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气论”之所以有现代重构的可能性，首先在于前述它的立说建构在最具中国本土意味的“气”哲学本体论上（气化生命哲学），“文道论”虽也是建构在中国“道”哲学本体论上，但却走向了疏离审美的误区，文气论则是在审美的自觉下找到这一本体的。其次，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纯文学的觉醒时期，这无疑突出体现为“文气论”的提出，文气论所注重的个人才性和自然生命的意识直通文学独立和审美本位的现代意识，正如钱穆所说：“建安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乃一至关重要之时代，因纯文学独立价值之觉醒在此时期也。”第三，由前两点而伴随来的它在当今的生命力和所具有的普适性价值，是属于一些反对“现代转化”的学者所说的“还活着的”文论话语，前述当下文学事实和批评的事实也都已证明了这点。所以，文气论在中国文论批评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经过“视界融合”的现代阐释与重构，其与人们今天的审美经验是非常相通的。当然，这一重构很重要的方面是在语言上的现代阐说，没有语言上的转换不叫重构，也无法进入到更大范围的批评实践中。
显然，当我们从哲学视野和现代语言重新阐释“文气论”批评思想的时候，它的理论根脉、逻辑系统以及话语所指都逐渐清晰起来，也更接近我们今天的文学体验和审美经验了。在这个前提下，“文气论”的普适性价值及其有效性当会更加彰显出来，“文气论”的现代重建以及与实际批评的接通就是有可能的了。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如前所述，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理论与批评实践的打通。如果搞理论的不问也不作文学批评，或者只是驻足于古典时代的文学审美和理论想象，中国本土文论的研究也就只能是一种浮游于空中的理论，难于渗透到当代批评实践之中，当代文论与批评话语的西方影响——模仿模式就依然是一如故往。在这里，有必要提到家学渊源和文化修养深厚的前辈学者、评论家、作家的李国涛先生，他在1989年就发表过《小说批评与文气说》，特别强调了“文气论”在当代的批评价值：“这几年不断有人从古代文论里提出‘文气’论加以讨论，并对它在小说文体中的体现作出分析；很可能这将是对汉文学语言理论的研究和当代小说文体批评的一个突破点，也很可能对创作的实际有所影响。……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作为我们理论准备的内容，把着眼点放到这个上面。……我相信把‘文气’说引入小说批评是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的事。”然而，直至今日，又有多少人像他那样意识到并身体力行地实践于批评呢？
总之，任何文论的意义不应该只是一种“研究”或“研究对象”，如果仅仅处于“研究”的层面上，其价值意义也就只是博物馆里的古董，只有展览、观赏的效用了。如果一种文论是具有生命力的，那就必然具有一种普适性的价值。在这一点上，钱中文、童庆炳等所探索的路子是正确的，在《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总序中，他们从建设文学“交往理性”的角度提出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即要“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要“从古代文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文论的血肉”，“要与当代的中外文学实践相结合”。
2011年9月
从方法论走出：文学批评学的多维构成
翻开历史备忘录，人们应该记得，文学批评学的意识自觉是从20世纪80年代批评方法论的引进和重视开始的。被点燃学术激情的人们把1985年称为“方法论年”，从此，新的批评方法不仅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焦点话语，更渗透到了具体的批评活动中、批评文本写作中。在理论层面上，例如当时出版的几部批评理论集子，包括《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并由林兴宅和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分别写的序“文学研究新方法论”、“文艺研究方法论新探”；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上，则有著名的鲁枢元的《论阿Q性格系统》《用系统方法分析文学形象的尝试》《从反馈角度看陈焕生系列小说的创作》《从发生认识论的结构与建构看文艺欣赏》等等；再往前发展，就逐渐出现了专门的批评学著作，据笔者统计，截至目前已出版十几部批评学专著，有陈晋《文学的批评世界》、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李国华《文学批评学》、张荣翼《文学批评学论稿》、凌晨光《当代文学批评学》、周兴华《文学批评学新编》、黄书泉《文学批评新论》、鲁原《文学批评学》、潘凯雄《文学批评学》、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李吟咏《文学批评学》、刘锋杰《文学批评学教程》等，另外还有张利群《批评重构—现代批评学引论》和《多维文化视域中的批评转型》、张奎志《体验批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观》等，一种独立的批评学学科态势已然形成，各大学开设的文学批评学或批评方法论课程进一步认证了这门学科的合法性。
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这些批评学著作中，大多数驻足于批评的形而上探讨或批评方法的介绍论述，而且主要是对西方现代批评理论方法的阐说，仅有个别涉略批评史学，其他实际批评方面的研究尤其少见，换言之，自80年代批评学意识自觉以来，文学批评的研究大多是在方法论层面上进行的，是在形而上的文论层面上展开研究的，尚未深入到批评的基层中去或多层面的批评现象中。而我想提出的是，文学批评学的研究却不应局限于方法论理论，它应该从整个批评学的学科构成着眼，拓展到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涵盖的各个不同层面。
一、20世纪初批评学学科意识回溯
早在20世纪初年中国传统知识研究开始转型和“整理国故”运动的新学术形成过程中，具有现代学术观念的一批学者已开创了中国的批评学研究，并已有一定的学科意识和界说。当然它并不是今天专门的论文和理论论证，而是来自一些批评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学术思考和学理建构。在一种尚缺乏现代学术规范的背景下，所有人在其批评史著作的“前言”中都对自己所理解的批评研究作出了某种阐说，因为那时还没有公共的关于批评的理解，“文学批评”尚是新引进的外来术语，究竟包括哪些范围、对象如何确定、怎样展开研究等等，都是问题，都在摸索探讨之中，所以非有必要先加以辨析说明，才能展开对于批评的研究著述。这可以看做是我国文学批评学（史学）的初步形成，而就是在这种学术规范的思考辨析中表达了有关批评学的学科意识和观念。
其中值得注意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认识。
首先是关于批评学学科独立性和研究目的的自觉认识，典型者如朱自清关于“文学批评”研究的认识、罗根泽对“文学批评”及“文学批评研究目的”的界说。
朱自清指出：
“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我们称为“诗文评”的，与“文学批评”可以相当，虽然未必完全一致。我们的诗文评有它自己的发展；现在通称为“文学批评”，因为这个名词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
……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从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从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
罗根泽作了更加详细的辨析：
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
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藉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所以我们不能只着眼于狭义的文学批评的文学裁判，而必须着眼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与文学理论。
由上可见，朱自清将译名的“文学批评”给予了合理性和独立性的解释，并正式确立了它的地位与价值；而罗根泽进一步明确辨析了“文学批评”的二重内涵——包括实际的文学批评和批评的理论，批评学研究的目的则在于对批评实践的“文学裁判”及其批评理论的研究，“以指导未来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