接管上海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作风和扎扎实实、关心群众的态度，在上海的普通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正如一位教授所说的：“古代有所谓王者之师，那多半是吹牛皮，实际上从来没有过。可是现在的人民解放军，才是我亲眼看到的真正的王者之师。”
因此，在浦江两岸迅速掀起了一场参加西南服务团、投身西南建设的热潮。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踊跃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有的甚至不顾家庭的反对，改名换姓偷偷报名。来自各行各业的７００多名青年职工也毅然放弃了在上海舒适的生活和稳定的收入，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到祖国的西南边陲去工作。短短几天内，报名人数就已经远远超过了招收名额。
这正如邓小平在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代表总结京沪杭战役时所说的，“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
６月２９日，上海西南服务团在《解放日报》上公布了首批入选的２１５１名团员的名单，并从第二天开始在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对这批团员进行２０多天的集中学习和训练。
大约一个月后，７月２４日晚，这批团员乘坐火车，冒着强台风袭来的狂风暴雨，离开上海前往南京集中，接受政治、军事、政策等方面的学习和训练。
在南京学习训练期间，邓小平在百忙之中，多次为西南服务团的团员们讲课，鼓励他们要积极投身到西南的解放和建设中。
他说，二野奉命解放川、康、云、贵四省，是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进军西南是８０００里路的小长征，是革命青年献身解放事业的难得的一次机会，不要错过。云贵川康７０００万人民在等待你们，呼唤你们。
邓小平还对团员们强调指出，在西南的工作中，一要真心实意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干革命不是扭秧歌、作演说，而是要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二要学习党的新区政策和接管经验，在西南要认真做好征粮剿匪工作，要先搞好接管，然后进行土地改革，再进行建设，尤其要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三要尊重老干部和工农干部，要把内部团结搞好，要尊重老区来的干部。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实际工作能力比你们强。要承认他们比自己强，才会团结一致。
邓小平这些朴实的话语给每一位团员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坚定了革命的信念，明确了自己肩负的责任。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西南服务团告别南京，踏上了向大西南进军的征途。
此后，这些来自上海的西南服务团团员们跟随着解放大西南的作战部队，克服山高路远、气候阴冷等艰苦条件，先后来到贵州、川东、重庆、川南和云南等地区，投入到紧张的接管工作中。
在工作中，他们不计较工作地点，不挑剔工作部门，不计较生活待遇，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走上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
在重庆、昆明等大城市中，西南服务团的成员们通过接管原有的政府机构、整顿财政金融秩序、恢复工商企业的正常生产和营业等措施，实现了城市生产、生活秩序的逐步稳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面对西南地区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土匪强盗活动猖獗，屡次破坏交通设施，洗劫往来客商，袭击运输车辆的困难局面，在征粮剿匪斗争的第一线，与土匪进行顽强的斗争，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一些团员甚至在征粮剿匪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西南服务团不仅为西南的接管，还为西南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川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物产丰饶、人文荟萃，但由于地处盆地，重山阻隔了四川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代着名诗人李白就曾发出过“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
在辛亥革命前，四川人民就因为腐朽的清王朝以“铁路国有”为名，侵吞他们筹集的路款，并将筑路权卖给西方列强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并最终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
身为四川人的邓小平自然十分了解四川人民对修筑铁路的渴望。重庆解放刚一个星期，邓小平就在西南局会议上提出了要修建成渝铁路的建议。他说：“我们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我们只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绝不能百废俱兴。……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西南军政委员会于１９５０年２月作出了“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的重要决策。
而几十位参与修筑成渝铁路的工程技术专家就是邓小平在上海刚解放时，请陈毅的堂兄、着名兵工专家陈修和精心物色和推荐的。对于与邓小平初次见面时的情景，陈修和多年后仍然清晰地记得：
那是１９４９年６月的一天，上海刚解放不久，“邓小平知道我去了以后，就在陈毅那里和我见面。见面后我们还在一块吃饭。
大家都是留法同学，又是老乡。陈毅跟邓小平他们是共产党老战友。大家是老朋友、老同学，所以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讲。邓小平当时就说他现在要解放西南，他到西南去可以修成渝铁路，希望我跟他一块去。四川辛亥革命就是为了成渝铁路。清朝要把铁路卖给外国人，四川人不干，大家起来组织保路同志会反对清王朝。四川人都懂得，很不容易的。蒋介石那个时候他们自己不修，给法国人修，这个事情法国人没成功。所以蜀道难”。
“那个时候，朱德总司令推荐我当全国政协第一届特邀代表，所以我说我不能跟你去，我要去北京开会。于是他就要我介绍一些人，我就介绍了７０个人，都是科技人员，都是科局长，国民党时有当过厂长的，当过市长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留学生。跟他一块儿，都到重庆来预备修铁路。他（给我的信上）就说，修和兄赐鉴：面托物色兵工技术人才的事，想蒙办妥，兹派陈志坚来沪办理此事，请赐接洽。关于安家费用等项，亦请商同处理，费神之处，容后面谢。顺此谨致敬礼！弟邓小平上。”
在修建成渝铁路的过程中，邓小平又多次明确指示，要尊重这些技术人员的指导，对专家要大胆使用，让专家有职有权，在工资待遇上要尽量给予从优照顾，从中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一贯重视。
在包括这些来自上海的技术专家在内的所有工程人员的共同努力下，１９５２年７月１日，纵贯巴山蜀水峡谷急流，全长５０５公里的成渝铁路终于建成。国民党政府修了１４年都没有铺上一块枕木、一根钢轨，但共产党人只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就修完了成渝铁路，这正如国民党元老、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熊克武所说的：“这是腐朽无能的反动政府与人民政府在实际行动上最明显最尖锐的对照！”
西南服务团的上海成员不仅在解放初期西南的各项接管工作中成为骨干力量，而且在大西南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之中有的在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或起着骨干作用，有的成为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的着名专家、学者，更多的人则是长期战斗在基层、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把大西南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