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经历了１０年动乱的中国终于走出了“文革”的阴霾，但“文革”对科教事业的影响依然存在，这与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何追赶世界科技的发展潮流，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大命题，并提出要从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两方面入手，为科技的发展，乃至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基础。在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进程中，邓小平对上海寄予了厚望，希望上海不仅要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更要发挥科研基地的优势，不断提高中国自主科研的能力。
（第一节）尊重知识选人才
对于工程院院士、我国着名的肝癌专家、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汤钊猷来说，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６日也许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因为那一天，他作为全国１４名中青年科学家之一在北戴河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
对于当时的情景，汤钊猷教授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一天，“我作为全国１４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之一受中共中央之邀到北戴河度假。我有幸第一位同这位伟人握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６日，邓小平接见上海医科大学教授、着名肝癌专家汤钊猷。
手，我情不自禁地向小平同志说：‘祝您健康长寿’。我没有想到，这位当时已８４岁的老人的手竟是如此有力。”
“照相时，我又有幸站到小平同志的右侧……当他简短有力地说出：‘党感谢你们，国家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是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创建新中国，使我能成为一名医生，新时期党中央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和我的集体有可能在肝癌研究上做些工作，使我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参与国家学术界的比武，并从中获得信息。”
“这些都应归功于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正确。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我们集体取得进步的根本保证。”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邓小平于１９７７年５月面对“文革”结束后不久的百废待兴的中国社会郑重提出的。
此时的邓小平虽然尚未恢复领导职务，但作为一位饱经沧桑的政治家，他的心中时刻挂念着中国的前途。面对“文革”后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的严峻形势，面对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邓小平向全党和全社会大声疾呼：
“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邓小平１９８７年５月的题词。
中国要推进现代化建设，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发展科学和教育这一事关国家兴衰、民族强弱和现代化成败的关键问题入手，而首先就是要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正确评价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那一年，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断呼吁和斗争下，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邓小平复出的坚冰终于被打破了。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在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职务一年零三个月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了。
复出伊始，邓小平就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科技和教育领域是“文革”中受冲击最早，也是最严重的领域之一，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对其他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的，“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但是，如何彻底清除“四人帮”对科教领域的影响，在全社会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尚，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呢？
１９７７年８月，邓小平邀请了３３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着名科学家、教育家，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来到北京，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共商如何重振中国的科教事业。上海交通大学教师吴健中就是其中的一位。
８月４日上午８点半，在与会者的掌声和期盼中，邓小平身穿白衬衫、绿军裤和黑布鞋，迈着稳健的步伐，满面春风地走进会堂。虽然此时邓小平已年逾古稀，而且历经１０年动乱的磨难，但依然神采奕奕。
坐下后，邓小平向大家说明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一些，教育怎么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并号召参加会议的同志畅所欲言，有什么好的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可以讲一次、两次、八次、十次，可以随时插话，把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一些。
听了邓小平如此平易近人的开场白后，大家不再拘束，纷纷要求发言。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吴健中老师代表上海的广大知识分子谈了对“两个估计”的强烈质疑和不满，认为“两个估计”就如同是强加在上海知识分子身上的一道“精神枷锁”和“紧箍咒”，影响了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
所谓“两个估计”，就是指１９７１年由“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基本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１７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两个估计”思想的主导下，上海的科技事业受到空前的摧残。一方面，科研机构和科技管理体系被肆意破坏。市科委、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市科学技术协会等科技管理机构被撤销，大部分的科研机构被撤销、裁并或内迁。如上海钢铁研究所、一机部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等被强令拆散，仪器设备被瓜分，技术资料散失；全国惟一的上海香料研究所，也被借口“工农兵不要香料”、“香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强令改行；说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是“不抓大事，只抓小虫”而强令停止科研活动。另一方面，在批判所谓“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的口号下，大批科技人员被迫“靠边站”，许多在科技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全市科技人员立案受审查的有３．１万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１５９４人，因受迫害造成非正常死亡的达１１２２３人。
在“文革”１０年中，上海的教育事业也受到严重影响。许多教师和干部被诬蔑为“臭老九”而横遭歧视，甚至受到残酷迫害。高等教育的规模也急剧缩小，１９７１年，全市的高校数量从１９６５年时的２４所减至１６所，在校学生人数从５．２５万人骤降至３５１０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在校大学生人数最少的一年。同时，基础教育也在“停课闹革命”、“读书无用”风潮的影响下几近瘫痪，学校教育质量严重下降，青少年中的文盲、半文盲大量增加。
“文革”１０年使得上海的科技和教育停滞，甚至倒退了，上海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再次被拉大，而且被越拉越远。
吴健中老师的发言立即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插话谈自己的想法。
１９７７年８月８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
８月８日，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就如何在全社会真正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提出：
首先要在全社会为知识分子“正名”，要把“文化大革命”
