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终于冲破“左”的束缚和传统观念，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实现了令人振奋的新突破，开辟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新局面，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新发展。尤其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中央确立了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地位，从而进一步推动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上海的大发展。
（第三节）发展是硬道理
１９９２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对上海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杨尚昆听取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后，向到会的市领导同志传达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的重要谈话精神。这些重要谈话与邓小平在上海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谈话，组成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
中共上海市委即举行两天学习务虚会，迅速贯彻落实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精神。３月１日，中央有关文件下达后，市委向各级党委发出通知，要求把传达学习和贯彻邓小平重要谈话这件大事抓紧抓好。
市委组织各级干部深入领会邓小平重要谈话，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加快改革开放、推进上海经济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首先抓统一思想认识，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统一到邓小平重要谈话上来。市委、市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听取各部门、各地区工作打算的基础上，对全市各条战线的工作提出要求和目标；强调全市的各项工作都要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思想，坚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其次，根据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指示精神，要求把全市人民进一步动员起来，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振兴上海和开发开放浦东的步伐，使上海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成为远东地区经济、金融、贸易的中心之一，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特别是邓小平的浦东开发可以“后来居上”的鼓励，极大地推进了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速度。浦东新区的软、硬件投资环境都得到进一步改善，优惠政策深入人心，内外资项目大量涌入，使新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浦东新区在“八五”期间实施了１０大基础设施工程。到１９９２年底，南浦大桥、浦东煤气厂二期工程已竣工；杨高路于１２月８日全线通车；外高桥新港区一个万吨级泊位建成投产；内环线浦东段以及内环线与杨高路交叉的龙阳路、罗山路立交桥全面开工；外高桥电厂、凌桥水厂、合流污水工程及通信设施建设等重大工程均已全面展开，大部分工程建设超过计划进度。浦东新区的投资软环境亦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上海海关、市外资委、市协作办、市财政局等部门在浦东新区设点，为中外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管理和“一条龙”服务。市浦东开发办与市计委等有关部门颁布了《浦东新区外商投资项目审批和管理暂行办法》和《浦东新区基本建设项目审批和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政策法规，并从１９９２年８月起实行“东事东办”，由市浦东办统一审批和管理浦东新区的外资项目以及不需要市综合平衡的投资项目和基本建设项目，从而进一步加快了项目审批的速度。浦东新区的优惠政策在１９９２年得到了全面落实和兑现。全年共减免关税３６９４批，计８．３３亿元。累计批准保税工厂１７６家，保税仓库２５９家。上海各出租汽车公司利用新区减免关税政策购买了１０００辆免关税桑塔纳轿车。７００多家国内企业被批准享１９９２年２月７日，邓小平视察上海杨浦大桥工地时，在现场观看大桥设计模型。
受减按１５％征收所得税的优惠。一批企业获得了自营产品出口权，一批企业拥有了外汇现汇账号。按保税区有关政策设立了外高桥保税区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并在金桥出口加工区筹建了具有２０００平方米营业洽谈场所、９０００平方米保税区仓库、１万平方米堆场的保税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展示厅。各项优惠政策的到位操作，已发挥出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用足用好优惠政策的热潮。
软、硬件投资环境的改善和优惠政策的落实兑现，吸引了大批中外客商投资浦东新区，推动了重点小区的开发启动。１９９２年全年新批三资企业５３４家，总投资２８．６亿美元，直接吸引外资１３．４２亿美元；批准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投资的内联企业１０９３个，直接利用外地资金９２．６亿元人民币。中外客商的投资热潮，使各小区出现了中外资项目投入激增和配套设施建设加快的好势头。中外投资的激增和基础设施、小区开发的大量投放，有力地推动了新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１９９２年，浦东新区各项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市，全年新区国民生产总值达９１．４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２％，比全市高出６．４个百分点，占全市比重由１９９１年的８．３％提高到８．８％。
增强企业活力，搞活经济，在邓小平改革思想中是十分重要和突出的。他认为，城市改革应该让工厂能“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把经济搞活”。为了搞活企业，必须根本调整企业与政府的连接方式。邓小平认为要改革原有的体制，必须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其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
