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麻进入第三天，听陈站长说，干完今天的活儿所有玉米地的麻草基本上就除完了。一想到1600亩玉米地我们只用了三四个早晨就全部过了一遍，真让人不得不惊叹于集体的力量！心里正想着，忽然听到在距离不远处传来小声哼歌的声音：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的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谁在唱《团结就是力量》？声音听起来很熟，应该是大鹏吧，一天到晚哼哼唧唧地唱周杰伦的他今天哪根筋出了问题，竟然唱起革命歌曲来？自从大学军训时把革命歌曲唱了个够之后，很少有人再唱了。不过此情此景听这首歌让我倍感亲切，于是大声朝他那边喊：“大鹏，怎么唱歌还偷偷摸摸的，大声点呗！”
大鹏听到有人喊他，马上停下来，直起腰抬头朝我这边张望，刚好我正举着镰刀踮着脚笑着向他示意。大鹏呵呵地笑起来，大声说：“好，那还不如咱们一块唱，多带劲！”
好主意啊！我忙转向另一侧招呼和我只有几垄之遥的铭宇、刚哥和玉宁，一提要唱歌，大家一致赞同。然后就听大鹏清了清嗓子，把声音提高了几分，起了个调之后便大声唱起来。其他人则一边埋头于排查前方出现的麻叶，一边和着大鹏的调子唱起来。歌声从不同方向传来，高亢激昂，汇合在一起着实好听，周围工友们有的停下来寻找歌声从哪里来，有的索性跟着一起唱。
嘴里唱歌，手底下的活干得也起劲。今天我们五个负责去除玉米地最外侧几排的麻草。原以为这任务很轻松，因为靠边的玉米大多比较矮小，不像中间的那些高大紧密，可是，等进行到了中间位置，才发现工作的艰巨性。因为靠边上的田垄长得不整齐，玉米一株株排列得非常“自由散漫”，我们顺着一垄的直线走过去，发现旁边的很多玉米都不成排成列，分布很零散，而且越往前走越不规律，胡乱地连成片，分不清是这一垄还是那一垄。
在这玉米地的“边缘”地带，麻草长势茂盛，有的甚至比玉米还多，我们几个互相帮衬着在成片的草叶之间来回穿梭，几乎直不起腰来。而眼前的麻草仿佛越除越多，一个小时过去，其他工友大多除完麻准备收工了，我们几个头上身上虽已经全被汗浸湿，交给的任务却只完成了三分之二。
这时大家歌也不唱了，话也不说，都埋头于跟前的麻草。正在我们专心致志地干活时，忽听距离我们比较远的前方有玉米叶子刷刷响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我抬起头向旁边的两个人看了看，他们也意识到了这声音，正一边除麻一边侧耳听。
那个“刷刷”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接着看到一顶草帽在慢慢靠近，不一会儿工夫，就看到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工人左割右拔地迎面走来，手里提着镰刀，一张黝黑的面庞，头上还挂着一块毛巾。
这个人好像在哪里见过……他看到我们只是友好地笑了笑，没说什么便走开了。
我们也礼貌地朝那位工友笑了笑，然后接着低头除麻，可是往前走才发现麻草已经都被拔除干净了，地上横七竖八地洒落着被砍断的麻叶，活儿干得干净利落。是刚才那位工友帮我们干完了后面的一大片吗？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暖流。就在这时，大鹏迈大步跨过几株玉米凑过来，小声对我说：“师姐，刚才那人好像是前天跟讽刺咱们的男工人一块儿的，当时都没理咱，今天怎么过来帮我们干活了？”
啊！是呀，想起来了！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那天这几个人充满不信任的态度让我别扭了好一阵，可是只在两天之中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翻转：先是对我们冷嘲热讽的男工人昨天称赞我们干得好，后是对我们满腹怀疑的工友今天主动来帮忙。又想起寒春那句“相信群众”的话来，相信群众要像相信自己一样，要有耐心，相互的信任首先来自你的行动——说的真好啊！
因为得到了热心的帮助，我们最后完成除麻的时间并不太晚。八点多钟，五个人照例准时到了牛场。今天仓库有东西需要人工搬运，他们四个男生都被叫了去，留下我和郭阿姨一起喂牛。取牛奶、喂水、运饲料、草料，先是小牛犊，然后母牛，再到公牛，一套程序下来，时间已将近中午。就在这时，一位农场工人突然跑过告诉我们，有母牛要生产了，问郭阿姨要不要去看看。郭阿姨一听牛场又要添丁，高兴得很，赶紧叫着我一起去奶牛产房，说让我也亲眼见识见识小牛犊是怎么生下来的。
跟着郭阿姨到了奶牛的产房门口，看到里面空空的，一头大着肚子的母牛在产房外烦躁不安地踱着步子，不时发出几声低鸣。几个工人正在一旁耐心地引导它自己走进去，据说母牛情绪不稳定，生得也不会很顺利。在经过了好几个回合的“劝诱”之后，母牛终于进了产房，工作人员很快把产房的铁栅栏门关上，好不让它再跑出来。
母牛在铺着干净麦秆和稻草的产房里走来走去，好半天也安静不下来，情绪似乎变得越来越焦躁，喉咙里不时发出哞哞的呻吟声。郭阿姨告诉我，这头母牛想必是难产。看着它痛苦的样子，我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大气不敢出。
持续了将近半小时之后，见母牛仍无法顺利生下小牛，工友们决定准备给母牛助产。只见他们当中一个人先把手从后面伸进母牛身体里，拿一根消毒绳去绑肚子里小牛犊两个前肢可以系住的部位，再把绳子交给另一个助手向后拉住，然后双手伸入产道，不知是拽住了小牛犊的什么位置，两个人趁着母牛使劲的时候一起向母牛臀部后下方用力拉……母牛一声低沉的长鸣，助产的两个人同时向后蹲坐在地上，小牛犊终于生出来了！
在旁边捏了一把汗的我也松了一口气，看到那名助产的工友给小牛犊处理完脐带，又用干净的布去擦它鼻子和嘴上的黏液。这时刚刚生完小牛的母牛有些颤抖着站起身来，回过身去看自己卧在一旁的新生宝贝，还不停地用舌头温柔地舔舐小牛犊的身体，好像全然忘记了刚才的痛苦。眼前此情此景让我不由得想到那句“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母子情深，在这一刻让人不能不为之所动。
