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世界
在虚无的黑夜里，上帝已然离去，原本聚集在上帝周围的人与世界丧失了纯洁的同一性，被分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部分，人因此感到处身于其中的世界与自己离异。但是因为作为两者之间融合中介的上帝已经隐遁，所以人的自我与所处世界之间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因为上帝的缺场，世界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人与世界都同处在虚无的深渊之中，甚至连向现世索求意义这一人的本质冲动都已经被彻底遮蔽，被彻底遗忘，人的自我因此已经变得对世界（非我）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虚无主义的本质就是当人与世界在缺少上帝作为融合中介的时候，自我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无动于衷（Gleichgültigkeit）。虚无主义本身体现的正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彻底断绝。
德国着名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在其名着《我与你》中，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分为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前者代表了人与神秘上帝之间亲密的、真纯的、直接的本体论关系，后者则是人将世界视为可利用物的实用主义关系。在他看来，人置身于双重世界之中，因而他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首先，人筑居于“它”之世界，即为了自我生存及需要，人必得把他周围的存在者（包括其他人，生灵万物等等）都当作是与“我”相分离的对象，是与我相对立的客体，通过对他们的经验而获得关于他们的知识，再假手知识以使其为我所用。只要持此种态度，则存在者于我皆是“它”，世界于我便是“它”之世界。这自然会招致两种后果。第一，与我产生关联的一切存在都仑为了我经验和利用的对象，是我满足我之利益、需要、欲求的工具。这就是布伯所谓的“我-它”关联。第二，为了实现利用存在者的目的，我必须要将存在者放入时空框架与日常因果序列中，把其作为物中之一物来加以把握。我对存在者的态度直接取决于我此时此地的需要，取决于他们的具体形状和素质。如此，则存在者不过是众“它”中的一“它”，是相辅相成的有限有待之物。而这实质上也是近代理性和科学赖以发展的基本态度。
但是，与此同时，人也栖身于“你”之世界。在其间，我与作为“你”出现的存在者相遇。此时，存在者于我则不再是与我相分离的对象。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当我与“你”相遇时，我不再是一个经验物和利用物的主体，“我”不再是为了满足我的任何需要而与世界建立“联系”，因为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便是神明，我应当以我的整个存在，我的全部生命，我的真本自性来接近“你”，称述“你”。第二，当存在者以“你”的面貌呈现于我时，它也就是不复为时空世界与因果序列中的一物，不再是有限有待之物。此时，存在者“你”即是绝对存在，我不可拿“你”与其他存在者相比较，我不可冷静地分析你，认识你，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我把你置于偶然性的操纵之下。对于“我-你”关系而言，一切日常意义上的因果必然性都是偶然性，因为它匮乏超越宿命的先验的根基。
布伯认为，“我-它”与“我-你”分别是“经验世界”与“关系世界”的“原初词”。在经验世界那里，经验者“我”滞留在世界之外，所谓“经验”完全在经验者之中，它并不位于经验者与世界之间，因此它也就无法体现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仅仅只是一种联系。在马丁·布伯那里，关系，准确的说是“我”与宇宙中其他存在者的关系，即“我”与“世界”的关系中所呈现的就是“价值”，关系乃是“价值”之家，乃是精神性之家。而如果“我”完全将其他存在者作为“物”来看待，那么“我”永远都滞留于表面世界，即“它”之世界，世界对于“我”完全只具有庸俗、客观的实用主义“价值”，但是对于“我”的人生而言却毫无价值，因为“经验”和“利用”根本无法建立“我”与世界之间真正的关系。“只要人说出‘我见到树’，则他已不可能再称述人（‘我’）与树（‘你’）之关系，其所建立的乃是人之意识对于对象之树的知觉，其所构筑的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鸿沟。原初词‘我-它’，这分离之辞，隔阂之辞，业已被讲述出来。”
