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误解让我们混淆了真相，时间让我们忘记了源头，本章就让我们正本清源，还原文化的原貌。
汉字是由仓颉创造的吗？
据《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君守》记载：仓颉，传说为黄帝时史官，汉字的创造者，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但根据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不过他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
仓颉，生于陕西省白水县杨武村鸟羽山（另一说山西临汾人），享年一百一十岁，他最早创造了象形文字，是我国官吏制度及姓氏的草创人之一。传说他首创的“鸟迹书”震惊尘寰，堪称人文始祖。黄帝有感于他的伟大功绩，赐以“仓”（仓）姓，意为君上一人，人下一君。传说玉帝为了奖励仓颉造字的功德，特赐给人间一场谷子雨，这就是现在的“谷雨”节气的来历。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在“谷雨”节气当天会祭仓颉。仓颉去世后，当地百姓在他的墓葬处修有庙宇，并将这里的村庄起名为“史官村”。
竖写的汉字何时开始“横行”？
古人书写的材料主要是竹简和木简，竹简狭长，书写好以后用绳子穿起来，可以左右卷展，因为竹简是竖向的，所以只能竖写，都用直行。书写工具多为毛笔，因为从上往下书写比较方便，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向左换行、从右往左书写的顺序格式。后来发明了纸张，但是人们已经形成了习惯，这种书写方式便一直沿用下来，没有任何改变。
直到清朝末年，外国的许多文化陆续传到了中国，一些学者和名流提倡学习西洋文化，倡导使用拼音文字。在汉文中经常需要引用阿拉伯数字、使用新标点，如此一来汉字竖写就显得很别扭。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竖着写汉字的方式，写起来很不方便，而西方从左到右“横行”的书写方式更符合阅读习惯。
我国从1909年开始有“横行”排版的书籍，它就是当时提倡文字改革的刘世恩所着的《音韵记号》。因此可以说我国的汉字是从1909年由竖写改为“横行”的。
“壹、贰、叁”等大写数字，本意就是指数字吗？
在汉字里数字有大小写之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小写，“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是大写。小写的数字容易被涂改，所以人们就用读音相同不易更改的汉字来代替，作为记账和债务的专用数字，于是就用大写数字来代替。
这几个大写数字本意并不是指数目的多少，“壹”的本意是专一，“贰”的本意是背叛和变节，“叁”是另一种参字的写法，本意有“加入”和“谒见”的意思。“肆”的本意是任意妄为，“伍”源于古代的“五人为伍”的说法，“陆”的本意是指高出水面且地势平坦的土地，“柒”的本意是漆树或漆料，“捌”源于“有齿为耙，无齿为捌”，“玖”的本意是黑色的美石，“拾”的本意是把东西捡起来。
打败仗为什么叫“败北”？
古代称战败为“败北”，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打了败仗只能往北跑吗？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北，背也，二人相背”。古时两军作战，打了败仗向后逃跑的一方总是以背对敌的，因此“北”这个词后来就增加了失败的含义。“败北”就是背敌而逃，不管逃的方向是东、南、西都叫“败北”。
秦汉以后，“败北”的意思开始延伸，不仅用来指军事失败，还引申到办事时失利，都可以称为“败北”。在现代汉语中，“败北”还被用来泛指在各种竞争、竞赛中失败。
为什么购物叫买“东西”？
自古以来，人们为什么都把购物叫做买“东西”，而不叫买“南北”呢？原来，“东西”一词来自唐朝时期。
唐朝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是当时的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这里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贸易极为繁荣。东市经营的大多是奢侈品，西市经营的是日常生活品。人们购买货物需要到东市和西市去，这样时间一长，人们也就习惯用商品集中的东西（两市）作为物品的代称了。
不过，也有从五行方面来解释“东西”一词的来源的。按照五行观念和中国文化取向比类的方式，东归于木，西归于金，南归于火，北归于水。在远古时代，木和金是可盛受之物，是可以拿来以物易物的。而水和火是用手拿不走的。因此，顺其自然就把“东西”二字当成泛指物质、物体的代名词了。到今天为止，这一语言现象被一直沿用下来。
最早给汉字注音是什么时候？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通常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算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
后来，唐代着名高僧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音的三十六个字母，这表明当时我国的语音分析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可惜他仍然是用汉字来表示这些声母和韵母，因此，这三十六个字母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
五百多年前，我国有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开始使用“小经”文字，这是一种阿拉伯文字。是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比守温“用汉字来表示声母和韵母”的方法又进了一步。共有三十六个字，其中四个字母是特有的，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有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四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
