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实验展示的是，人们对劳动过程本身的关注程度不亚于对报酬的渴望。当自己主导性地计划一项工作的步骤或趋势，并且能够完成它时，劳动者就会感受到成就感。与此相反，在无法得知自己所做工作意义的状态下，只是重复做别人要求的事时，就会因这项劳动而感到异化。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时主要关注的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特别在其沉浸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后，在《资本论》等著作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为焦点，自然而然地只对生产在市场出售的产品的劳动进行具体分析。但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类的劳动活动进行了哲学性的议论。这样看来，引用文中所说的“人类作为类存在改变自然，再把自然作为自己的现实去接受”这一命题，不仅仅指狭义的劳动，也适用于所有形态的脑力和体力劳动。
金薰在小说《我青葱岁月的森林》中借叙述者说了下面这段话。
去了植物园之后，我知道了任何语言都形容不了花。花不是用来谈论的，花原本就应独自绽放。
这里的“花”象征着自然；但它又不是局限于单纯物理性的自然，而是人类改造的自然，也包含着社会现象。叙述者想说的大概是人类以自然为对象所做的行动本身就是无常的。但以此来解释社会科学性的现实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用特定方式去形容花的专用语排斥其他形容花的语言时，用来形容花的专用语其本身就形成了政治性的力量。因此，因语言而遭到排斥和异化的人们，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物的对象性，可以说自然本身已经完全失守。
政治家常常产生言语争斗的原因也在于此。举个例子，将1980年5 月在韩国南部——光州发生的事件称为“光州事件”还是“光州民主抵抗运动”，这就是言语的争斗。政治家总是就一件事各说各话，即叙事（narrative）总是迥然不同的。当一种叙事支配压迫其他叙事时，这就不是单纯的言语争斗，而是现实的斗争了。
人际关系也是如此。我和高中时亲密无间的朋友不知为什么渐渐生疏，断了联系。很久之后遇到了那个朋友，喝酒聊天时他说的话令我无法想象。因为是关于私生活，所以不能公开具体的内容，但就我们的友情而言，到那一刻为止。我的叙事和朋友的叙事已经全然不同。我的叙事是那个朋友因为某种情结（complex）而疏远我，而朋友的叙事则是觉得我的自私使我们的友情受到伤害。最终，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是在所谓友情的“人类活动”中发生了异化，还是在与对方异化的过程中最终连自己也被异化了。
我的生产方式就是我
最近，与饮食的阶级化、两极化相关的一种说法“我就是我所吃的（I am what I eat）”屡见不鲜。美国社会出现肥胖阶级化、种族化的问题已经很久了。过去的讽刺漫画里经常看到叼着烟斗、大腹便便的资本家支使骨瘦嶙峋的劳动者辛苦劳作，然而这种漫画已经不能反映现实——因为如今吃着快餐店里既没有营养又油腻的食物，受数百磅体重和心脏疾病折磨的人们大多是社会底层和有色人种。与此相反，吃着有机超市中购买的有利健康的食物，通过体能训练保持身材的人则更可能属于上流社会。如今的韩国似乎也开始出现类似的现象。即便上流阶层不一定使用天价的化妆品，他们总是展现出只属于上流阶层的外貌和状态。
“让你的住处为你代言”，公寓广告宣传语亦是如此。在21 世纪的韩国，询问别人的住处在哪里并不是单纯为了了解对方的住址，而是能够了解对方经济、文化背景的重要指标。甚至有统计显示，在韩国，居住的地域不同，其居民平均寿命和患病率也各不相同。
如果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人类的类存在本质是劳动，进一步说是为维持生活的物质产品生产的话，那么在人所建立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与物质生产相关的一切。最终，我吃的食物、我住的地方都可以成为定义我的依据，这是因为根据我位于什么地方进行物质生产、用什么方式生产，我本身会因此变得不同。马克思与一生的同志、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共同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虽然这个观点经常被恶意批判马克思或唯物论的人使用，但马克思绝非忽略思想、艺术、精神等非物质因素的重要性。马克思的核心主张是人的意识并非脱离社会关系独立存在，而是受其影响形成并保持下去的。“意识并不决定存在，而社会存在决定了意识”，是马克思提出的著名论断。
