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5日，整编后的秦俑坑考古队，对秦俑一号坑开始了自发现以来首次大规模的正式发掘。考古人员先把坑体部分划成27个探方，每个探方的面积约20米×20米。如此大的探方，在中国考古史上颇为罕见，根据秦俑坑的整体规模，这样大的探方又是合乎考古程序的。接下来，考古人员开始全面揭去棚木迹象以上的“表土”。为了追赶进度，秦俑馆筹建处联系并请示有关部门，当地驻军派出一个工兵连共100多名官兵携带9台翻斗车前来支援。与此同时，还从附近农村生产队招收了近百名农民参加发掘。整个秦俑一号坑内机车轰鸣，人声鼎沸，红旗飘飘，挖运繁忙，好一派生机勃勃的热闹景观。待到了大面积发掘的后期，特别是深至俑坑棚木之下最为敏感的阶段，由于考古专业人员在这样一支庞杂的发掘兵团中所占比例极其微小，很难顾及方方面面，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为的损害。尤其是当地农村生产队的社员，上午放下手中的锄头，下午就来到秦俑工地，在对文物价值和考古知识毫无认知的情况下，便挥动掏铲、铁锨、镢头挖掘起来，许多陶俑就这样在他们挥动双臂、汗流浃背的挖刨下，被砍掉了头颅、削掉了鼻子、铲掉了臂膀，甚至有些被捣得粉身碎骨。特别是早已腐朽的木制战车遗迹以及陶俑陶马身上的艳丽彩绘，都在沉重的镢头和尘土的吞噬中荡然无存。至1979年4月初，经过短短8个月的大会战，整个一号坑平均下挖约2米，清理出的覆土全部倾倒在坑外不远处的沙河滩上，堆成1米多高的平台，给附近的王捡村一次造出良田25亩之多，其发掘规模之大、秦俑坑出土之多在中国考古史上前所未有。
根据边发掘、边修复、边复原的指示精神，当俑坑中的陶俑残片被提取出来后，即转入考古队专门设立的几间修复室内，一块块进行冲洗、拼对、粘接、作旧，当这一系列工作完成，再将陶俑抬出室外，进行返坑“对号入座”，即按原来出土的位置重新复位。就整个程序而言，较之单纯的考古发掘工作，安放修复的陶俑更为壮观并富有惊险和刺激意味。工作人员先要在高20米左右的大厅梁架上安装一个滑轮，待安好后，一根长长的拉绳从滑轮中穿过，一端捆住重达110-228公斤的陶俑，另一端由十几个工作人员紧握在手。与此同时，另一根长长的定位绳拦腰将陶俑捆住，绳的两端各有人把握。当哨声响起，只见拉绳和定位绳同时启动，陶俑如同绞刑架上的囚犯，被缓缓升上空中。被吊起的陶俑像荡秋千一样在空中来回飘荡，而拉绳的一干人马又像正在举行一场拔河大赛。哨子声、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由于这时兵马俑的声名已扬播世界，前来参观的人流成不可阻挡之势。当众多的人流进入大厅看到陶俑升空，不禁大呼小叫，鼓掌加油，那些黄发碧眼的外国女郎看到这一惊险而奇特的场面，也不住地惊呼：“OK！OK！”
就在秦俑发掘工地一片烟雨迷蒙、热火朝天之际，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到来了。
叶帅说：没有军衔是不行的
1979年4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出现在秦俑发掘工地。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来到被誉为世界奇迹的秦俑坑发掘工地视察。
尽管叶帅已是80高龄，但从他行走的姿态和面露笑容的脸上看得出，仍有宝刀不老的风采。
此时一号坑大厅正在兴建，陶俑被回填土覆盖，无法参观，在陪同人员的导引下，叶剑英直奔正在发掘和清理的二号坑。当他看到坑中有近百名解放军指战员在翻土、拉车时，不解地问博物馆筹建组负责人杨正卿，“怎么这里还有军队？”
“是驻军的一个连在帮助我们搞考古发掘，他们在这里已有一段时间了。”杨正卿解释。叶帅转过身对陪同前来的驻军首长笑了笑，“想不到你们还参加了考古工作，干得好呵。”
站在坑边的一个土坡上，叶帅望着这支以步、车、弩、骑四个独立兵种组成的地下大军阵，脸上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元帅，他是深知诸兵种如此组合排列后，投之于战争将意味着怎样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和变化无穷的奥秘。他在为出神人化、栩栩如生的陶俑雕塑艺术所折服的同时，更为古代杰出的阵法和战术思想赞叹不已。假如在自己的戎马生涯中能有这样一个集古代兵法之大成的军阵，也许会使自己的战绩再添上一层荣光。可惜，战争结束了30年他才看到，不能不感到些许遗憾。
但是，战争虽在自己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渐渐远去，但还有可能在下一代中死灰复燃，只要战争恶魔没有从人世间完全消失，战争时刻都会发生。能够亲眼目睹这支古代大军并领略其中的奥秘，对每个军人都是有益的。
将要走下高土坡，叶帅两眼放着激动的光芒，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身边陪同的军队将领们说：“我看这个秦俑坑是我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这里面有学不完的东西，希望今后我军的高级将领都要到这里看一看。”
由于博物馆尚未建成，筹建人员只好把一间破砖房当作临时陈列室接待贵客。因屋子小、空间窄，陈列的文物也较简单，除了几件陶俑，就是十几件兵器。叶帅来前，才又加了几件陶马、骑兵俑等文物。
叶帅走进陈列室，望着刚出土不久的刀、矛、剑、戟、戈、殳、弩机、铜镞等完好无损的实战兵器，禁不住叹道：“两千年的埋藏还这样光亮，真是个奇迹。”
