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７日下午３时，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８３名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太平门，怀着对故乡和亲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和对“工业救国”理想的热情和执着，乘坐着法商吉利洋行的吉庆号轮船顺长江东下，前往上海。
也许１６岁的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离去，此生就再也没有重新踏上广安这片故乡的土地。
（第三节）上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中心
邓小平来到上海的时候，上海正处于近现代史上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受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特殊机遇，以面粉、纺织为主的轻纺工业、交通运输业、机器制造业、商业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行业规模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日渐加快，并且形成了一批掌握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民族资本家。同时，伴随着上海近十年的经济发展，橡胶业、水泥业、染织业、西药制造业、电器业等新兴行业在上海迅速拓展，工业门类不断增加，不少新兴的企业和产业不仅首先在上海产生和集中，并且对全国各地形成了极大的示范作用。
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的起点——上海。
作为中国最先开埠的城市之一，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上海已确立了中国航运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它和世界上１００多个国家的３００多个港口有着贸易往来，对外贸易值始终占全国贸易总额的５０％左右。站在黄浦江边，只见运载着棉纱、棉布、呢绒、玻璃器皿、机械五金等廉价工业品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地驶入黄浦江，通过上海进入中国内地的城市和农村。而内地生产的丝绸、茶叶等商品和各种原材料也源源不断地汇聚到上海口岸，从这里飘洋过海，远销国外。
经济的发展也孕育了文化的繁荣，２０世纪初的上海汇聚了众多的翻译出版机构，吸引了各类知识分子，成为国内外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汇点。
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宣传“民主”和“科学”的口号，犹如一声春雷惊醒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思想界，正如一些青年所说的：“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看见了曙光一样。”
尤其是在１９２０年前后，五四运动造成的政治激荡使得北京的政治气氛日益压抑。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诸多知名学者、教授因不满北京的文化氛围而陆续离开北京南下，来到思想文化更为活跃的上海。这正如鲁迅所说的：“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与北京的日渐沉寂相反，这时的上海却是各种思潮迅速传播、彼此交锋，新闻、出版、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以《新青年》为中心，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诸如《民国日报》
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建设》等报刊、杂志上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同时，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通过成立工会、举办补习学校和俱乐部等方式，对工人进行教育、训练，积极开拓工人运动。
在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和传播中，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首先要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１９２０年６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５人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后改名为铭德里）２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１３人代表全国５０多名党员，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
当时即将赴法寻求“工业救国”理想的邓小平也许并没有想到，当他７年后再次回到上海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一分子了。
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中心。
受互助主义、工读主义等各种新思潮的影响，１９１２年初，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他们在学会的公启中提出：
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惟西国学费，宿称耗大，其事至难普及。曾经同志筹思，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过为宜。兹由同志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勤俭乐学之风，以助其事之实行也。
学会提出的“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最终实现“扩张国民教育”、“输入世界文明”、“阐扬先儒哲理”和“发达国民经济”的主张很快就得到了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因家境贫寒而无力出国留学的青年的积极支持。他们迫切地希望通过勤工俭学努力掌握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便归国后实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如李维汉后来所说的：“我们都是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贫寒，无力上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的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
当时尚在狱中的周恩来为勉励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觉悟社社友李愚如，也写了一首自由体长诗——《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诗中表达了青年学生对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到法国学习本领、有朝一日回到祖国实现抱负的热烈期望：
“念你的精神，
你的决心，
你的勇敢，
