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阐释实际上乃是一种精神对话。文本只有在当代接受者的精神意识中才是真实的。维吉尔之真实，乃是因为我在与他倾谈，因为他与我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向我提出问题，我也向他提出问题，并共同寻求解答。“历史中的文本只向那些在属己的精神意识中实际参与到这种内在交往中去的人启明自身的意义，历史文本的真实意义只是在现实属己的精神意识的提问过程中才得以显示。”如今，这场过于艰难的精神对话似乎该结束了，只是不知道我们寻求的解答是否真实有效。
毋庸置疑，纠缠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就是虚无主义。然而隐藏在虚无主义背后的实情是传统信念的危机，这是东西方所有文化精神在二十世纪的共同命运，虚无主义恰是这危机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欧洲到了日薄西山之时，地球上所有文化均已处在暮霭沉沉之中。人类面临信念危机，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个人均不能逃脱一次重新铸造，要么毁灭，要么新生。
在那个整个欧洲都面临危机的时代，科学理性与实用技术的蔓延造成了人的生命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变。“整个世界失去了魔力”，“异化”、“物化”与“疏离”成了现代性现实的关键词。人们传统的经验与感知模式已经被现代的各种根本现象弄得支离破碎，现实已经失去了根本的意义与价值联系。理性主义统治的现代生活导致的却是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异化感觉。恶梦般的现代经验逼迫诗人们、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开始寻找理性实用主义之外的道路，打破理性主义那种“敌视主体”的实用目的形式，使人们对于世界的总体性意义把握重新成为可能。在布洛赫同时代的作家们看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现实世界带给人们的最终只能是异化和物化，生命的感觉与意义遭到彻底抹煞，而这一发展的最终形态就是虚无主义。
从现象学-神学（海德格尔、舍勒）的角度来看，虚无主义的本质就是当人与世界在缺少上帝作为融合中介的时候，自我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无动于衷。虚无主义本身体现的正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彻底断绝。在上帝隐退的虚无黑夜时代，人本身变得无比贫乏，而艺术和诗人也都变得面目模糊、面目可疑。在人与世界日益离异与疏远的虚无时代，诗人应该何去何从？这乃是小说《维吉尔之死》所反映的一个关键主题。是在世界虚无的原初本相中狂饮生命的醇酒，还是毅然坚守神圣的信念？维吉尔焚毁耗尽自己一生心血的诗稿这一精神上的自杀行为充分表明，诗人一直在同虚无主义精神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抒情诗人那令人沉醉的歌唱根本无法给人最终的慰藉，诗人需要的乃是对确实可靠的绝对价值的信念。维吉尔焚毁书稿正是其为了寻求终极解答而付出的“牺牲”。
在绝对的价值虚无面前，不甘坐以待毙的人就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摸索出与传统信念完全不同的新信念，要么反省历史中的传统信念、审察时代自身的境况，修复古典的精神信念的基础。尼采否定形而上学的上帝，终结了古典形而上学，但他所找到的新信念依然是古希腊狄奥尼索斯的信念，而其永恒回归的信念仍然是形而上学式的观念。萨特拒绝古典信念，决意留在荒诞之中，然而他最终却撞上了荒诞的墙。回归传统似乎成了二十世纪文化和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势，重新坚持古典信念的事实证明，现代哲人和诗人还没有成熟到有能力为世界提供新的信念。
不过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人类思想的发展都无法彻底抛弃传统，思想必须通过对古典信仰的审察来重新确立寻求真实可靠的信仰方向。无论是否了解这个传统，是否有意识地对待它，还是自以为正在重新开始，哲学家和诗人们都无法切断与传统信念的历史血脉联系。在信仰问题上，现代人没有资格和能力自信高于古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的许多有识之士出于批判现实的立场，转而重新从宗教与非理性角度尝试对现实和主体经验进行诠释。人们重新想起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利用它们人们可以克服和修正现实的异化，重新建立人与现实之间久违了的熟悉感觉。
诚如海德格尔所言，“离弃上帝”乃是现代世界最为本质的现象，世界的图景被非基督化了，现代世界成了上帝与诸神的离弃之地。而基督教神秘主义的重新盛行正是人们回归传统价值与思维方式、尝试重新修复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积极体现。简单来说，神秘主义的意义内涵就在于，帮助无助的主体重新忆起其精神灵魂的超验来源与形而上基础，让人们从“无神”的现代深渊与黑暗时代中走出来，重新走向神性。
所以，神秘主义思想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精神发展运动中得到了令人惊奇的复兴。无论是艺术、文学、哲学，还是神学，神秘主义思想都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只要看一下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穆齐尔、乔伊斯、策兰、黑塞或者德布林的作品，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神秘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多么深远。而海德格尔、布伯、布洛赫（E.Bloch）和荣格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可以看作是欧洲神秘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者。可以说，赫尔曼·布洛赫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秘主义思想绝非一枝独秀，而是那个时代共同声音的体现。
因为虚无时代所造成的贫困，终有一死的人连自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了。死亡带给现代人的是无限的焦虑与恐惧。在《维吉尔之死》当中，布洛赫就小说的另一主题、即死亡这一人的存在的原初问题展开诗意追问。而其所找到的答案就是通过基督教的“爱”的伦理与“死亡认识”来克服死亡与焦虑。布洛赫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正是其向西方宗教传统、特别是神秘主义传统回归的表现。布洛赫认为，人只有认识死亡，才能够克服死亡带来的焦虑。而维吉尔达到死亡认识的途径就是基督教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所主张的人与上帝的“神秘的合一”，一方面消除了虚无主义带来的主客体对立，另一方面在神秘主义的“狂喜”中克服了死亡带来的焦虑。基督教神秘主义乃是布洛赫在面临绝对的价值虚无时所重新找回的自我与他人的拯救之道。
坚持传统，尤其是坚守传统的价值信念，才能摆脱虚无主义的普遍精神困境，这也许就是《维吉尔之死》留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