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香港，相对于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要平静安宁一些。然而，战争这个庞大的怪物，一刻不停地在它的四周嗥叫着，它的阴影重重地在港人的心头集结。闲暇时，人们交谈的话题几乎都和炮火硝烟有关系。他们似乎嗅到了战争的气味，却因看不到它的形象而恐慌，而迷失。直觉告诉人们，战争早晚要来！
尽管如此，香港仍因其平静而汇聚着各样的人流，特别成为文化艺术界的汇聚点。人们会蓦然发见，几乎在一夜之间，香港的文化艺术舞台上多被陌生的面孔所占领，成为反映战争评点时局的主流。令人称奇的是，他们个个洋溢着逼人的才华，而且经验丰富，办唞干练，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邹韬奋先生最先在香港办报。1936年6月7日，他创立的《生活日报》首先面世；
继邹先生之后，1938年4月16日，茅盾先生在香港创办了《文艺阵地》；
1938年8月，胡政之先生创刊《大公报》；
1938年8月，诗人戴望舒又创办了《星座》；
1941年9月18日，梁漱溟发起创办了民盟机关报《光明报》
另外，港人还注意到，苏曼殊、茅盾、张爱玲、叶浅予、胡适等一大批名扬四海的文化巨擘，神奇地出现在自己的周围，他们或指点江山或激扬文字，或花前月下吟诗弄赋，把沉寂的香港变得活跃异常。
香港人喜不自胜。面对文化的空前繁荣，它们更多的是亢奋和迷离。和这些文化精英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同一方土地，慼受他们的呼吸，倾听他们思想的声音，无论怎样说都是一种幸运。但仍有人嗅到了反常的气息。他们不禁皱眉发问：他们因何而来？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1941年2月，山城重庆被灰色烟雨笼罩着。中共南方局所在地一一曾家岩50号门前，是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路上行人稀少，偶尔有车夫拉车时慌乱的脚步声和咳嗽声从雾中传来一些声响，反衬得这深巷更加神秘空旷。
浓雾中走来一个中年汉子，一袭青衫长袍，手中拎着一把油纸伞，一付漫不经心踱步的样子。当他走到这条小路时，突然停下脚步，似乎在倾昕嘉陵江滔滔江水，又像活动一下僵直的脖颈，四下看看，脚步由缓变急，风一样向曾家岩50号走去。
他就是名震四海的文化战士胡风，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共与文化革命主将魯迅的秘密联络人。抗战爆发不久，胡风从上海抵达当时中国的政冶文化中心武汉，成为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和研究部主任。武汉失守前，胡风逆江而上，来到战时陪都重庆，当时任国民政府军琳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是周恩来，他提名胡风到郭沫若、阳翰笙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去，作为十名专职委员之一，协助党的工作。
三十年代，胡风凭着一腔热血，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作，其中《血誓》《敬礼》《为袓国而歌》《给怯懦者》等五首，是他在十天之内喷涌而出的，诗风高雅、充满激情，每一行诗句都是跳动的火焰。其后，胡风主编并出版了在抗战文学中影响很大的《七月》杂志，在发刊词中，胡风这样写道：
能有洞烛一切的巨眼和凸观万象的伟力，为文如喷泉四射，使自己成为民族的也是文苑的骄子，当然是可以慰人自慰的，但如果不能做到，退而为这文苑建设工程搬运一瓦一石，从这搬运工作里面，寄付着对民族解放战争的一瓣微忠，也应该是虽然微末，但却非毫无用处罢。
正当胡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抗战的文化事业时，震惊中外的皖南赛变爆发了。面对反共狂澜，身在重庆的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文化人的安全，周恩来临危不惧，决定帮助他们迅速离开这座令人窒息的山城。
胡风此行正是应周恩来的邀请，来商讨去延安还是去香港的，他知道，茅盾、丁玲等许多文化名人，都是通过共产党的保护，到达安全地带从事文学创作的。现在，四面烽火朝不保夕，周恩来同志仍不忘保护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人的胡风，深深为之感动。
对于周恩来，胡风是十分敬仰的，早年在武汉时，胡风就经常参加他召集的文艺家座谈会，聆听周恩来阐述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对他的真知灼见高瞻远瞩以及政治家特有的风度，胡风十分佩服，在他心里，周恩来是鲁迅之后第二个令他信服的伟人。
胡风按时到达曾家岩50号，等在那里的周恩来看到胡风安全到此，紧锁的眉头舒展了，他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反共气焰日甚，为了减少损失，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决定让有影响的左翼文化人撤离重庆，你也在其中之列，一是去延安，二是去香港，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胡风很喜欢周恩来的简捷干练，和他说话，胡风也觉得自己干练起来了，他说：
我们应该在重庆坚持，和国民党继续斗争。如果它们继续逮捕人，只能更加失去民心，失去道义，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只能加速他们的失败。胡风说这番话时，心里还有一个疙瘩没有解开，那就是无法割舍他心爱的《七月》杂志，《七月》是他倾注了多少心血才有今日的规模和名望啊。