以前问过我的妈妈，当时生我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疼，妈妈跟我说，生一次小孩跟死一次差不了多少。一听这话我当时就被吓坏了，说我长大以后一定不要生小孩。看到我害怕的样子，妈妈微笑着对我说，虽然生孩子的时候身体很痛苦，但只要想到自己孕育的一个全新生命即将诞生，心里就会充满期待和希望。那种无可比拟的幸福感在孩子降生的一刻最强烈，而且能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健康地成长，再多的痛苦和辛劳都不算什么了。还记得当时妈妈讲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温柔的光，让我相信那真的是一种美好的经历，也对“母亲”这个名词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敬佩。
我的妈妈是个既勤快能干又温柔细致的人，家里不仅总是收拾得干净舒适，而且常常有一些不经意的灵感之作出现在家中某个角落，可以时常带给我们惊喜。爸妈两个人平时喜欢互相开玩笑，在他们眼中，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可以变成欢笑的种子。从小受到“幽默”教育的我长大之后也加入到他们制造欢乐的队伍中，所以在家里几乎天天都有笑声。妈妈戏称我们的小家为“快活林”，不过，俺爹不是蒋门神，俺娘也不是脸上脂粉结成块的蒋门神的老婆，更没有那大坛大坛的米酒，这里有的只是我们一家人的开心和快乐。
正在自己胡思乱想，忽然听到外面有说话的声音，是铭宇他们几个，一听说有母牛产仔，在仓库干完活儿便赶忙直奔这来了。见他们边聊天边走进产房，我赶紧回头朝他们做了个“嘘”的动作，让他们不要作声，以免惊吓了虚弱的母牛和小牛犊。看到我的手势，他们四个人马上闭了嘴，蹑手蹑脚地凑过来看。母牛和小牛只是静静地呆在那儿，因为错过了最关键的时刻，他们有些失望，但眼前这一幕是如此温馨感人，以至谁都不忍破坏这幸福的气氛，呆了一会儿便悄悄退出了产房。
“创造一个生命真是世界上最神奇最伟大的事情！”我一边走着，想起小时候妈妈说的话，还有产房里刚才的场景，不由得发出感叹。
铭宇一听这话来了精神，打趣道：“咱们当中只有你可能实践这最伟大的事情，我们这几头‘公牛’是没希望了，呵呵！”说完，铭宇故意坏笑了两声，看了看我，又说：“不过，我觉得对于下一代来说，父亲仍然至关重要，不管是良种牛还是良种马都要讲究纯正的血统，改良品种主要还是看‘公的’这一方。”
什么良种劣种，这和我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于是扭过头跟铭宇争辩：“我说的是从孕育到降生，再到长大成人，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取代的，又不是比谁的功劳大！”
“这个我也赞同，放心，我可不是大男子主义，对女性我是绝对尊重的。以前看过一本书上说，母亲是可以决定全部家庭成员表情和方向的人，快乐或是不快乐，幸福或是不幸福，都取决于她。”说着，铭宇稍停顿了一下，朝我这边轻瞥了一眼，笑着继续说：“这也就证明，首先要找到一个好的女朋友，因为未来整个家庭的幸福就在她的手里攥着。”
铭宇话中有些隐约的暧昧，似乎有所暗示，但此时我整个人都沉浸在对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母爱的思考当中，无暇理会铭宇的暗示。我想，是不是每一个伟大人物背后都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以前曾读过很多知名人士的回忆录，在书中他们常常会提到自己的母亲，说母亲怎样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自己的人格，儿时的难忘经历如何影响了一生。若干年后如果我也有资格写一本回忆录，那么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去写妈妈，把留在我记忆里所有关于妈妈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有多好、多伟大！
忽然想到寒春，在农场住了这些天，在每天和她的谈话中，她给我们讲了好多好多亲身经历的故事，但其中关于她的母亲和她自己作为母亲的话题却很少提及。寒春拥有过怎样的童年？是否会有很多难忘的回忆？她如何形成了这样一种执著的性格？她的聪慧过人是天生的，还是和儿时所受的教育有关？寒春的孩子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她又是怎样培养和塑造自己的儿女的？一连串问题冒出来，很想更多地知道关于寒春的一切，真正走入她的世界，去了解她。这种冲动甚至并不因为她是寒春，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美国老太太，而是出于对一位令人牵挂的忘年老友的由衷关心。
下午老时间，我们五个准时到了寒春家。因为在路上我已向大家提议今天请寒春讲讲小时候的故事，谈谈母亲还有孩子们，所以，进了门坐定之后，我就和寒春提出这个话题，猜想她一定也愿意和我们分享这些回忆。
不出所料，说起自己的母亲，眼前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显得非常兴奋，她活泼的神情仿佛又回到了儿时，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起让她引以为豪的母亲——卡梅丽达·辛顿夫人。
寒春告诉我们，在她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四岁那年母亲带着三个子女从芝加哥搬到马萨诸塞州的古老港口城市波士顿。三十年代初，他们一家四口面临着美国经济危机带来的大恐慌，那时母亲在一家小学校任教，收入情况基本能维持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