而“我-你”这个原初词所创造出来的则是“关系世界”，我与世界之间，主客体之间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再是“我”与世界相分离、相隔阂的局面。实际上，在“关系世界”中，不再有所谓的“主客体”之区分，任何蔽于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种种学说（事实上，近代哲学在其鼻祖笛卡尔那里就已经强调所谓的“心”与“物”的二元对立了）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世界，而唯有原初词“我-你”所创造的“关系”才能把人隐入崇高的神性世界，惟有关系才具有神性，具有先验的根。布伯把“你”称为是不可描述的、不可经验的、不可确知的、无待无限的、纯全无方、超越时空又充溢于万物之中的神秘存在。人只有改变其将世界万物客体化、对象化的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才可以恢复人与万物的本镇关系，让心灵飞升到必然性与因果律之上，才能观照出神秘上帝光辉普照的万物的真实存在。布伯认为，“你”经由神恩与我相遇，而我无从通过寻觅来发现“你”，但是，向“你”倾吐原初词正是我的真性活动，我惟一的真性活动。“你”与我相遇，意味着，我步入与“你”的直接关系里。所以，“关系即是被择者又是选择者，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因为，人之纯全真性活动意味着中止一切有限活动，一切植根于此有限性上的感觉活动人必以其纯全真性来倾诉原初词我-你。欲使人生汇融于此真性，决不能依靠我但又决不可脱离我。我实现我而接近你，在实现我的过程中我讲出了你。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
神秘的“你”无所不在又一无所在。这种品质既是上帝的内在品格，更是人与上帝的纯真关系的基础，是“人的纯全真性活动”，是泯灭物我之隔的“惟一性伟力”，是人生获得真实感的源泉。“我-你”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世界的纯真的诗意关系。这种关系将人带出一切概念体系、天赋良知、梦幻想象、目的意图、企望欲求、是非真伪等等中介性的障碍，将人置于与世界的一霎那间的相遇，在这种纯粹现时的相遇中，人对世界存在之伟大神奇蓦然而生敬仰爱慕之情。我与“你之世界”因上帝的神恩而融合为一体，具有本真的同一性。在布伯看来，每一个个别存在的“你”皆是对“永恒之你”的洞见，每一个个别存在的“你”皆向“永恒之你”称述原初词“我-你”。而这个柏拉图式的“永恒之你”指的正是“上帝”。
“永恒之你”本质上不能转化为可利用物的“它”，因为上帝不在任何时空之内，不可测度，也不可限定。但是由于我们的天性，我们必得反复不断地把“永恒之你”变成“它”，变成物，变成某物，即把上帝物化，或者说将上帝纳入到人所能够认识的时空框架与因果序列之中。这也正是近代理性将上帝杀死的根本原因。“上帝死了”之后，体现“我-你”关系的“关系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人因此成了“单层面的人”，只生活在表面的经验世界（“它之世界”）之中，人与世界之间是剩下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世界成了我满足自我之利益、需要、欲求的工具，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完全是无所动心、清净含虚和冷峻思辨，是纯粹客观功利的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态度。自我与世界彻底分离并对立起来。人与世界之间真正的关系当中所应当呈现的价值、意义与情感统统被抛弃于外，自我与世界之间只还剩下虚无以及毫无关系与交流可言的分离的鸿沟。虚无主义可以说是在丧失神圣维度与永恒维度之后，我与“它之世界”所能发展出来的惟一结果。而虚无主义的直接体现就是绝对的价值虚无，人的自我在精神虚无的黑夜里沉睡，变成了死寂、清冷、无情的石头，自我与世界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再是人所要追问和忧心的对象，而人对于未知的、不可见的神圣也变得无动于衷，这也正是布洛赫所谓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罪”。
正如马丁·布伯的箴言所揭示的那样：“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虽然经验世界提供给人时空框架，使其能够在其中获得经验生活，但是，完完全全依靠“它之世界”的人则必然陷入价值虚无的深渊，人身上的拟神性的光辉也淹没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在价值虚无的深渊之中，原本由拟神性和兽性两部分组成的人性因为上帝的离去和深渊的遮蔽而彻底丧失了神性，只剩下凶暴的兽性在人身上狞厉地咆哮。人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个性与思想，失去了对绝对的价值真实的追问的可能，而是变得完全听从于自身欲望的摆布，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只剩下对欲望的直接满足，而且最好是尽可能迅速的满足：
群众已经全部陷于不幸的深渊（Unheilsabgründigkeit），人们已然退化为都市群氓，人已经颠倒为非人，这一切的缘由就在于存在的空洞，在于存在蜕变为完全表面化的欲望生活，人丧失了他的根源（Wurzelursprung），他与根源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以至于只剩下一个危如累卵的个人生活（Eigenleben）存在，一个昏暗的完全外部化的个人生活，里面孕育着不幸，孕育着死亡，噢，孕育着一个神秘的地狱般的结局。