由此可见，穆斯林少数民族使用的“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
历史上博士是什么官？
博士作为官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这里的博士都是一些学问高深、博古通今的人。秦代至汉代，博士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图书，通晓古今史事，以备顾问。汉代博士为太常属官，属于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其职责是教授弟子，管理和礼仪有关事宜。
西汉和东汉以前，选用博士一般采取征拜和荐举的办法，并且有一定的标准，如《汉书·成帝记》中所说，博士须是“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人。到了东汉任博士必须经过考试，只有精通《易》《书》《孝经》《论语》的人，才能被荐举为博士。
国立孔庙为什么称文庙？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孔庙又称文庙，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地方。在孔子死后的两千多年里，历代王朝，尤其是建立开科取仕制度之后，开始尊崇孔子，并且逐步升级，称孔子为“至圣至尊，万世师表”，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表达这种尊崇，全国各地，到处都修建有孔庙，其中以曲阜孔庙大成殿规格最高。
文庙，作为孔庙的另一名称，起源于唐。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因此，孔庙又被称为文宣王庙。明永乐年间，因武庙多建于文宣王庙旁，民间就把与武圣人并列的文圣人孔子的庙，称为文庙。除此以外，孔庙还有其他几种名称，如至圣庙、宣圣庙、夫子庙、先师庙等。
“拖油瓶”到底是指什么？
旧社会妇女改嫁，带着与前夫所生的孩子到后夫家去的，这样的孩子就被称为“拖油瓶”。这个叫法有一定的贬义和歧视意味。这样一个称呼，听起来很奇怪，许多人都百思不解。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以讹传讹，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拖有病”，而不是“拖油瓶”。
一般来说，男性娶寡妇做妻子的，家境都不太好。尤其是旧社会天灾人祸频繁，一旦寡妇带来的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往往会引起前夫亲属的责难。后夫为避免这类纠葛，娶寡妇做妻子时，会请人写一字据，说明前夫子女来时有什么病，是之前就有的，若今后有什么不测与后夫无关。因而人们就把再嫁妇女的子女称为“拖有病”。由于“拖有病”与“拖油瓶”发音相近，就被人以讹传讹说成了“拖油瓶”。
不过，在旧社会推崇从一而终，倡导女性在丈夫死后，守节不嫁，所以虽然后父接纳了这些带来的孩子，但妇女和后父也会被人瞧不起，“拖油瓶”带有歧视性意味也在情理之中了。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现象也在慢慢淡化。
万岁原本非皇帝专用？
我们常在一些历史剧中看到皇帝早朝的场面，只见文武百官跪下，连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万岁”就是皇帝，皇帝就是“万岁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万岁”一词的产生与皇帝并没有多少关系。
在西周以前，并没有“万岁”一词，但有“万年无疆”“万寿”的记载，不过它是一种行文的款式，不是对天子的赞称，这种款式也可以刻在铸鼎上。从战国到汉武帝之前，也时常出现“万岁”这个词，但并不是帝王专用。这个时期，“万岁”的用法分两类：一是说死期，二是表示欢呼。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为了表达对皇帝的尊敬，把“万岁”一词定于皇帝一人。自此之后，“万岁”成了皇帝的代名词，只有对皇帝才能称“万岁”。
而历史剧中朝拜皇帝的场面，每次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三呼万岁”的叫法也和史实不符。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封元年春，武帝登临嵩山，随从的吏卒们听到了山中隐隐传来了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现在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很可能是山中回音，可统治者很自然地把它看作是“祥瑞之兆”，并顺其自然地把“山呼万岁”定为臣子朝见皇帝的定仪，称做“山呼”。《元史·礼乐志》里对“山呼”的具体仪式有详细的记载：凡臣子朝见皇帝时，要跪左膝，掌管朝见的司仪官高喊“山呼”，众臣叩头并应和：“万岁！”司仪官再喊“山呼”，臣子像前次一样，继续应和“万岁！”最后司仪官高喊：“再山呼！”朝见的人再叩头，第三次应和说：“万万岁！”
由此可见，“万岁”原本不是指皇帝，也不是“三呼万岁”，而是“山呼万岁”。
潘美并非大奸臣？
在传统剧目《杨家将》中，潘美以大奸大恶的形象出现，他卖国求荣、陷害忠良。他的大奸大恶形象，在历史上与南宋的秦桧不相上下。
但是，历史上的潘美却不是这个样子。
