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事物之万化，亦与之万化
孔子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山与水的特点可以反映在人的身上。因此他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乐，仁者寿；智者动，仁者静。”
大千世界，山是稳定的，可信赖的，它始终巍峨挺立，包容万物，是最可靠的支撑；水便是多变的，具有不同的面貌，它没有像山那样固定、执著的形象，它柔和锋利，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难于追随，深不可测，不可逾越。
仁爱之人则与山一样平静，一样稳定，不被万事万物所左右，他们以爱待人、待物，像群山一样向万物张开双臂，站得高，看得远，宽容仁厚，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不惧，所以能够长寿。
聪明人和水一样随机应变，能洞悉事物的发展，“明事物之万化，亦与之万化”，而不墨守陈规，因此能破除愚昧与困危，得以成功，即便不能成功，也能随遇而安，寻求另外的发展，所以，他们总是乐观的、活跃的。
纪晓岚受卢见增一案的牵连，20多年的西域风霜，经历过编纂《四库全书》中的风风雨雨，洞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所以老年后功名利禄之心大减；纵才傲物的性格为之一变，变得世故老道起来。
纪晓岚晚年非常喜欢下围棋，并且自号“观弈道人”。他在68岁写的《槐西杂志》小引里，就是这样写道：“壬子六月，观弈道人识。”
纪晓岚有一盘非常别致的棋，圆滑秀美，晶莹透亮，那是朝鲜使臣邓思贤赠予他的。黑子全是海滩细石，大小粒粒一致，也许经历了若干年的洗练。白子全是海滩贝壳，也被海水打磨得洁白如雪。碎石与贝壳虽不珍贵，但要拾取这么多厚薄均匀、颜色一致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从这点看，就值得人特别珍视。
纪晓岚非常喜爱，放在书斋里，经常把玩。可惜后来被棋友范司农借去，范氏死后，棋子下落不明。纪晓岚惋惜不已。
纪晓岚对下棋有他的独特看法。他觉得对弈之事，“消闲遣日，系不妨偶一为之；以为得失喜怒，则可以不必。”他经常引用苏东坡的诗：“胜固欣然败亦喜。”又推崇王安石的观点：“战罢两局收白黑，一秤何处有亏盈。”不看重输赢，而注重过程的享受。
纪晓岚乾隆五十八年有《再题桐荫观弈图》，诗云：桐荫观弈偶传神，已怅流光近四旬。今日鬈鬈头欲白，画中又是少年人。画星儿童今长大，可能早解半山诗。一枰何处有成亏，世事如棋老渐知。
他的序言是这么说的：“丙午七月，属沈云浦做《桐荫观弈图》，意谓不预其胜负而已，如果有胜负者存也。后读王半山诗曰：‘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局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盈。’乃悟胜负亦幻像。癸丑五月，偶然间一看，题此二诗。然半山能言之而不能行，予则仅能知之耳。因附识以志予愧。”
为了明确表示他的这种见解，他经常把从兄纪坦居、纪方洲那里听来的两个故事讲给朋友听。
纪晓岚老家景城真武祠，有一道士喜欢下棋，人称“棋道士”，真实名字不为人知。有一天，纪方洲来到真武祠，看见桌上有一盘棋局，只31子。纪方洲以为棋道士外出，便坐下来等待。忽然听到窗外有喘息声，走出来一看，原来是棋道士同一个人正在争夺一个棋子，四手相持，力竭倒地，发出急促的喘息声。
乾隆十二年纪坦居参加乡试。试院有两个考生，以号板做棋盘，以碎炭为黑子，剔碎石灰块为白子，因为不停地对弈，竟忘了应试，最后一齐交了白卷。
纪晓岚认为两者都非常可笑，为弈棋竟忘记一切，实在过于执著。他把这种弈棋的看法，放在人生观上。他自称“观弈道人”，首先表示酷爱棋艺，其次表示自己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
正因为如此，纪晓岚晚年对他的堂兄纪昭采取的态度非常敬佩。纪昭进士及第后只做了八年的内阁中书，便辞官回家，唯以诗书课子孙，日与友人诗酒唱酬为乐。乾隆三十二年春天，纪晓岚回北京前，纪昭赠诗相送，当中有“敢道山林胜钟鼎，无如鱼鸟乐江湖”二句，是劝纪晓岚及早脱离名利场的意思，当时纪晓岚付之一笑。其后因“颠蹶忧患盖亦屡”，所以在《怡轩老人传》中感叹说：“兄之识度亦何可及哉！”
