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苏拉自己只多待了两天，大部分时间用来协助布丽奇特整理休的遗物。（“我不行。”希尔维说，“我就是下不去手。”“我也不行。”伊兹说。“那就只有你和我了。”布丽奇特对厄苏拉说。）休的衣服仍然真实，穿它们的人却消失了，这里面有一种近乎荒谬的感觉。厄苏拉从衣橱里拿出一件礼服，在身上比了比。要不是布丽奇特将礼服从她手中拿走，说了句“这是件好衣服，有幸得到它的人将心存感激”，她也许就会爬进衣橱，放弃生活，再也不出来。感谢上帝，布丽奇特的心并没有紧紧关上。悲剧当前时，她所显出的这尤为珍贵的勇气，相信她父亲要是活着也会表示赞许。
她们用牛皮纸和绳子将休的衣物包好，交由送奶工用奶车送去妇女志愿队。
伊兹的悲痛令她变得脆弱，不堪一击。她跟着厄苏拉在屋子里打转，不断追忆着休生前的样子。其他人亦然，厄苏拉想。没有人能接受他已永远离开的事实，因此大家都从虚无中抽出丝线，努力对他进行着重塑。伊兹是最努力的一个。“我怎么也想不起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来。”伊兹说，“也想不起我对他说了什么。”
“记不记得有什么关系呢？”厄苏拉疲倦地说。死亡给谁造成的伤痛更惨重？是女儿还是姊妹？接着，她想起了泰迪。
厄苏拉试图回忆自己对休说的最后一句话。她想起来，自己说的是一句再平常不过的“回头见”。那是两人之间最后一次反讽。“我们谁都不知道哪一次会是最后一次。”她对伊兹说。这句话，连听在她自己耳里，都太潦草、太随便了。她见了太多别人的悲苦，于是已经麻木。除了在身上比他的礼服时（事后她回忆此时，总——愚蠢地——将它想成是她的“衣橱时刻”），她动了感情，其余时候她都将休的死亡暂时存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以待日后取出，再行思考。也许要等到大家都不再提起他的时候。
“问题是——”伊兹说。
“拜托你，”厄苏拉说，“我的头很疼。”
厄苏拉从甘草箱里收鸡蛋，恰逢伊兹无所事事地逛进鸡舍。鸡们一刻不停地咯咯叫着，似乎想念着母鸡希尔维的照应。“问题是，”伊兹说，“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哦？”厄苏拉忙着捡一只尤其多产的母鸡下的蛋，有些心不在焉。
“我也有孩子。”
“啊？”
“我也是个母亲。”伊兹说，带一种故意要表现戏剧冲突的语气。
“你在加利福尼亚时有孩子了？”
“不，不。”伊兹说，“是许多年以前。我自己都还没长大。才十六岁。在德国生下一个孩子。可以想象，家里怕丢脸，于是把我送了出去。最后是个男孩。”
“德国？然后把他过继给了别人？”
“是的。呃，确切说是送给了别人。是休去办的，所以肯定是户好人家。但再是好人家，也难保这孩子不受欺负。可怜的休，他是我家的主心骨，母亲肯定不知道这事。问题也就来了。只有他知道那人家的姓名地址等信息。”母鸡异常聒噪起来，厄苏拉说：“我们出去吧。”
“我总是想，”伊兹挽着厄苏拉的手臂在草坪上绕圈，“总有一天我要问问休孩子的事，然后或许试着去找。”又补充道，“找我儿子。”似乎在试验说这三个字的感觉。眼泪滚下了她的脸颊。看起来悲伤是真实的。“现在休走了，我再也找不到那孩子了。当然，他已经不再是孩子。他与你同岁。”
“我？”厄苏拉说，努力理解此中的深意。
“对。但他是敌方的人。他也许就在天上，”——两人同时条件反射般扫了一眼秋日晴朗无云的天，天上既没有我方，也没有敌方——“也许在陆上作战。他可能已经死了，不然也可能很快就要死了，假设这场该死的战争继续下去的话。”伊兹已经哭得放开了嗓子，“收养他的还可能是犹太人，上帝啊。休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恰恰相反，他和——就是你们邻居，还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叫什么来着？”