兴致致的向上，
全凭你的奋斗壮胆。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练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随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华大地的逐渐兴起，作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起点——上海，吸引了无数像邓小平这样胸怀强国梦想的热血青年。
从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７日第一批勤工俭学生乘日轮因幡号赴法开始，到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最后一批勤工俭学生乘法轮智利号赴法为止，在这为时一年多的留法勤工俭学高潮时期中，前后共有２０批学生１４４９人从上海踏上了前往法国的道路。其中，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一批先进青年通过赴法勤工俭学，直接接触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最终选择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
毛泽东虽然没有亲自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但他也曾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四处奔走，多方联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４日，为了欢送湖南青年从上海出发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了上海，并参加了由环球中国学生会组织的欢送赴法青年的活动，勉励青年们赴法国勤工俭学，边打工边读书，就近了解欧洲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
在上海，人们也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在位于法租界内着名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的上海华法教育会门口，常常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常，许多学生模样的青年进进出出，其中大多数是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有的是来这里办理赴法勤工俭学的手续的，有的是来订购赴法的船票的，还有的是来打听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的。
在上海的报纸上也刊登了大量有关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报道，有的报道称赞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是“探险远征军”，有的刊登着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发回的旅行见闻和抵达法国后的感受，有的学生还在报道中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对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从船票的办理、行李的准备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
因此，当１９２０年９月，由邓小平等８０多名重庆学生组成的第十七批赴法勤工俭学队伍来到上海，准备搭船赴法时，立刻在上海引起了轰动，许多报纸纷纷报道这一消息，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１日的《新闻报》以“颇为一时盛况云”形容这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声势的浩大。
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１日的《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关于“大批赴法学生放洋”的报道：
“四川华法教育会送来赴法勤工俭学会学生八十三人，已于本星期一日到沪。由该生领袖吴（李？）宥三、袁文庆、王兴智三君与全体寓名利大旅社。昨由法领事发给护照，于今日午前十一时由黄浦码头乘‘阿特尔兰蓬’（即鸯特莱蓬号）邮船放洋。
其中自费生三十余人，贷费生五十余人，均由四川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津贴。此外尚有湖南学生曾镇岳，江苏女士吴佩如、张近煊、郑壁芋等。赴法学生上海会集所并（派）代表陈为人往送云。”
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４日的《时事新报》上也刊登了“前日赴法之大批学生”的报道：
“本埠华法教育会曾经登报声明，七、八、九三个月停止遣送学生赴法云。乃有重庆大批学生袁文庆等八十四人，由云南总领事那齐氏照会该会，请托保送赴法。故该会徇如所请，由会长高博爱君向法轮公司接洽妥当，即于十一日乘‘鸯特莱蓬’船出发矣。兹觅得名单一纸，照录于后，并闻十月间之‘保尔到斯’船，该会照章派送。日来报名者异常拥挤，其人数必逾于此次也。”
《时事新报》还在后面一一附上这次赴法勤工俭学生的名字，其中邓希贤（即邓小平）的名字赫然在目。
来到上海后，邓小平首先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华法教育会。
按照华法教育会的规章，上海华法教育会为这批来自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们免费代理购买船票，从法国领事馆领取护照等事宜。由于从上海到法国的邮轮每月只有一班，因此，华法教育会就安排他们暂时先住在名利大旅社，等待一个星期后搭船赴法。
对于刚从内地四川来到上海的邓小平而言，被喻为“十里洋场”的上海与家乡四川截然不同，这里有着代表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大工业、连接广大内地与西方世界的繁忙的商贸往来，以及融合中西方文化特色的城市风貌。
然而，在这繁华景象的背后，则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
外国在华商行垄断了中国８０％的出口贸易和几乎全部的进口贸易，操纵着对中国的政府借款和工商业投资，控制着中国的财政、金融市场、海关、９０％以上的铁路和７０％-８０％的内河航运，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制裁。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压迫下，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几近崩溃，许多农民只得逃到上海谋生。在上海，随处可见整洁宽阔的马路毗邻着碎石铺成的弯弯小道，精巧的洋房和豪华的公寓后面是密密麻麻的贫民窟，日夜隆隆作响的现代化大工厂正面对着污秽简陋的小作坊，黄浦江上汽笛长鸣的新式轮船旁，紧挨着在江中随波起伏的小舢板，这一切都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邓小平和同学们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一个星期，但上海的景象却始终萦绕在邓小平的心头，也更坚定了他赴法勤工俭学，将来拯救中华民族的决心。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１日，邓小平胸怀对民族、对国家更深的责任感，登上鸯特莱蓬号，踏上赴法勤工俭学的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