无论如何，聪明人一定要善于应变，才能以变求路，以变求生。
随机应变者应当像水一样，以变求生，以变求路。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所有宠辱，都是身外之物，真正的自我，是善于把握心灵的修身者。俗话说：“静以修身，淡以明志”，可见，人在宁静之中心绪就像秋水一样清澈，如明镜一般可照出心性的面目；在淡泊中意志情趣才会乎和愉悦，可以得到心性的真正体会。
正如古人所说：“去留无意，任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花开花落。”此为人生一种境界一种至高的境界。
处事方圆得法
处事方圆得法，能让一个人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不仅可以得到良好的人际关系，更能让人减少压力，生活得优游从容。
贾诩，字文和，原本是武威郡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孝廉出身，少有才智，初仕为郎官(汉时对中郎、朗中、侍郎等官的通称，贾诩当时究竟为何官，无从考)，后来做太尉段颖的掾史。太尉段颖是他的第一个主子。在段颖手下表现如何，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段颖是自杀而死的，段颖的死对贾诩的仕途无伤大雅。
董卓进洛阳后贾诩做了讨虏校尉(校尉是低于将军高于都尉的武职军官，讨虏是加在校尉前的名号)，那时候他在董卓女婿牛辅的军中。牛辅死后，他名义上是士兵，事实上已裹在李催等董卓的部将中，李催实际上成了贾诩的主子。
当李催等人想解散军队逃跑时，贾诩劝阻道：“听说朝廷准准备把你们凉州人全部杀了，若你们单身逃亡，一个亭长就可以捉拿你们。我看干脆率兵杀向长安，胜利了便可控制朝政，失败了再逃亡也不迟。”
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贾诩的意见是对的，李催等人驱逐了吕布，杀了王允，一度控制了朝廷。贾诩不但救了李催等人，也救了自己，一则因为贾诩本来也是西凉人，二则当时他正在董卓部将的队伍中，若当时李催等人解散部队只身逃亡，李催难免被捕而被处死，贾诩也会身遭不测。
但李催并不是什么有雄才大略的人，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对手一时失策。所以贾诩先后拒绝李催以皇帝名义赐予他的侯爵，只是做了尚书(尚书仆射或尚书令手下的官员)。李催等对他敬畏。贾诩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辅佐汉献帝、保护皇帝、匡济时政与大臣的事。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被军阀杨奉等威胁离开长安回洛阳，贾诩主动辞官，缴还自己的印绶，前去投靠军阀段煨。段煨与贾诩同乡，当时驻军在华阴(今属陕西)。
段煨是混战的军阀中非常民主的一个，他注重农业，不干剽掠百姓的事。汉献帝东还洛阳时，他贡献财物，以礼迎送，后来做到沈禄大夫。但当时贾诩名望已高，段煨害怕贾诩夺取兵权，虽然对贾诩恭敬备至但暗地里对他非常戒备。
贾诩见机而作，决定离开段煨以避祸。但他要走得值得，要走得光彩，让迎送双方都满意。
那时候张绣拥兵在南阳(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实力比段煨大。贾诩派人与张绣联系，张绣派人来接贾诩。有人劝他：“段煨对您那么好，您还要到哪里去呢？”那人大概是贾诩至亲或至交，所以贾诩说了自己的真心话：“段煨性情多疑，心中忌我几分虽待我热情，我却不能长久在他手下，否则会遭他暗算。我离开他，他必定高兴，我对于他又有利用之处，所以必然对我留下的老婆孩子厚待。张绣有兵有地，但无谋主，也真诚欢迎我去，如此一来，我家属和自身两者都安全了。”
贾诩的分析是精明的，行动是正确的。
贾诩到了张绣那里后，张绣把他视作师长。张绣成了一个对他唯命是从的主子。于是贾诩又换了一个主子。
到了袁绍和曹操官渡大战时，袁绍派人来招降张绣，又是贾诩在陪同张绣接见袁绍使者的座位上不等张绣表态就大声说：“你回去告诉袁绍，他和兄弟之间都不能相容还能容纳外姓人吗？”张绣当时非常惊讶，又私下问贾诩：“我们该投奔谁？”