例如，根据张河俊所著《邪恶的撒玛利亚人》中介绍的趣闻，美国独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对知识产权持非常前卫的态度。他有一句名言：“接受我的想法的人不会使我的想法萎缩，而各自都能得到教训；用我的烛火点亮自己的蜡烛的人不会使我处于黑暗之中，而彼此都能得到光明。”然而，讽刺的是，杰斐逊本人是拥有许多奴隶的奴隶主，对买卖人口的制度并没有感到不适。与其说这是杰斐逊个人的局限，不如说是他生活的时代的局限。这意味着在依赖奴隶制度进行相当一部分物质生产的社会中，即使杰斐逊这样伟大的智者，也无法对奴隶制度问题的严重性感同身受。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和智者同样为饮食男女等欲望所困，在动物性本能面前，许多人只是饱受折磨的渺小存在。但是，马克思的思想是从认识到“人类是一种动物性存在”这个事实出发的。我们如何吃饭、喝水、生存下去的特定生活方式，还有为了支撑生活我们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生产方式，这些规定了我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明确提出这一论断，可以说是马克思做出的贡献。
所以一个人为了独立生活，应该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物质生产。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有这样一段话：
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
但如果像前面所说，将劳动的概念扩展到精神活动层面的话，那么只有人类把对于自然的思维也变成自己独立的思维时，才算是真正地成为独立的存在。用别人既定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独立存在的，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去主动思考时才能成为独立的、完整的人。
物神崇拜，虚像抑或安慰的反语
人从一出生就注定是有限的存在，可能因为天灾，也可能因为疾病或衰老而走向死亡。我们的人际关系又是怎样呢？说好永远相爱的恋人们没过多久就可能背叛、厌恶对方，甚至在亲生父母子女之间也会出现矛盾纠葛。因此，人们总在渴望和幻想中追求绝对完美的道德。
长生不老，永不背弃，可以伸出博爱之手，也可以严厉地惩治恶人，那样的存在就是神（God）。但是，只凭借对神灵的信念还是令人无法获得充分的抚慰。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能给人以存在感。于是，人们将石头或树木制造成神灵的形象，那就是用实物制造的神，即物神（fetish）。物神一旦被制作出来，反而会统治创造自己的人们。比如，古代的人们把旱灾理解为是矗立在村口的巨大石神的震怒，不惜用活人作贡品以祈求宽恕。同样，人们为了实现所求而跪在神灵面前祈祷……这就是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1841）中提出的所谓“拜物主义（fetishism）”（“拜物教”）的概念。
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理论扩展后，用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资本论》第一卷前半部分中，对商品和货币的拜物主义进行了说明。
在那里（宗教世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fetishism）。
马克思强调将商品称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细胞形态”，他通过分析商品展开了《资本论》的论述。马克思强调商品的拜物主义，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拜物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也有些人将马克思的理论整体解释为关于拜物主义的理论。马克思通过下面的比喻更清晰地对拜物主义进行说明。
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
