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卖花女郎接受查理的请求，把第二朵花别上他的衣襟时，那位先生回来了，并且坐上了汽车。女郎对他，对这个有汽车的有钱人的爱，查理应该是看出了这场误会，而且在整个影片当中，假扮了这个受到爱慕的有钱人。……可是，如果观众不能察觉到这场悲剧性的误会……那么影片就搞糟了。
卓别林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应该全部从头做起。”于是，“严肃的、艰苦的、费神的工作就开始了……”
正如基许所说，卓别林花了那么长的时候，提出又否定了好几个方案，一再修改和试拍这场戏，一直到每个观众都把它看得一清二楚为止。
电影导演亚历山大洛夫1944年回忆卓别林的创作态度和艺术观时，也举他在拍《城市之光》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很幸运地在好莱坞参观过拍摄《城市之光》的工作，看到卓别林如何给这个影片拍一场引人发笑的戏。流浪汉查理挣到了钱以后，就到自己所爱的盲女家中去，他在路上碰到一个乞丐，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平常的乞丐，而是一个特别的、拿着机器的乞丐：坐在人行道上，手里拿着一个镍制的小钱柜，每次得到施舍时，都打出一张收据交给施主。流浪汉对于这种玩艺儿很感兴趣，特别喜欢钱柜里发出的铿锵声音。于是，就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的硬币全都给了乞丐，当他一个钱也不剩的时候，手里就换成了一大把收据了。”
在拍摄的时候，周围观看的人全都很喜欢这场戏。在试映厅里，大家看到卓别林采取了这段已经拍好的材料，都为这一片段俏皮而出色的戏感到高兴。可是，《城市之光》拍好之后，这一场戏并没有出现。卓别林对我解释说：‘这种场面在别的影片中有存在的权力，可是，我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效果。这场戏的效果是以机器的特殊效果为基础的，而我认为艺术中主要的东西还是人。’”
拍完后，卓别林又自己作曲，用富有浪漫色彩的优美音乐来衬托流浪汉的个性。有人曾问他这是喜剧片，为什么不配滑稽有趣的曲子？他解释说，“我不要音乐喧宾夺主，我要它优美悦耳地配合着表达感情。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感情没表达出来，它就是不完整的。”给前几部片子配过音乐后，这位会弹钢琴、拉提琴的演员已成内行。他主持了50个人的交响乐队来演奏自己谱写的乐曲，那场面、气势颇为壮观。
影片基本制作好，他整整花费了2年时间和200万美元。由于他急于想知道此时他的无声片的效果如何，没有声张就在一家戏院试片。
那晚戏院一半位子空着，一半的观众是去看戏的，没想到是看一部无声笑片。因此，电影放映了一半时，他们才从迷茫中醒过神来，发出一些轻微的笑声。电影还没放完，有几个出去了，虽然他们是去赶车的。结束后，戏院经理笑着对卓别林说：“查理，影片十分精彩。”但又暧昧地冒出一句：“下一次，我想看到一部有声的，查理，全世界的观众都在等着啦。”卓别林勉强挤出了笑容，心中思忖，难道这么多时间和金钱都白白地扔了？
他的副导演、秘书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戏院外等着他。一向严肃的里夫斯经理轻松地对他说：“我认为它挺不错，要知道……”要知道些什么呢？如果戏院是满座，还是影片有几处要修改？大家想了一会儿，才省悟到，直到现在还没为这部影片作宣传推销工作。因为联美公司经理乔·申克曾警告过卓别林：“现在已不比放映《淘金记》啦。”曾对他每一部新片都很感兴趣的影院老板们，见他坚持不拍有声片，对他已不那么热心了。一般的电影院已不准备给他以前那么高的待遇，轮流上映的大电影院网也对他抱着观望态度，和他保持着相当距离。
而最大的电影市场纽约方面通知他纽约所有的电影院都已被预定，他要放映新片只能排队等候下去。人们都慌了神，但卓别林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劝大家不要太着急。他希望自己的名字仍然具有票房价值，只要有了对策就好办。
卓别林把工作人员派去纽约，跑遍这个国际大都会，只有一家不适合放映电影的戏院可以租借。人们都认为在这家叫科汉的戏院，放电影是赔钱的，而且戏院里一无所有，放映员、引座员、出纳员，连经理也没有。台上台下的工作人员，电灯招牌广告费用，一切都要自己筹备。老板见是卓别林的公司上门，还狮子大开口，每周索要租金7000元，并保证连租8周。卓别林横下一条心，拍板答应苛刻的条件。
这时里夫斯在洛杉矶市区，找到了一家刚落成的新电影院，谈妥在那里举行首映。首映那天，正好爱因斯坦夫妇在洛杉矶，于是卓别林把他们请到贝弗利山，在自己的别墅共进晚餐，然后驱车去市内。他没料到的是，那家新影院附近几条街都是人，拥挤的观众把影院附近商店橱窗玻璃都挤碎了，警察局派出了警车、救护车。卓别林和爱因斯坦夫妇在一队警察的护卫下，才挤进了新影院的休息室。
这家新影院造得豪华，但老板还不懂放映电影。在卓别林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电影开始了。第一个镜头终于出现，经历了多少次大场面的卓别林，此时禁不住急促的心跳……观众们发出了笑声，大笑不止，卓别林此时却只想到哭，他抓住观众啦！一切担心和疑虑都烟消云散。
突然，银幕上的影像在一片笑声中消失。影院里灯光齐明，麦克风里传出一个不协调的声音：“先生们，女士们，在继续放映这部精彩的笑片之前，谨让我占用诸位5分钟时间，介绍一下这个美丽新影院的优点……”卓别林几乎气昏，他从座位上跳起，发狂地冲向前排抗议：“那狗娘养的混蛋老板在哪儿？我要宰了他！”观众们也都表示不满，跺脚、击掌、发出嘘声，那老板才停止了他蹩脚的广告。