贾诩当即表示，应投奔曹操。张绣表示曹操实力不如袁绍，而且他以前曾同曹操作过对头，打过仗，怎么能投曹操？贾诩言惊四座：“正因为如此才要投奔曹操。”他分析道：“夫曹公奉天予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能得我们必然高兴，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
就是时隔17个世纪，现在来看，也为他的见识的深远独到超乎常人而惊叹。
于是张绣与贾诩投奔了曹操，曹操以礼相待张绣，并对贾诩说：“是先生使我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
贾诩继段煨、张绣之后，又改换了主人，即曹操。曹操也信作贾诩，先后为他奏报朝廷做太中大夫、上执金吾等。
曹操晚年，在择太子时于曹植、曹丕两个儿子间非常犹豫，贾诩巧妙劝说以废长立幼造成恶果的刘表、袁绍为戒，曹操终于下决心立曹丕为太子。
贾诩在曹操手下，虽然受到尊敬，但他“夹起尾巴做人”，自知不是曹操以前的手下，却策谋深远而被重用，为免猜忌，经常闭门自守，不与朝官私自交往，不与有地位的人家攀儿女亲家。正因为采取了这些避嫌措施，所以他安然无恙。
曹丕继位后，深知贾诩曾劝曹操立自己为太子，非常感激贾诩，贾诩的官位晋升到了最高点——太尉，并进爵魏寿乡侯。77岁时寿终正寝，又被谥为“肃侯”。
东汉末年到三国这一时期，天下扰攘分裂，群雄逐鹿，即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他们较难择主的时代。如果跟错了主子，不管那个人才华如何，他的聪明才智不能充分发挥，便成了殉葬品。这样的例子在三国时代举不胜举。
贾诩就是一个善于择主的人。他先后事过数主，但都显得优游从容，仕途得意，确是三国时代的一位“好梢公”。
识时务者为俊杰。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是因顺应了时势，投准了明主，而得以建功立业；又有多少不识时势的良材，因为一时不慎，而功败垂成，酿成悲剧。
纵观贾诩一生，虽是智术之流，但所到之处都畅通无阻，事数主而来去从容，仕途上可谓从无险阻，步步高升，这和他方圆得法的处事原则有关，不能不说他是个伴君有术之臣。
大丈夫能屈能伸
“能屈能伸”所讲的意思就是能弯曲也能伸直。指的是人在失意或者遭受挫折的时候能够忍耐，这样才能够在得志时大干一番。
“大丈夫能屈能伸”，这句话说的是人在处世的过程当中需要看准时局，把握事情的变化趋势，能够很好地评判形势，而不能够一味勇猛冒进，正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当忍的时候就需要忍，知进知退。也就如同行军打仗一样，敌强我弱依然勇往直前，是莽撞，而不是勇敢。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你能够做到善于迂回，避其锋芒，只有保存好你自己，才能够有将来一决雌雄的好时机。相对于前者而言，能屈能伸也正是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很玄妙的处世智慧。
人的一生，无一不跟屈与伸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人的一生当中，通常人都会认为屈与伸代表着进与退，“屈”意味失意，“伸”也就意味着得意，这其实是从表面上去理解的。实际上，人生当中的“屈”与“伸”远远没有如此的简单。《后汉书·班固传》说：“虽屈伸无常，所因时异。”本质也就是说，人生当中的“屈”与“伸”是应该顺从时势与环境的变化，我们千万不要盲目地来理解。
如同一个人走路，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双腿一屈一伸，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前进。拾取东西得弯腰伸手。对于吃饭而言需要通过手的屈伸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口中。劳动工作更是由无数屈伸动作组合来完成。这是生存与屈伸的关系。
姜子牙曾经在溪边垂钓的时候遇到了文王奠定周朝八百年基业；诸葛亮高卧隆中，后来又帮助刘备建立蜀国；韩信忍辱钻胯，才成为兴汉名将；司马迁甘受腐刑，终于完成了《史记》流传千古……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历史上名人“屈”与“伸”的成功范例。