“柯尔先生。”
“你知道德国犹太人现在的境况吧？”
“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仿佛坏仙女一样突然出现的希尔维说，“你这又是在小题大做什么？”
“你应该跟我一起回伦敦。”厄苏拉对伊兹说。对付德国纳粹空军至少比对付希尔维要简单直接得多。
1940年11月
伍尔芙小姐为大家演奏了钢琴曲。“贝多芬的钢琴曲，”她说，“我不是迈拉·赫斯，但听听琴总还是不错的调剂。”这两句话她都说得没错。唱歌剧的阿米蒂奇先生献演《费加罗的婚礼》咏叹调《不要再去》，邀请伍尔芙小姐为他伴奏，后者这晚尤其好兴致，说愿意一试。表演令人悸动（伍尔芙小姐评价它有“意想不到的性感意味”），当勃洛克先生（自然有他）和西姆斯先生（叫人吃惊）也加入进这淫词艳曲时，谁也没有反对。
“我知道这首歌！”史黛拉说，事实是她的确知道曲调，但并不知道歌词，于是她就“噔嘀噔，噔嘀噔，噔嘀噔噔”地唱着。
他们的小队近来添了新人。首先是埃姆斯利先生，他从其他小队过来，曾经卖杂货，炸弹炸毁了他的屋子、他的店面以及他小队管辖的整个片区。他与西姆斯先生、帕尔默先生一样，也打过一战。再来的这个新人背景十分新奇。史黛拉是勃洛克先生过去认识的一个“舞者”，她坦白说自己（态度很主动）曾是“脱衣舞艺人”，但阿米蒂奇先生说：“亲爱的，我们这里都是卖艺的。”
“那男人的心肠真他娘的好。”勃洛克先生喃喃地说，“该送他去参军，这样他就明白世态炎凉了。”“我表示怀疑。”伍尔芙小姐说。（这便引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身形强壮的勃洛克先生没有应征入伍？）“所以，”勃洛克先生总结道，“我们这儿现在不仅有犹太佬、娘娘腔，还有了个妓女，真像下流音乐喜剧。”
“是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心情把我们带到同一条路上来的，勃洛克先生。”她稍稍责备了他一句。自从帕尔默先生死后，大家——甚至伍尔芙小姐——都急剧地敏感易怒起来。厄苏拉觉得大家还是等仗打完了再相互撕咬比较合理。当然，造成大家情绪紧绷的不仅仅是帕尔默先生的死，还有睡眠的缺乏和夜间无休无止的空袭。德国人准备永远炸下去吗？
“而且，唉，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伍尔芙小姐煮茶时轻轻对她说，“只是这种脏兮兮的感觉叫人受不了，好像可怜的伦敦和里面的人们都再也不会干净起来了。一切都破烂得叫人忍无可忍。”
所以他们小小的即兴音乐会开得如此友善，人人看着比近来任何时候都要平和，不啻为一件令人欣慰的好事。
阿米蒂奇先生唱完“费加罗”，又充满激情地独自演绎了一首《亲爱的爸爸》（“他真多才多艺。”伍尔芙小姐说，“我一直以为这是女人唱的咏叹调。”），博得满堂疯狂的掌声。接着经他们收留的齐默曼先生也说自己想为大家演点什么。
“接下来你要不要跳个脱衣舞呢，甜心？”勃洛克先生问史黛拉，后者对厄苏拉眨眨眼，说：“如果你们想看。”仿佛在与她串通一气。（“相信我，摊上一伙不听话的女人啊，你可就倒霉了。”勃洛克先生不时要这么哀叹一下。）
伍尔芙小姐面露担忧，对齐默曼先生说：“您不会还带着您的提琴吧？安全吗？”他从没带提琴来过岗哨。伍尔芙小姐说，提琴价值不菲，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因为齐默曼先生将自己的全部家眷都抛在了德国，提琴是他唯一对过去的念想。伍尔芙小姐说自己曾与齐默曼先生就德国局势进行了“令人心痛的”深夜“长谈”。“那边的情况很可怕，你知道。”