小插曲之后，笑声又起……映到最后一场，当看到卖花姑娘终于认出了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时，卓别林注意到爱因斯坦博士在拭去眼角的泪花。
翌日，卓别林赴纽约，为4天后的公映作准备。到了之后又大吃一惊，联美公司的职员们什么宣传广告也没做。只在报上登出一条例行公事的启事“我们的老朋友又要和我们见面了”，简直了无生气。他警告那些职员们：“不能全凭观众对我个人的好感，必须要向他们做广告。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平时不放电影的戏院放映。”
他花3万元在纽约最大的报纸用半个版面，接连3天向影迷观众广而告之：
查尔斯·卓别林
在《城市之光》中演出
假座科汉大戏院
全天各场连映 票价5角至1元
他又花了3万元在戏院门口，竖起一块大电气招牌。自己动手，整夜不睡试验放片，定下银幕上的影片大小，矫正有差距的地方。第二天又举行记者招待会，谈为什么要坚持拍这部无声片的理由。记者们带着问题和答案走了，联美公司内部的职员们心存疑虑。因为当时轮映的各大电影院，放映有声电影的首轮影片定的票价最低3. 5角、最高8. 5角，演员还亲自亮相与观众见面；而卓别林却将其无声片的票价定为最低5角、最高1元。他们对卓别林的不让价表示不理解和担心，卓别林对他们的解释是，正因为我们映的是一部无声电影，就更需要抬高它的票价。
纽约的初映情况很好，但卓别林半个晚上没睡着，他考虑的是出席初映的有头有脸的人和行家较多；这还不能代替上市公演，最重要的是看一般的观众的反映。
他睡到第二天上午11点被惊醒，他的负责宣传的职员兴奋地冲进他卧室：“伙计，真有你的！一炮打响，上午10点起，排队买票的人绕过了整个街区，交通堵塞了。观众都争着抢先进影院，去了10个警察去维持秩序。还是去看看吧，看了对你的心脏有好处。”
与科汉戏院的打对面的是3000个座位的派拉蒙影院，当时正上映走红的有声片《风流寡妇》，担任主角的法国著名演员、歌星莫里斯还亲自登台，一周卖座3. 8万元。而1150座的科汉戏院放映无声片《城市之光》每周收入8万元，并超出合约连映了12周。纽约轮映网的大影院要求科汉戏院停映，他们用高价订下了这部影片。
这一年即1931年，卓别林又登上“奥林匹克”号轮船，去伦敦主持《城市之光》在欧洲的首映。
暌别英国又10年，他又回到故乡怀抱。伦敦万人空巷，卓别林的轿车在好几个街区和广场无法行驶，只好站在车顶，向人们挥手致意……从古老华丽的卡尔登旅馆窗户望出去，街上贴着一些海报，有一幅上面写着“查理仍然是我们的宠儿”。卓别林觉察到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不禁在心中一笑。
是的，这位海外游子，由于对电影艺术的卓越贡献，他仍然是英国人民的宠儿。他在伦敦的社交活动是那么多，菲利普·沙逊爵士邀请他到下议院共进午餐，介绍他会见下议院第一位女议员阿斯托夫人。阿斯托夫人又邀请他到圣詹姆斯广场1号她的住宅，与文豪肖伯纳、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原首相劳合·乔治等名流聚会。卓别林向凯恩斯请教金融方面的问题，又观看英国皇家学院院长芒宁斯为阿斯托勋爵作画。
过了两天，他又成了肖伯纳的座上客，在肖伯纳那间俯临泰晤士河的书房里，他面对壁炉架上摆得满满的肖伯纳的各种著作，发出了惊叹：“啊呀，这全部都是您写的呀！”
然后，他又成了麦克唐纳首相和前财政大臣、海军大臣邱吉尔议员的座上客。在邱吉尔爵士位于伦敦市郊的别墅中，他对这位国际知名的政治家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认为在人生舞台上，邱吉尔先生扮演了许多角色，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和热忱。这个世界上的有趣事，很少有一件被他错过：他享受了权力但从不对权力着迷，他生活得很痛快，在那么繁忙的公务与生活中，他竟能挤出时间来绘油画、砌砖墙、跑马，写作报告文学、小说、传记……
他很喜欢和钦敬邱吉尔先生，而邱吉尔对他提出了建议：“我听说，你有意拍一部拿破仑的电影。你应当去拍嘛，这里面有极精彩的笑片资料。”然后邱吉尔很认真地说了出来：“有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他兄弟热罗姆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进浴室。他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但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泼得他兄弟制服上满是水，然后吩咐他离开浴室。热罗姆只好狼狈地退了出去……那是笑片中一个很精彩的镜头呀。”
那次，正在英国争取印度独立的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圣雄”甘地，在东印度码头平民区的一幢简陋的小楼中接见了卓别林。他们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交谈，卓别林对拢着肩巾、光着头的甘地先生说：“我同情印度人民奋发图强，同情他们为自由而斗争。”他对甘地提出一个问题：“您对机器那样深恶痛绝，我有点想不通。”甘地点点头，笑了笑，卓别林又说：“无论如何，机器如果用来为人民造福，就可以帮助打碎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用更少的时间去从事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