说到“能屈能伸”这个词，我们不能不提到历史上的两个人物，韩信与张良。
韩信在自己年少的时候过得十分的贫穷，然而他却很有志向。有一次在他上街的时候，一个屠夫欺负他说：“你不怕，就拿刀杀我；如果不能，就从我胯下爬过去。”
韩信俯身就从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街上的人都说韩信胆小懦弱而看不起他。后来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充分施展领兵打仗的军事才能，辅佐刘邦灭秦兴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初他为什么会忍受一个屠夫的胯下之辱呢？在胸怀大志的韩信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同一个屠夫争强好胜不仅自己不光彩，同时也是十分不值得的，到最后无论谁胜谁负，对于现实中的他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他不屑与如此的市井无赖计较。
正如韩信后来所说：“我在当时并不是害怕他，而是没有道理杀他，如果杀了他，那么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
张良在年少时因行刺秦始皇未遂，而被迫流落到下邳。有一天，他在沂水桥上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一位穿着短袍的老人。老头故意把鞋摔到桥下，然后用十分傲慢的态度差使张良道：“小子，下去给我捡鞋！”。
饱经沧桑、心怀大志的张良，对此带有侮辱性的举动，并没有拔拳相向，并且还看他是长者之故，便到桥下把鞋取了上来并膝跪于前，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好鞋。又经过几次考验，张良的隐忍和谦逊终于得到了老人“孺子可教也”的赞许，并即时赠给他一本书，此书就是《太公兵法》。老人告诉他说：“读此书则可为王者师，你用此书就能够兴邦立国。”这位老人就是济北毅城山下的黄石公，从此之后张良日夜诵读，刻苦钻研兵法，俯仰天下之大事，到最后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
如果在当初，张良把老人让他捡鞋看作是一种侮辱而不能忍下这口恶气，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一番奇遇，他的雄心壮志也就没有了得以施展的基础，他最后的成功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的“能屈能伸”。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能屈能伸可谓是古今大丈夫处世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没有任何原则。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有度，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界线，那么就很有可能会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就以韩信和张良为例来说，张良更懂得屈伸的尺度，在辅助刘邦完成了推翻暴秦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大业之后，张良面对高官重爵，荣华富贵不为所动，他知道作为人臣已经达到了顶峰，盛极则衰，因而悄然引退，最后得以善终。
韩信则不然，功成后韩信被封楚地，但刘邦显然对他心怀疑惧，韩信对此也心知肚明。为了赢得刘邦的信任，当好友钟离昧投奔他的时候。韩信没有理会钟离昧“我今日死，明日恐怕就轮到你了”的劝告，拿了钟离昧的人头去消除刘邦的怀疑，但最终也没有逃脱夷灭九族的命运。
如此看来，韩信把“能屈能伸”演绎得更加市侩，更加功利，为了保护自己可以无所不用。当“能屈能伸”的标准降到了自身利益的尺度，就成了一块遮羞布，已称不上是什么所谓的大丈夫了，对于如此的处世原则与标准，只能够更加为人所不信任，韩信后来的死也就根本不值得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