没有信仰的世界黑夜时代也是贫困的时代，因为人丧失了他的根源，这个“根源”指的就是绝对的价值真实，是那个规定并约束现世世界意义的超感性世界。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因为上帝的隐遁而被切断，个人生活因为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而变得摇摇欲坠，人的生活因为失去了神性的光芒而变得昏暗，人的存在因为失去了内在的价值核心而变得中空，只剩下完全表面化、外部化的欲望生活。这样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人性的生活，而是兽性的生活，所以布洛赫会说“人已经颠倒为非人”，而布伯会说“生存者不复为人”。
那么人怎样才能重新成为“人”？又靠什么才能走出虚无的深渊，重新聚合分离了的世界？什么才是人的本真的生活？在传统文化面临末日的二十世纪，人该何去何从，哪里才是出路？布伯认为，“每逢时代发生重大转折之时，总有宏声启示出现，它们正是永恒常驻的启示。然则不同时代之间有着质的差别。当长期遭受压抑的人类精神之本真要素暗中运筹，厉兵秣马，当局势如此紧张危急以致一触即发，成熟时代便应运而生。此时所显示的启示立即抓住行将爆发的精神，抓住它的全部特质，熔化它，尔后用它锻造出新的精神形式，上帝呈现于世的新形式。但此历程非为循环。它正是道路。在每一新生的亘古中，宿命越加汹汹，皈依越加赫赫。上帝的显现越加临近，他临近人际领域，临近潜伏于我们之间，隐身于‘在此之间’的王国。（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历史乃玄奥的趋近，它之历程中的每一螺旋线都使我们沉沦入更彻底的堕落，又使我们飞升入更完善的皈依。从世界看，此历程即是皈依；从上帝看，此历程则是拯救。”
或许可以这样说，人离弃上帝必然跌入世界的黑夜，但是，这种天堂般原始状态的丧失却是人类成熟的一个必然阶段。正如纯洁的东西只能通过不纯洁的东西显示出来一样，人性跌入世界的黑夜乃是宿命的结果。“道之流俗的时代即是我与世界相疏远的时代，这是非实在化的时代，这是宿命化的时代——直至人满怀恐惧，于黑暗中屏住呼吸，直至人陷入蓄力以待再度奋飞的沉默。”上帝的隐遁是必然的，人必须经历黑夜中的漂泊，才会懂得上帝的恩典，否则即使上帝近在咫尺，人们也视而不见。在绝对的价值虚无面前，不愿坐以待毙的人所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回归传统，重新信靠上帝，按照时代的启示让上帝重新惠临人世。
我们注意到布伯的观点，上帝重新惠临人世，他所临近乃是人际领域，上帝会“临近潜伏于我们之间，隐身于‘在此之间’的王国”。这即是说，上帝将重新出现在人的自我与世界之间，重新将两者锻造成和谐的同一体，准确地说，就是重新构筑人与世界的关系，使之重新成为“我-你”关系。而什么才是真正的“我-你”关系呢？布伯认为，“爱”是“人与人间惟一仅存的关系”，“情感寓于人，但人寓于爱。这非为譬喻，而乃确凿的真理。爱不会依附于‘我’，以致于把‘你’视作内容、对象。爱伫立在‘我’与‘你’之间。爱以其作用弥漫于整个世界。在伫立于爱且从爱向外观照的人之眼目中，他人不再被奔波操劳所缠绕。任何人，无论其善良邪恶，聪慧愚钝，俊美丑陋，皆依次转为真切的实存。就是说，他们摆脱羁绊，站出世界而步入其惟一性，作为‘你’而与我相遇。惟一性以其辉煌的方式时时呈现，由此人得以影响、帮助、治疗、教育、抚养、拯救。爱本为每一个‘我’对每一个‘你’的义务。从爱中萌生出任何情感也无从促成的无差别，一切施爱者的无差别，从最卑微者到最显贵者，从终生蒙承宠爱的幸运儿到这样的受难者——他整个一生都被钉在世界的十字架上，他置生死于度外，跨越了不可逾越之极点：爱一切人！”“我”与“你”经由神恩而相遇，“我-你”关系的实质即为神圣的爱的关系，是上帝之爱的神圣印记。此种关系乃是精神性之家。蔽于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任何学说都滞留在表面的“它之世界”，惟有关系能把人引入崇高的神性世界，因为惟有关系方具有神性，具有先验的根，重新构筑“关系”就能够让人重获人性中的神性。当《圣经》昭示人要“爱上帝，爱他人”之时，人不仅领承了通向神性的钥匙，而且同时也领略了价值的本真内容。爱不是对象的属性，也不是“我”之情感心绪的流溢，它呈现于关系，在关系中敞亮自身。正是在这里，“我”与“你”才同时升华了自己，超越了自己。圣容光耀下的“爱”的人生才是唯一实在的人生，唯一真正“客观”的人生，那种强调“我”与“世界”主客体之分的所谓“主观性”是无灵魂的上帝，而“客观性”不过是对象化的上帝，前者乃虚假自由，后者乃空幻恒定，两者皆与实在背道而驰。只有“爱”的人生才是人的本真生活，才是惟一真实的。
作为精神意向的“爱”的对立面并不是恨，而是生命感觉的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而这也正是虚无黑夜时代人的精神意向。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生命感觉的“无动于衷”实质上就是“爱感”的缺失。在小说中，无论是诗人，还是都市群氓，他们都已经丧失了“爱上帝、爱他人”的能力，已经失去了在群体之中去爱、去帮助、去认识的能力，真正的意义与价值都成了多余的摆设，只适合待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这是他们所有人的罪，这也是整个时代的罪。爱被彻底遮蔽起来，爱之本质缺乏真正的无蔽与澄明，这就是时代之所以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