９０年代初，上海在认真总结８０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辐射，大力拓展”和“全面深化，闯出新路”。即将原来少数试点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推广到全部国有企业，从工业领域扩大到国有商业、外贸、建筑业、科研和金融企业等，并且辐射集体企业，从企业改革扩展延伸到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推进各项改革和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从搞活单个企业扩展延伸到整体企业，从单项改革扩大到配套全面改革，鼓励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并从三个方面逐步展开：一是积极借鉴三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来促进国１９９２年２月，邓小平指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
有企业的转制，从机制上实行国有企业同三资企业的嫁接，促进国有企业的机制转换。根据邓小平“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的指示精神，１９９２年，全市共批准引进工业性“三资”项目１６００多个，通过引进，将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改制为中外合资企业，使国有企业从机制上向三资企业靠拢，并且在部分并未实施合资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引进三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和享受三资企业的有关政策。二是扩大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改制，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１９９２年，经批准，全市共有５２家国有企业经过组建和改组成立股份制公司，股本总额１０９．８亿元。到１９９２年底，全市股份制企业达７８０多家，涉及领域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房地产和咨询业等各个行业，国有企业的改制有力地推动了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和经营机制的转换。三是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承包责任制，针对实行企业承包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１９９２年对１３５家地方国有工业企业的承包办法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实行利税合一承包制、改进经营效益同工资总额挂钩的办法，对中小型企业推行风险抵押、租赁、托管、划小经营单位等改革措施，对亏损企业实行减亏承包，对部分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和拍卖。在这一年中，全市共有１２２家企业被兼并，２７家国有小商店被拍卖。１９９３年上海在改革试点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按照“多元化、大纵深、全方位”的企业改革思路，进一步加大了改革的力度。
到１９９３年底，全市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展到１１８家，股份合作制企业２９９３家，有１２６家国有企业实行利税分流、税后还贷，有４５６家国有中小企业被兼并，有１６８家国有中小商店上市拍卖或转让，有７００多家国有商业企业实行“六自主”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为上海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利用外资是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途径之一，是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是加快上海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指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对推动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利用外资已成为上海国民经济乃至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而促进了上海利用外资的高速发展，对外开放出现了崭新局面。
为了适应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充分发挥各区、县、局的积极性，１９９２年４月，市向区下放了５００万美元以下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简化了审批程序，增强了服务意识，提高了服务效率，使各区门户大开，主动招商。实践证明，审批权限的下放，有力地促成了上海利用外资工作新局面的形成。
１９９２年，上海批准的三资企业数相当于过去１２年的总和，共计批准２０１６家，协议吸收外资３３．５７亿美元，分别是前１２年总额数（１２７７家、３３．３亿美元）的１５７％和１００．８％。并呈现出外资来源更趋多元化、５００万美元以上项目多、国际着名跨国公司投资踊跃、投资领域从工业向第三产业全面发展等特点。以外商投资来源为例，投资的外商来自３８个国家和地区，其中１１家是新增的。家数列为前四名的依次是香港、台湾、美国、日本；金额列为前四名的依次为香港、美国、日本、台湾。这说明上海经济的外向度有了进一步提高。
培养和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实现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这是邓小平反复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南方谈话”中他强调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邓小平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反复告诫全党，要着眼长远和未来，抓紧培养接班人，尤其要注意培养年轻人，这是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市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到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去发现和选拔干部。市委决定结合市、区县两级各套班子换届工作，对预备人选抓紧考察，及时定向定位，选择一批年轻干部进局级领导班子；同时抓紧后备干部的培训工作，要求在３年内通过市委党校完成２０００名中青年局级后备干部的培训工作。１９９３年，市委提出了上海要有意识地培养选拔能够跨世纪的１００名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高层次党政领导干部，８００至１０００名有专业、有能力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一大批各种类型的高级专家这一战略性育人工程，即“三个一”育人工程。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些子工程，主要有规划体系、政策体系、运作体系等，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全方位和封闭性的工程体系，为迈向２１世纪的上海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