“我知道。”厄苏拉说。
“你知道？”伍尔芙小姐谈兴陡增，“你在那里有朋友？”
“没有，”厄苏拉说，“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但这世上不是有些人无缘无故就能知道一些事吗？”
齐默曼先生拿出提琴，说：“请大家原谅，我不擅长独奏。”接着，他几乎是语带歉意地为自己报了幕：“巴赫，《G小调奏鸣曲》。”
“真有意思，”伍尔芙小姐在厄苏拉耳边轻轻说，“我们听的音乐里有这么多是德国人写的。大美能够超越一切。也许战争结束后还能治愈一切。想想那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原文此处为德语：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语出《欢乐颂》)。”
厄苏拉未及回答，齐默曼已经起弓，琴弓悬在弦上，预示演出即将开始，破陋的岗哨里，降下了一片音乐厅才有的深静。有些人静着是因为演出质量（“真是超凡。”伍尔芙小姐待演出结束后说。“真的很美。”史黛拉说。），有些人是为了尊重齐默曼先生逃难者的身份。音乐本身也的确四平八稳，以致听众很容易能沉入自己的思绪。厄苏拉不断回溯休的死亡，不断想着没有了他的日子。他已经死了两周，而她仍然期盼见到他。她曾把这种思绪放置一边，留待将来考察，而那个“将来”在此刻突然降临。她庆幸自己没有流下难堪的眼泪，只是深深地沉入了可怕的忧伤。这忧伤似乎惊动了伍尔芙小姐，后者伸出手来紧紧握住了她的手。厄苏拉觉得伍尔芙小姐满腔的情感都要使她颤抖起来了。
音乐落，四周弥漫着一种至深而纯洁的宁静，仿佛世界停止了呼吸，接着，大家还没有拍手称赞，宁静就被紫色警报打破了——“轰炸将在二十分钟内开始”。想想警报全部出自她自己供职的五区作战室，由手底下那些更年轻的女孩从发报室发出，她就未免感到奇怪。
“来吧，”西姆斯先生说，嘘着粗气站起来，“快离开这里。”等大家都撤到户外，警报已经换成红色。幸运的话，他们能有二十分钟时间在催命的警报声中将路人全部赶进防空洞。
厄苏拉从不使用公共防空洞。一想到人挤人的场面和幽闭的环境她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他们片区就曾发生过一起空降弹直接击中防空洞的惨案。厄苏拉宁愿死在户外，也不做洞中之狐。
那是个美好的傍晚。众星捧着一弯新月，刺穿了夜幕深浓的黑暗。她想到了罗密欧对朱丽叶的赞美——她姣然悬在暮天的颊上，像黑奴耳边璀璨的珠环。忧郁哀伤的缘故，厄苏拉的心里荡起了诗意，也许有人，甚至连她自己，都觉得太过矫情。再也没有德金先生的胡乱引用了。他在一次任务中心脏病发作了。他正在恢复。“感谢上帝。”伍尔芙小姐说。她曾抽空去医院看望他，厄苏拉没去，心里却也毫不愧疚。休死了，德金先生还活着，她心上没有空间去同情生者。西姆斯先生取代了德金先生的位置，成为伍尔芙小姐的副官。
战争狂放的噪声又响起来了。隆隆炮响，轰炸机引擎单调而不规则的嗡嗡声，都令她作呕。枪声，探照灯在天空指戳的手指，因为恐惧而紧张得透不过气——这一切很快将诗意冲散了。
等他们抵达救助现场，其他人也都已经到了——水电煤工人、拆弹小组、重灾救援队、轻灾救援队、抬担架的、运死人的（那天用的是一辆面包店的面包车）。救火队的水龙皮带纠纠缠缠铺了一路，因为街侧有幢大楼起了大火，火星熔浆四溅。厄苏拉觉得自己好像在火光中惊鸿一瞥地看见了弗雷德·史密斯，最后决定认为那是自己的想象。
虽然身后火光冲天，救援队在使用电筒和提灯时仍然小心翼翼。但反过来人人嘴里却又都叼着烟，虽然煤气工还没有处理完现场的煤气泄漏，拆弹小组的出现更说明附近随时有炸弹可能爆炸。大家都努力应付手头的事（该凑合时需凑合），似乎没有意识到可能临头的大难，显得过于轻松。或者也许某些人（厄苏拉想，如今不知自己是否也成了这某些人的一员）已经不在乎生死了。
