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与虚无主义
1946年2月12日，在给美国日尔曼学教授赫尔曼·魏干特（HermannWeigand）的信中，布洛赫谈到了他之所以选择维吉尔作为长篇小说主人公的原因。在他看来，公元前一世纪与作家所处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个人与时代的命运都在战争、独裁以及古老宗教形式的衰落中挣扎。小说中的时代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和譬喻。而更为重要的是，布洛赫选择维吉尔同时是因为一个关于维吉尔在临终之时要求焚毁《埃涅阿斯记》的传说打动了我们的作家。布洛赫对这一举动的解释是：“一个维吉尔式的心灵绝对不会是在微不足道的原因的驱使下具有这一绝望的想法的，一定是那个时代全部的历史的与形而上的因素起到了作用。”可以看出，“时代全部的历史的与形而上的因素”才是布洛赫真正关注的东西，也是他力图在作品中加以表达的信息。既然小说中的时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那么首先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现代世界）的“全部的历史的与形而上的因素”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阐释布洛赫的这部长篇小说。
布洛赫曾经慨叹：“人与人类的整座价值大厦都面临着沦落为无意义－虚无的兽行的危险”。与布洛赫的时代认知相同，无数诗人、哲学家与宗教人士的言说表明，纠缠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就是虚无主义。“有一个问题，它是我们时代精神思想的关键性根本问题：存在者为何存在，而不是虚无为何存在？有一个主义，它对于人类、特别是今天的人类的幸与不幸似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就是虚无主义。”我们注意到，上述的文字表明，如果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纠缠着自身的整体灵魂的基本问题的话，那么现代人的灵魂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就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或者准确的说是，存在者必须展开对存在问题的意义追问。人生活在现时现世之中，现时现世就是人生的所在位置，这一位置是自然的、不存在意义问题的质朴之境，而人偏偏无法忍受在一个没有意义的现世中存活，向现世索求意义似乎是人的本质冲动。所以海德格尔说：存在的意义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或者说只有它才是基本问题”。但是这样说来，存在的意义问题实际上是任何时代的基本问题，而不是现代所特有。那么凭什么说存在者的存在意义追问是纠缠现代灵魂的基本问题呢？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问题的后半段：“而不是虚无为何存在？”这表明，存在者进行意义追问的对象仅仅限于存在本身，而不会对虚无进行发问。难道说虚无的意义已经不证自明，或者说已经被过去的时代所解决？还是说虚无本身根本没有意义可言？或者说虚无是存在论上的根本否定形式，存在者既然无从摆脱也就没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只对存在意义进行追问，而对虚无存而不论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那里寻找根源。
我们这里说要探讨的形而上学，不是指一个学说，或者仅仅只是哲学的一个专门学科，而是应该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即“我们在形而上学这个名称那里想到的是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是就存在者整体被区分为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并且感性世界总是被超感性世界所包含和规定而言来考虑的。”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它的基本结构表现为感性世界（现世）和超感性世界（超验的世界理型）两个部分。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超感性世界就被当作是绝对且永恒真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情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也是完全表面的、非真实的世界。很明显，在这个基本结构里，超感性世界高于感性世界，其中包含着尘世生活高于这种生活本身的目标，并且从高处规定了尘世生活，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是从外部规定了尘世生活。根据这个基本结构，一种深入超感性领域的目标设定过程掌握了感性的尘世生活。在这个形而上学的传统里，感性世界、即现世里面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可以追问的，世界的意义来自于外部，准确的说是来自那个高于经验世界的超验世界，存在者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就是由这个高于经验世界的超验世界所规定的。存在者所追问的存在意义，即绝对的价值真实就包含在这个超验世界里面。这实际上就是西方形而上学有着高下之分的等级秩序的关于世界的解释。这种世界解释有两个来源，一是柏拉图超验的绝对理型，善、美与爱的自足本体，另一来源是基督教神性的上帝形象。这个泛希腊－犹太的世界的基本结构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在柏拉图的对话里，绝对的至善至美的存在决不是任何人的感觉可以感知的和衡量的，也决不以人的存在状态为根据，它只能靠理智的回忆才可以被认识到，而理智的回忆本身就要求超越的认识活动，即以超自然、超历史的神性状态为前提，将超验世界作为追寻的绝对价值真实。而人的本性和生活反而要以此为基础。人绝不可依据自然或历史属性来确立价值，因为那样设立的价值只能是相对的，永远不是绝对的价值真实。维系人类生活的只能是超感性的世界，或者说上帝。如果我们用上帝来代表超感性的世界的话，那么因为上帝的存在，人与感性世界就被聚集在它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世界和人在其中的栖居就被嵌合为一体。