周恩来知道胡风对《七月》的情感，也在胡风的话里感受到了他的信念和力量。周恩来同志一面给胡风讲述当前的形势，一面讲述党的任务方针，直接说出胡风感情用事的弱点，他告诉胡风：撤退固然是为了保存干部，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表示强烈抗议。
胡风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能到革命的延安去过一种新生活，当然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我总觉得去这么多人恐怕也做不出什么事来，我就对夫人梅志说，一切都由周副主席安排吧，但是从今天起就要开始做些准备工作了。
此时，重庆等一批文化人已经开始撒退，其中欧阳山，艾青等去延安，茅盾、夏衍、范长江等赴香港。茅盾等人也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带着真情的重托，从重庆出发，经上海来到香港的。所不同的，周恩来把在延安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及老干部所写的文艺稿件，交给了茅盾。并派身边工作人员吴奚如走访茅盾及其他文化人，告诉茅盾，稿件直接发表或作为创作素材，由茅盾定夺，并嘱咐茅盾：胡风主编《七月》，主要刊登短小精悍的报告文学和诗，算是游击战，茅盾将出版的《文艺阵地》多刊登长一些的文章，作为阵地战，两者配合，又构成国统区左翼文艺的完整阵容。安排胡风去香港，周恩来是有特别考虑的，当时日本东京报纸上刊有日共中央被破获的消息，周恩来十分关注日共的情况，所以，他希望早年在日本学习时即与日共有联系的胡风能够经香港到南洋一带，通过日本侨民寻找日共的关系。这一特殊任务，周恩来是在胡风离渝前一天才对他说明的。只是到香港后，情况有所变化，胡风未能如愿。
临行前，周恩来专门交给胡风一张重庆七星岗莫斯科餐厅去香港办货职员某某的假期旅行证明，还给了他100元美钞和若干法币，以作行路盘缠。
1941年5月7日，当山城重庆还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睡，胡风一家悄悄登上了一辆南下的汽车。望着雾汽朦胧的山城，环顾多灾多难的祖国，胡风像众多赴港的文化人一样，带着奋斗的激情带着离别的伤感，在心中默默念道：
别了重庆，别了袓国，几年来，天上有轰炸，地下有暗礁，我们只有在斗争中生存，在苦难中求乐，子弹和血雨吓不倒我们，在人类解放面前，任何恐怖都难以扑灭我们心中的火焰。祖国，重庆，如果需要，我们会再来，因为我不是为了逃避轰炸贪图安逸才离你而去的。
此时胡风一家去香港，在赴港的文化人之中，算是比较晚的一批了，在此之前，大批的文化人，或直接进驻香港，或由组织出面联系入港，许是走露风声的缘故，赴港之行凶多吉少的消息不断传来，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阴影，在赴广洲湾的途中，时时可见画着两根枯骨的石碑，汽车在山间公路上簸，事后胡风回忆说：那次旅行，可真是提着脑袋往前闯，吉凶未卜啊！
1941年6月6日，胡风一家从重庆跋涉到香港，行程万里，历时一个月，胡风的到来，很快在香港的文化界传开。当天，就有夏衍及因导演《渔光曲》而名声大振的蔡捷生前来看望，大家相谈甚欢，心情怡然，在暂时的住处九龙弥敦道新新酒家里，不断有故知新朋拜望，胡风称大家见面尤为亲切，他乡遇故知，在重庆的两年半生活里所受的精抻重压，像是消失了似的。
数日后，胡风租住西洋菜街175号4楼一间房子，租了几件家具将家安顿下来。和众多的文艺战线的战友们一样，一个小小的阵地，就这样完成了它的全部过程。
繁华，喧闹的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原本不在意什么文化沙龙之类的聚会，被称为自由城的香港，战时成为各种势力的避难所。
然而，香港人甚至港英政府初时并没把他们看在眼里。在聆听四围枪弹声之余，港人以无比沉睁的态度打量着这些来自异地的人们。在他们眼中，除了几个知名人士外，这些相貌斯文举止平和的人们，比玩杂耍的吉普赛人强不了多少，躲避战祸，养家糊口在这个时代，似乎是生活最坚强的借口，他们自然也不例外。
邹韬奋，这个中等个子，戴着眼镜片儿的中年男子就是以这个借口，敲开了香港政府主管部门的大门。
登记之前，考虑到邹韬奋名字太响，容易引起港英当局的怀疑和警惕而产生负作用，便由一个朋友出面。登记时，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官员照例要问几句：为什么办报？赚钱。
那时，混口饭吃被认为是最可敬佩的大志和至高无上的美德，所以报纸得以顺利登记。此时的香港确实有自由之港的样子，首先纸张免税，比别处全靠广告费的收入来维持报纸要好得多。其次，办报只要不触犯英国人的统治地位，偶尔谈一谈抗日救国，英国人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单从这一点上说，比国统区其他城市要解放一些。
然而，邹韬奋的名字还是让港英政府知道了，他们从这个名字想到后面可能有强大的靠山，一个统治者再开明，也不想做另一个政党的宣传工具，但是报纸已经印刷，怎么办？
港英政府有的是办法。一天，警务处有公文到新闻检查处，要检查处每天将检查《生活日报》时所抽去的言论和新闻汇送到警务处察阅。
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报上的寻人启示，房屋拍卖，车祸，花边新闻很快吸引了警务处的官员们，他们津津有味的边看边发挥想象，把某艳星的私人生活弄得一清二楚。在得出看来这厨子菜炒得不错的结论之后，这些官员回到家里，枕边便常常放些《生活日报》之类以作消遣。看来检查处还是嫩了一点儿，警务处的负责人想，要派一个严格自律的检查官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