她感到有些不舒服，仿佛看见了某种征兆，预示着今晚要出事。“只是因为巴赫的音乐让你的灵魂悸动不安罢了。”伍尔芙小姐安慰道。
现场覆盖了两个片区，因此负责事故的官员需同两个片区的指挥官分别交涉，两个指挥官又都称自己将对救援全权负责。伍尔芙小姐没有参与这场闹剧，因为事故发生地段不在她管辖之内。但因为灾情过重，她对自己的队员宣布说，无论别人说什么，他们都要出力支援救援行动。
“您要我们违法乱纪。”勃洛克先生来了兴致。
“算不上。”伍尔芙小姐说。
未起火的半条街也遭到了严重轰炸，砖灰和无烟火药的酸味立即侵袭到肺里。厄苏拉心中想着狐狸角小树林后的青草地，盛开着亚麻花和飞燕草、虞美人、红石竹和牛眼雏菊。她想着新刈草地的清香，夏季阵雨的凉意。这是她新近想出的对抗炸药可怖气味的方法。（“有用吗？”埃姆斯利先生好奇地问。“不怎么有用。”厄苏拉说。）“我以前想母亲的香水味，”伍尔芙小姐说，“四月紫罗兰。不幸的是现在一想到母亲，就马上会想到炸弹。”
厄苏拉送给埃姆斯利先生一片薄荷糖。“这个有点用。”她说。
离轰炸现场越近，景况也就愈发惨烈（在厄苏拉的经验中，情况几乎一贯如此）。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幕鲜活而血腥的图景——地上横满碎尸，许多人都被炸飞了四肢，只剩下躯干，赤身裸体，仿佛裁缝的制衣架子，使厄苏拉不禁想起约翰·刘易斯大楼被炸后与拉尔夫在牛津大街上看到的那些假模特。一个担架队员没有活人可抬，正在捡乱石上支出的胳膊和腿，看来仿佛要在日后将碎尸复原。有没有人真这样去做？厄苏拉突然想。比如在停尸间里，将死者尸体像拼图一样拼接完整？不过有些人的尸体已经没有复原的可能了——两个救援队员正用铲子往筐里装肉糊，而另一个则手持板刷刷洗溅在墙上的什么东西。
不知有没有认识的遇难者，厄苏拉心想。自己在菲力莫尔花园的处所离此不过几条街，也许她上班路上曾路过住在这里的什么人，甚或在菜店、肉铺里还发生过交谈。
“显然有很多已无法辨认。”伍尔芙小姐说。她已与负责事故的官员谈过话，后者似乎相当庆幸自己碰上了一个讲道理的人。“你听了一定会高兴的：我们不再是编外人员了。”
就在那拿板刷的男人楼上（虽然地板已经没了），墙头挂镜线上用衣架挂了条裙子。厄苏拉发觉自己总为家常细节——仍然坐在炉上的水壶，一桌无人消受的晚餐——动容，其程度要大于自己看见周遭更沉重的痛苦和更惨重的毁灭时。此时她看着那裙子，却发现里面还套着个女人。她的头和双腿被炸掉，但双臂还连着。高爆速炸弹造成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结果从来都令厄苏拉惊讶不已。女人仿佛已经焊在了墙上。明亮的火光中，依稀还能看见裙上戴的一枚胸针。一只黑猫，镶着假钻做的眼睛。
她踩着满地碎石走向这栋楼房的后墙。乱石地上靠坐着一个女人，四肢像布娃娃般摊开。似乎被炸到半空后又胡乱地落到了地上——事实经过恐怕就是如此。厄苏拉想叫一架担架来，但头顶正好飞过一串轰炸机，谁也听不见她的叫喊。
女人满身灰土，看不出年龄。她手上有严重烧伤。厄苏拉在急救包里翻出比诺尔烫伤药膏，涂了些在她手上，自己也不知为何要这么做。女人伤得太严重，药膏根本是于事无补的。她希望自己还带着水，女人的嘴唇干燥得令人心疼。突然，出乎厄苏拉意料，女人睁眼了，睫毛支棱着，因落满灰尘而显得苍白，她想说话，但声音过于沙哑，厄苏拉听不明白。难道她是外国人？“您说什么？”厄苏拉问。她感到女人就快要死了。
“孩子。”女人突然发出声音，“我的孩子在哪儿？”
“孩子？”厄苏拉重复着，环顾四周。她没有看见任何孩子的迹象。孩子可能被埋在了废墟堆下的任何位置。
“他叫，”女人滚动着喉咙，囫囵难辨地说——竭力要说得清楚，“埃米尔。”
“埃米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