时的“老九”提到第一位。他指出，“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阵营，戴上“臭老九”的帽子，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建国以后，特别是前十几年自己培养出来的，是自觉自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我国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受到“四人帮”摧残迫害的日子里，也没有动摇过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即使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在坚持努力地学习和忘我地工作。因此，我们要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尊重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的贡献，尤其要从政治上关心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优秀的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的提出，还要求全社会为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杰出的知识分子做好后勤工作，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和教育工作。邓小平指出，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靠空讲是不行的，要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职称评定、工资、医疗、住房、奖励这些具体的问题，逐步解决科研和教育经费，要在困难条件下，尽力把工作做好。
同时，邓小平还指出，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当好“伯乐”，发现人才和使用好人才，这是事情成败的关键。在人才方面，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能不能打破论资排辈的思想束缚，从青年学生中，从广大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人才，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他曾多次指出，“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
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
对于邓小平的这番话，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备受鼓舞。吴健中老师后来谈到，小平同志与我们广大知识分子真是心连心。
他以大无畏的气魄和政治勇气对教育战线上重大问题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进行了拨乱反正，坚定地推翻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使我们广大知识分子像获得了解放那样欢欣鼓舞。
这次讲话也充分体现了当时邓小平对如何在全社会营造使知识分子能够施展才干的环境，并最终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加速经济发展所作出的深入思考。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全国科学界的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不仅是一次研究如何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盛会，也是向全党和全社会宣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上，邓小平多次重申，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正确认识这一点，对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要在全社会为广大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专心致志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邓小平在讲话即将结束时向全场，也向全社会提出：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话音未落，全场响起了如雷般的掌声，这掌声发自在场每个人的心中，经久不息。
曾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亲耳聆听了邓小平的讲话的着名作家马识途当时这样写道：
“邓副主席讲话，字字句句是那么明确、亲切，大家屏息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每讲到精彩之处，随之而起的是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会堂，掌声中还夹杂着赞叹声。”
“我本想记住鼓掌的次数，但是因为次数太多，我自己也忘乎所以了。陪伴掌声的又是多少无声的笑和擦不尽的眼泪呀。”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这些发自内心的简洁而朴素的文字也代表了上海每一位普通知识分子的心声。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科教领域中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同时，上海也在全市范围内对“文革”期间被立案审查的３万多名知识分子和一些具有全市影响的冤假错案进行公开平反。一大批在“文革”期间以“战高温”、“支援工业生产”等名义下放到工厂、企业参加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赶离工作岗位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原岗位或根据其特长重新安排了工作。
在进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上海还根据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着力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６年，全市共有近６万名知识分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新时期四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教育领域，经国务院批准，上海重新恢复了中断达１１年之久的高考制度，１１万名考生参加了考试，其中甚至出现了师生、兄弟姐妹共同投考的盛况。同时，上海还在高校中恢复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制度，并开始推行学位制度和与本人工资收入挂钩的知识分子技术职称评定工作，这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对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
教育改革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对教育“包得过多、统得过死”
的弊端，逐步整顿和恢复教育教学秩序，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撤、并、迁的学校，改革招生制度，促进了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的影响下，上海从批判“两个估计”、平反冤假错案入手，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海的科教文化事业在经历了１０年的沉寂后终于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第二节）以科技促发展
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思想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散了笼罩上海科技事业的阴霾。
在“文革”结束后，上海的科技事业重新焕发活力。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８年，上海取得重大科技成果１２７５３项，其中有２０００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成为国际首创。在生物技术、微电子、光纤通讯、航天工业、新型材料、自动化等高技术领域里，也取得了一批重大科研成果。
上海的科技事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加快了与经济建设的相互融合，通过实施“星火计划”，使科技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市郊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建立科研生产联合体，加速了科技成果向生产部门转移的速度，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率从过去的３０％左右提高到８６．３％。科技的发展已日益成为上海经济飞速发展的“推进器”。
而上海在科技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成绩，离不开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着名论断。
在第三次复出后不久，邓小平就向全党和全社会郑重提出，对中国这样一个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追赶世界发展的潮流，实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关键就是要尽快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虽然中国在历史上曾经为世界文明贡献了诸如四大发明这样辉煌灿烂的科技成就，但这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却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经过“文革”１０年的动乱，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已经整整落后了２０年。
为了唤起全党和全社会对我国科技发展现状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邓小平于１９７８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