叶帅在高大的陶俑前停下，指着铠甲上明显突出的花穗问道：“为什么这件陶俑的铠甲、装饰和那边两件不同？”
“这是个将军俑，铠甲上的花穗是代表等级的。秦代军队不仅兵器精良，战斗力强，而且各种军事制度也比其他六国完善，这代表等级的花穗就是一个例证。”杨正卿回答叶帅提问的同时，又作了简单的补充。
“秦代军队有多少等级？”叶帅抬起头询问。
“据史书记载，有20个等级，这些等级在秦俑军阵中已作了明确而真实的反映。”杨正卿对答如流。
叶帅将右手放在额下沉思片刻，轻声说了个“噢”字，然后转身走出临时陈列室，面对高大秀丽的骊山山顶，自言自语道：“看来没有军衔是不行的。”
这声音极小，似是即兴说出的话语，在场的接待人员和考古人员没有放在心上，更没有领会其背后的真正含义。但叶帅身边的几位军队高级将领却感到了这句话的分量，并以军人职业的敏锐，预感到中国军队一次大的变革就要来临了。
尽管这场变革在叶帅来秦俑馆参观的8年之后才最终付诸实施，但这几位军队将领此时的预感并没有错。变革的源头正可以追溯到1979年，起因则是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越进行的自卫反击战争。
中越战争正式打响后，这天清晨，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17个师，共22.5万人的中国军队，以12个师的兵力，在国境线上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开始进攻。其中高平正面投入的兵力是6个师，谅山方向3个师，老街正面3个师。
2月18日午后，中国军队在老街、高平、同登等地的进攻，受到越南军队的抗击而一度停止。19-20日，谅山正面加强了1个师及40辆坦克，高平正面加强了1个师及40辆坦克，老街正面加强了2个团及40辆坦克，再度展开攻击。在大炮的呼啸和坦克的隆隆进击中，中国军队终于将敌击退，于20日占领老街、包围同登。其后，中国军队猛攻同登、高平，于24日占领同登，27日再占高平。中越双方在谅山展开了激战，双方不断增加兵力和武器，中国军队在陆续投入8个师的兵力之后，于3月4日占领谅山。此时的中国军队距越南首都河内只有130公里之遥了。
3月5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回境内。
为期16天的对越反击战，在充分反映了中国军队有较强战斗力的同时，也暴露了在现代战争背景下存在的问题。
老帅们通过卫星反馈到电视屏幕上的图像，惊奇地看到中国军队在进攻途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当几路素不相识的军队在通过同一座桥时，由于互不相让而挤成一团，长达40分钟未有一支部队能够顺利通过。战场上也时常出现因指挥员官衔不明而导致指挥失灵、贻误战机的情况……在严峻的事实和新形势面前，老帅们蓦然想起了一个与军人密不可分的制度--军衔制度。
于是，中国军队已取消14年的军衔制度，再度在最高军事决策者的心中萌发、酝酿。叶剑英来秦俑馆参观，无疑加快了这项制度的确立。1988年8月1日，中国党、政、军领导人正式决定在人民解放军行列里恢复军衔制，从此，中国军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叶帅参观完毕，上车时又似乎想起了什么，他招招手示意杨正卿走到自己的跟前。
“秦始皇为什么要用兵马俑从葬呢？”叶帅问。
“他凭借武力统一了六国，死也不忘兵马，这就叫视死如事生。”杨正卿答。
叶帅点点头又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开馆？”
“今年国庆节。”
“好啊，可是要快！要快！要快噢！”叶帅一口气说出了三个快字，看得出他对兵马俑倾注了很深的感情。眼看叶帅就要离开了，杨正卿才想起了一件对博物馆来说很是要紧的大事。原来，早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筹建组成立不久，杨正卿等人就开始琢磨请谁来题写馆名的问题。由于此前大家知道建国后郭沫若对名胜古迹的题词、题名比较多，就提议找郭老题写这个馆名。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虽年老体衰，又重病在身，但为了满足秦俑馆的愿望，还是坚持在病中写就了馆名。1978年初，当博物馆筹建处收到郭老的手迹后，从字里行间已看出郭老病情已十分沉重，笔迹已失去了往昔的风采，只能作为珍贵的收藏品，不宜镌刻并作为馆名展出。1978年6月12日，郭老与世长辞，不可能再为博物馆题名了，筹建处的杨正卿等人再度琢磨题写馆名较合适的人选。正在这时，听说叶帅来工地参观视察的消息，大家一合计，干脆就请叶帅来题写馆名吧。于是杨正卿在这个时候急忙提出：“叶帅，我们想请您为博物馆题写馆名。”
叶帅沉思片刻，谦虚地说：“我的字可是写得最丑。”
“这是兵马俑博物馆，您是元帅，题字最合适。”杨正卿说着叫人拿来事先准备好的馆名递了上去。
叶帅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一下，让秘书将纸叠起放入公文包内，说：“主席三周年前我不题字，这样吧，三周年后我再写好寄来好吗？”说完握着在场工作人员的手同大家告别，随后乘车而去。
1979年10月1日，由叶剑英元帅提写馆名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支秦代的地下大军将面向世界，接受全人类的赞赏与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