据《宋史》记载；潘美生于925年，卒于991年，是大宋王朝的开国名将。潘美行武出身，直接参与了拥立赵匡胤称帝的陈桥兵变。赵匡胤对潘美极其信任，在他对开国诸将杯酒释兵权中，只有潘美一人没有被解除兵权。其后，潘美南征北战，为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历史上的潘美被冤枉与杨业有关。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辽军大举入侵北宋，宋军兵分东西两路迎击敌人，与辽兵接战于朔州。东路有名将曹彬统帅，西路以潘美为主、杨业为副，又以军机库使刘文裕为护军王。
在这几人中，护军王有特殊的身份，有直接上书皇帝的特权，负有为朝廷提供军情的责任，是皇帝安插在边关的耳目，统帅对他也敬让三分。而杨业原为辽国大将，后来才归降大宋，虽然也战功赫赫，却一直受到排挤和歧视。
护军王刘文裕心胸狭窄，且一直邀功心切，不顾敌我力量悬殊，令副帅杨业进军，杨业明知出兵必败却不敢违抗军令。潘美权力有限，只有装聋作哑，听任杨业出战。
后来杨业果然战败为俘，绝食三日而亡。杨业生得平凡，死得伟大，很快成了全国闻名的悲剧英雄，成为人们讴歌的对象，而潘美却阴错阳差成为陷害杨业的奸臣，成为不折不扣的小人。
开封市里至今还有两个湖，一清一浊，清者被人唤作“杨家湖”，浊者被唤作“潘家湖”。可见，历史有时也会犯糊涂，显得不近人情。
包拯当过丞相吗？
在传统戏和一些影视剧中，包公经常被称为“包相爷”。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包拯从来就没有做过宰相。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一直居于核心地位，是联结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环节。
而包拯所处的宋朝，处于宰相制度的调整期，正副宰相同设，或者多相并行，编制一直都不固定。“多相并行”的目的在于分散权力。北宋前期，副宰相称为“参政知事”，在权力划分上，与正宰相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其存在的意义就是分散正宰相的权力。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两相两参是常事。但不管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在宋朝，宰相一职对文武百官来说犹如鸡肋，食之无味且有风险，弃之又心有不甘。
包拯是北宋天圣五年进士，他曾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并严厉批评宋朝的任官制度，朝野为之震惊。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包拯被朝廷任命为开封府权知。他上任不到一年，便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并赢得了百姓的拥戴和敬仰。宋嘉佑六年（1061年），他得到提升，官至枢密副使。不过次年五月病逝。因此，包拯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是枢密副使，就是枢密院的副长官，而不是丞相。
李鸿章是不是卖国贼？
李鸿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其李中堂。大家提起他，总会想到他跟外国列强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于是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贼。然而，这种观点是有失公正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虽然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李鸿章的签名，但由于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较低的国际地位，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在“弱国无外交”的政治背景下，作为一个外交家，他已经尽了全部的努力。他只是执行者，而并非决策者。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李鸿章个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败早定。之所以最后李鸿章被冠以“卖国贼”的罪名，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把所有的罪过和责任推到直接出面办事的人——李鸿章的头上，这是不公平的。
李鸿章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倡导者，他提倡洋务运动，初步对中国工业、经济实施了近代化，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最早的基础。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李鸿章还创办了新式学校、开新科取士、倡导留洋等。因此，称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化之父”，并不为过。
然而，李鸿章虽然提倡洋务运动，提出工业化发展思路，但他醉心于“官督商办”，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他虽然大力呼吁“变成法”，但却反对动摇君主专制制度。所以，我们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去看待李鸿章，他有优良的品格，也有严重的缺点，但把他定为“卖国贼”，是欠妥当，也是不公正的。
唐伯虎未曾点秋香？
明代的唐伯虎在我国民间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名人，流传着他很多有趣的传说，其中以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最离奇，也流传最广。由于弹词说唱和影视剧的宣传影响，在人们心目中，唐伯虎是一个爱拈花惹草的风流家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