——《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自己引用了《约翰启示录》的句子——“他们齐心协力地将自己的能力和权势交与禽兽”，非常简明地说明了货币的物神性，即，货币之所以是货币，不是因为它天生作为货币出现，而是因为你我有使用它来交换商品的欲望。可是，现在货币成为了一种物神，金钱支配着人类。货币原本是一种支付手段，我们为得到必要的物品和服务而使用货币，而现在它本身就成了人们追逐的最终目的。“金钱不是一切”的警句反而只有在将钱作为一切的社会中才彰显意义，因为在绝大多数人不将金钱视作一切的社会里，人们必然打破了对金钱的物神崇拜。
但拜物主义从另一方面而言，却可以作为安慰的反语。让我们通过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Zizek，1949~ ）的解释来理解一下。齐泽克用精神分析学的概念来区分“征兆（Symptom）”和“拜物主义”。因为死亡或某个理由与相爱的人分离时，和他一起走过的公园石板路、一起喝过的咖啡、一起看过的电影起到了“征兆”的作用；即，感觉他像以前一样没有死去或没有离别，仍然在我身边。这虽然是谎言，但却是一种抚慰。反之，所谓“物神＝拜物”是爱情脱离了其本身，或者背离了爱的对象，转变为对某个其他事物的执着。同理，我们可以解释恋物心理的产生，比如恋物癖患者比起异性，更迷恋于能展现异性魅力的特定的东西。
但现实中“征兆”和“拜物”并不容易辨别，这里就存在着二者悖论。分手后依然保存着恋人的信件，既是安慰，也是一种拜物。因为对于失恋者来说，如果将信件丢弃就无法再得到安慰，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则摆脱了物神崇拜，重新获得了自由。
不只是宗教和金钱，所有形态的权力都带有物神性。有权力的人实际上是因为其他人认同他的权力，所以才拥有权力——从每当选举就向路人露出微笑并挥手行礼的政治家的面孔中就可以看出这点。
但如果将对权力的认定日常化，有权力者会错认为权力是自身的特质，并为此执着。受人追捧的艺人很容易就忘记自己的人气是粉丝们给予的事实，他们以为自己原本就是受人欢迎的存在。愚昧的艺人有时也会向自己的粉丝表示愤怒和不满，完全忘记了那正是自己人气的来源。
相反，被权力支配着的人们无法认识到自己竟然是赋予他人权力的源头，而日夜敬畏着这权力，欣然地服从于他人——正因此，疯狂的掌权者们才可以维持他们的权力。当维持了数十年政权统治的独裁者被属下击毙，或因为民众起义而被游街示众时，人们才发现曾经畏首畏尾服从的掌权者不过是精神、肉体上虚弱的老人。但为什么年轻有力的人们无法撼动一个老人，而只能受他们的统治？这就好比只有在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前102~ 前414）的绝对权力崩塌之时，他的养子布鲁图（Brutus，前85~ 前42）才敢放下敬畏，向恺撒挥舞起叛逆之刀。我们常说“人民的力量推动历史发展”，这一命题在被统治阶层们的抵抗到达临界点，并打破权力物神的瞬间得以成立。获得民主的民众将独裁者的铜像推倒的场面，这正是“权力的本质即物神崇拜”的表现。
爱情之中也存在权力，具有善于接近异性的魅力就拥有权力。想象一下电影里，可怜的男主角总是在美丽的女主角家门口淋着雨，拿着玫瑰花苦苦等待，这样的场景不就是描述着爱情之中的权力吗？而在男女主人公克服各种苦难，最终争取到爱情的众多爱情故事中，当出现男女主人公结婚，或更直接地发生性关系后，我们便认定爱情终得圆满。可以说，现在的结婚或性关系起到了见证爱情的作用，成为爱情呈现的方式。
春香即便被残忍地拷打，到底还是拒绝屈服于权贵，不就是为了坚守对李梦龙的爱吗？不然的话，难道是执着于名为“守住节操= 爱情”的拜物主义吗？我们无从确定春香对物神的执着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春香对拜物主义带有执着，从另一方面来看也给了她足以承受折磨的安慰。
然而，历史上更有妇女为了保持贞操而自杀，或为了保持对死去丈夫的忠诚而压抑本能守节。这类近代社会以前经常出现的例子告诉我们，拜物主义的爱情是如何带来了压抑人性的消极结果。对此，替换类似“节操”和“忠贞”的概念，强调个体自主权可以说是摆脱拜物主义的第一步。
那么这世间没有真正的爱情吗？当然这里不可能对这个数千年以来困惑了无数人的问题妄下结论。但是我们不妨这样来思考。
男人对于女人的观点、女人对于男人的观点是相互交错的。就像将三角函数中的正弦曲线和余弦曲线画在同一个地方一样，二者相交后又会错开。现实中人们为了不断接近这样的交错而付出努力，而真爱就存在于这样的努力之中。为此，我们首先要摆脱爱情拜物主义的束缚，并建立独立的人权概念作为基础。
在民主政治领域，执政者从民众手中获得权力的委任并行使权力，民众将权力委任给执政者并接受统治，他们的观点在不断牵制和平衡的过程中交错前行，而只有这样的进程日趋常态，我们才能走向真正的民主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