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为代表，一些西方精英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八种文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文明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建立在文明秩序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西方文明因其他文明的崛起而将进入一个相对衰落的周期。在主要文明形态中择其要者，一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谋求更大世界霸权；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大中华文明的复兴；三是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的复兴。这三者中，欧美西方文明最为强大；中国较弱；伊朗最弱，但因其地处世界油库的波斯湾，也令人难以小觑。西方的文明会因遏制其他文明的崛起而支付越来越高昂的成本，或者因内部冲突和消耗而衰落。
在上述基本矛盾中，目前以美元和欧元冲突为代表的金融寡头资本主义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最主要矛盾；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矛盾是第二位的。虽然美元与欧元金融寡头利益集团间的矛盾是首要矛盾，但在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一直都是西方政治经济金融势力最主要的对手。由此，世界主要构成了以欧元利益集团、美元利益集团、大中华利益集团为主角的世界“新三极演义”的大棋局。俄罗斯、伊朗、沙特、印度、日本等国则身列第二阵营，成为第一阵营合纵的对象。
从战略动机上，美元利益集团会首先想办法将危机转嫁给欧洲，如果不行，也不排除欧美的金融寡头势力联手，对中国发动一次金融打击，摧毁中国这个主要潜在对手，在控制中国的金融系统、瓜分其丰厚的物质财富后，相互间再一决雌雄。
显然，美元资产泡沫转嫁欧洲并没有成功。“冰岛国家破产”事件，美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欧元国家识破了其诡计。如今，美元正试图剪人民币的“羊毛”。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尽管人民币在内外部压力和舆论诱导下加速升值，迄今升值幅度为20%，然而这离能够引发一场资产泡沫破灭的危机仍可能有10%的升值空间。更有利的是，中国善借国内外热钱投机人民币升值和资产泡沫，并已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和改善了金融系统状况，这使得中国金融系统在未来可能遭遇的金融大动荡中有着较强的抗打压能力。
有分析家认为，即使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而向中国转嫁了一部分债务（迄今约2500亿美元），对美国而言也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笔钱对拯救一场美元纸币的大火灾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从2007年8月中旬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年6月20日，美元分别比欧元、日元、人民币、黄金和石油贬值了约14.1%、7.53%、8.99%、27.2%和49.25%。此前美国金融衍生品总额达到518万亿美元，如果取以上五者的算术平均值21.41%，则美元总量收缩约110万亿美元；若以美元指数下跌9.75%为参照，则其收缩约为50.5万亿美元，即其杀伤力数十倍、上百倍于次贷损失本身，况且美元继续贬值预期仍很强。所以有人说：“即使美国把中国成功地拖进了金融危机，美国也不会有好结果，某种程度上，这相当于一个人为了暂时多喝几杯奶解渴，而把奶牛给杀了；或者为了多贪自己雇工的几个小钱而把劳工给轰走了，那么今后还有谁帮他打工，给他赚钱，以后哪里还有奶喝？”
无论如何，美国千方百计地嫁祸其他币种的企图世人皆知，作为刚刚实现国际化的人民币来说，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以免沦为牺牲品。
七、区域货币抱团求生
货币主导权在当今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面对美元霸权只能迎击，不能退让，后退的结局就是自取毁灭。
翻开历史可以看到，美国携美元令诸侯，决不手软。英镑在“布雷顿森林协议”签订后，已经将世界金融第一的位子让给美国，但当英镑稍有动作进入美国的视野后，美元就在1992年借索罗斯之手打垮了英镑，将其逼入绝地。
世界各国为避免被掠夺，只有把美元从霸主位子上拉下来！只有建立国际货币新秩序才能免遭欺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对美元信用的近乎绝望，让区域货币走到了一起。面对寒冬，抱团取暖成为区域弱势货币不得不试的策略。
货币同盟有两种形式：欧元模式——同盟的各成员国实行统一货币，对外统一浮动；美元模式——同盟内同时实行几种货币，但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是固定的完全自由兑换，对外统一浮动。
一个货币同盟建立，由于依托的是更大的经济规模，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所以同盟货币一旦成为国际货币，非货币同盟国则会增多持有此区域货币。如此同盟内则驱逐了美元，同盟持有的外币美元也会相应减少。
单独一个货币同盟的力量是难以把美元拉下马的，只有三足鼎立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相互制约制衡的国际货币新秩序。
区域货币合作问题近些年来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从表面上看，似乎主要应当归因于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1月1日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们亲眼目睹了诸如泰铢、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韩元等小国货币一个接一个地被国际投机资本“生吞活剥”，其状可谓“触目惊心”；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大陆，12个主权国家最终克服了重重阻碍，建立了凌驾于众国之上的欧洲中央银行，改为流通单一货币欧元。这一正一反的鲜明对比，大大地激发了人们对于区域货币合作问题的兴趣。
非洲国家整体上因为贫穷、落后、开放性差，似乎一直以来都很难引起世人的注意力，但由于一些历史性的原因，非洲各国区域货币合作方面却走在了全球的前列。
在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绝大部分国家都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这些国家大都被沦为法国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应和集散地，这决定着他们的国民经济必然会与法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多数非洲国家纷纷“光复了河山”，但这种联系在货币金融领域仍旧继续得以延续。
1962年5月12日，西非的塞内加尔、尼日尔、贝宁、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等7个成员共同发起组建了西非货币联盟；同年11月1日，西非货币联盟成立了“西非国家中央银行”作为成员国的共同银行，主要是负责制定共同货币政策、管理外汇储备，统一规定各国商业银行的再贴现总量和准备金率，发行共同的货币“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而在中部非洲，喀麦隆、乍得、刚果、加蓬和中非共和国等5个成员则发起组建了中非货币联盟。1973年4月1日，中非货币联盟成立了共同的中央银行——中非国家银行，由该银行发行共同的货币“中非金融合作法郎”。与西非货币联盟相比，中非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享有着相对较大的自主权，但在盯住法国法郎的货币发行机制方面，两个联盟的情况却是相同的，并且两种共同货币是等值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致使东南亚诸国从当初陶醉于一片褒扬之声中迅速醒悟过来。在1997年底召开的第一届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议上，余悸未消的领导人们一方面将怒气统统撒向了索罗斯等国际投机家，指责他们“丧尽天良”，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多方努力以及心平气和的对话，寻求治病救国的良方。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们不计此前贸易战、投资战的“前嫌”，针对开展区域金融贸易合作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个别领导人甚至站高望远，提出了东亚地区实现单一货币——“亚元”的构想。
2009年3月，在海口主办的以“增长与改革——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国际论坛上，各国再次商讨以“人民币”或者“亚元”作为亚洲通行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