众所周知，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他们起来反对延续到那时的中世纪的人的现世存在方式（Daseinsweise），并且否定其价值。他们试图去“复兴”古希腊罗马的精神。而古希腊罗马精神的根本性特征是什么呢？胡塞尔认为：“它无非是‘哲学’的现世存在方式：根据纯粹的理性，即根据哲学，自由地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塑造他们的法律。对世界的明智观察应摆脱各种神话的和整个传统的束缚，应绝对毫无先入之见地去认识普遍的世界和人，并最终在世界本身之中认识它的内在理性和神学，以及它的绝对原则：上帝。按照文艺复兴的主导思想，古人是自己明智地在自由理性中塑造自己的人。对于更新了的柏拉图主义来说，这意味着，不仅在人的伦理方面，而且整个人的周围世界、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存在，都需要从自由的理性出发，从一种普遍的哲学观点出发加以重新塑造。”近代的时代意识要求人们运用理性精神来面对世界与人的关系。将世界与人维系并聚集在一起的东西不再是上帝或超感性世界，而变成了理性精神。不仅如此，就连神学以及其绝对原则“上帝”都要依赖于理性来认识。虽然形而上学的世界基本结构仍然保留，但是人们对待这个基本结构的态度却发生了改变。我们还是要从形而上学的开端开始谈起，回到凭借着理型（Idee）而确立了形而上学的世界基本结构的柏拉图那里。正如前面所说，在柏拉图的对话里，绝对的至善至美的存在决不是任何人的感觉可以感知的和衡量的，也决不以人的存在状态为根据，它只能靠理智的回忆才可以被认识到。在柏拉图这里实际上已经埋下了西方形而上学悖论的种子：一方面，绝对理型的存在虽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它却不能为人类所感知，人也不能够根据自己的存在状态来妄加推测，“理型”这个概念事实上因此具有了神秘主义色彩。另一方面，柏拉图坚持，绝对理型虽然不能为知觉所感知，但是可以为人的理智所认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就必须象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样采用理性的态度首先来考察自我的认识能力。只有搞清楚“我能知道什么”，人们才能象康德那样提出接下来的两个问题“我能希望什么”与“我能做什么”。只有采用理性的态度找到一个切实和确定的基点，自我才有可能在此之上展开对于存在意义的价值追问。这里事实上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绝对理型”这个概念具有很强的神秘主义色彩，对于它的存在，人们无法确实知道但也无法否定，因为它是世界的根本的第一原因，包括人的理智也是由它派生而出。而用派生出来的事物去认识本源在逻辑上似乎是行不通的。因此，采用理智认识的态度在此问题上就变得不太合适，更为合适的方法似乎只能是凭借坚信（信仰）的态度来把握。其次，理性的态度要求寻找确定和切实的东西，判定真实与虚妄，而这本身就说明理性态度中包含着深刻的怀疑精神。而这种怀疑精神又是与把握“理型”的坚信（信仰）态度是相抵触的。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潜藏了信仰可能被怀疑所颠覆的危险。只不过在柏拉图那里，这两者的矛盾并没有暴露出来，因为哲学家对于“绝对理型”的存在是坚信不疑的。他的怀疑的对象仅仅局限于人，或者说人本身的认识能力。但是欧洲虚无主义的精神根源却也由此产生。
柏拉图的哲学被后来的基督教所继承，并因此开创了欧洲泛希腊－犹太的世界解释的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却被文艺复兴所打破，因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力图用古希腊罗马精神来指导他们的“现世存在方式”。按照中世纪形而上学的构想，现世是红尘苦海，彼岸世界才是永恒的天国。超感性的上帝是一切意义和价值的来源，现世中的人的本性需要以此为基础。存在的意义就是由上帝所规定和约束的。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古希腊罗马精神里面找到了理性这件法宝的欧洲人开始表现出对上帝的审慎和排斥。理性告诉人们，对于世界的真正明智的观察就要求人们不能盲目地接受传统，必须摆脱整个传统和先入之见的束缚，必须信赖自己的独立观察和批判。按照文艺复兴的主导思想，古人是自己明智地在自由理性中塑造自己的人。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自主性的直接后果就是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精神的兴起。人本主义思想造成了人们观念上的突破，人们逐渐意识到，原来人们可以根据纯粹理性来自由地塑造自己，塑造自己的整个生活。人的“现世存在方式”的依据不再基于超验的神性，而是基于人性，基于人的自主性，基于人自身的理智。人的使命乃是学会自己使自己不朽，而不是依靠上帝使自己不朽。在文艺复兴者的眼中，按照上帝的形象而被创造出来的人是“万物之灵”，人性是高贵、尊荣、伟大、善良和理智的。基于这个前提，人自己塑造自己的要求就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人也就不再需要由超感性世界来规定和约束现世的意义，因为人完全可以信赖自己的人性和理智。随之，世俗的荣誉和幸福成了人性的最高理想，尘世的享乐成了人追求的最高价值，人的自然需求取代了对上帝的祈求。人性的自主性成了时代的趋势。正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那样，“上帝和教会圣职的权威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良知权威，突兀而起的是理性的权威。反抗这种权威而起的是社会的本能。向着超感性领域的遁世为历史的进步所取代。一种永恒的幸福的彼岸目标转变为多数人的尘世幸福。对宗教文化的维护被那种对于文化的创造或对于文明的扩张的热情所代替。创造在以前是《圣经》的上帝的事情，而现在则成了人类行为的特性。人类行为的创造最终转变为交易。”西方形而上学世界解释的基本结构开始向感性世界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