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6年至1958年一日”类的写怍绵延不绝。《中国的一日》征文刚结束，在延安中国文艺协会又发起了《苏区的一日》征文为着全面表现苏区的生活和斗争，特决定依照《世界的一日》和《中国的一日》办法，编辑《苏区的一日》。日子决定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随即，又推出了《上海一日》。与《中国的一日》、《苏区的一日》有所不同的是，《上海一日》对“一日”没有作具体的限定，“《上海一日》也可以说《上海一年》，因为每篇所描写的固然是上海的一日，而全书所表现的却是上海的一年（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到一九三八年八·一三）。”《上海一日》由梅益、戴万平、林淡秋、殷扬等组成编委会，共收到应征稿近2000篇，约400万字，最后编定432篇，约100万字，共分《火线下》、《苦难》、《风火山上》、《游涡里》等四个部分。差不多同时，延安边区文化救亡协会举行《五月的延安》征文，聘请艾思奇、林山、柯仲平、柳青、徐懋庸等组成编委会，从350篇来稿中选出55篇，约15万字，编成《五月的延安》。这部集体写作集共分9个部分：五月的鲁迅艺术学院，五月的鲁迅小组，五月的工人，五月的女自卫军，五月的人物素描，五月的一般动态。接着又有《新四军一日》（1940）、《冀中一日》（1941）、《边区抗战一日》（1946）、《渡江一日》（1949）等征文。50年代重要的一日征文有《志愿军一日》（1953）、《大跃进的一天》（1958）等。《志愿军一日》由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崔庸健次帅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郭沫若主席作序，于1956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日”在这里成了写作运动的一个代码。作为运动的写作，亦即是大众参与的集体性的写作，与写作这种精神劳动的性质一个体性、创造性并不完全相符，但群众性写作运动的发起者似乎并不注重文体写作本身的意义，而是将其视为阶级政党或集团政治价值实现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众多的大众写作策划中，似乎只有《中国的一日》是属于作家自发的行为，但考察主事者的政治倾向及其指认的征文价值，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征文的政治意义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发出了悲壮的呐喊，沉痛的声诉，辛辣的诅咒，含泪的微笑，抑制着然而沸涌的热情，醉生梦死者的呓语，宗教徒的欺骗，全无心肝者的狞笑！编者以为在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
绝大多数的报告文学写作运动是由政治的、军事的机构组织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文艺协会发起的。如梅益、林淡秋等主持的《上海一日》则“是由中共地下江苏省委的文委‘交下的任务’”。有时则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布置。毛泽东曾两次就有关征文发出征稿通知，一次是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杨尚昆就“出版关于长征记载”发出征稿电报和信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另一次是1937年5月10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号召中华民族的英雄--全体红军指战员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各就个人的闻见把红军各种的历史战斗……等等写出来，并寻各种纪念品，来完成这一部伟大的史着，纪念十年奋斗的红军。”
群众写作运动大多有着切实的目的和明确的目标，简言之就是通集团写作的方式，记载并讴歌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进而扩大影响，凝聚人心，壮大力量，造就自己的政治优势。《苏区的一日》编者明确地指出我们编辑《苏区的一日》的目的，即在于把苏区全面的模范生活和斗争，整个公布到全国全世界我们的朋友及我们的敌人中去，来扩大我们的斗争影响。”志愿军政治部在作出开展“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决定时也有明确的目的，这就是“为了记录中国人民志愿军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的伟大历史，发扬志愿军指战员们在战争期间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由于这些群众性写作活动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所以作品的立意大多非常明朗，其主题取向以歌颂性为主。
报告文学，作为群众性的写作运动，它意指写作的主体是非文字工作者，而且写作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作者的大众化与写作的规模化，正是征文组织者所求取的。规模化的大众写作，既是文学大众化的一种成果，为大众的自我实现提供了载体，同时又是政治文化对文学写作制导的一种有效形式。茅盾对《中国的一日》作者构成的非知识分子化颇为赞赏，认为“值得特别指出来的，是大多数向不写稿（即非文字生活者）的店员、小商人、公务员、兵士、警察、宪兵、小学教员等等，他们的来稿即在描写技巧方面讲，也是在水平线以上的。他们中间也有些文字不流利的，然而朴质得可爱。反之，大部分学生来稿乃至少数的文字生活者的来稿，却不免太多了所谓‘新文学的滥调’”。《冀中一日》是一次规模更大的写作运动，共征集稿件五万多篇，“只冀中一级就集中了四十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工夫，初选才算定稿”。孙犁在评价这一征文时，强调它“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文艺运动，影响至巨”，认为：“《冀中一日》不能以美学去衡量，不能选择出多少杰作。其意义并不在于此，其意义在于以前从不知笔墨为何物，文章为何物的人，今天能够执笔写一二万字，或千把字的文章了。其意义在于他们能写文章是与能作战、能运用民主原则，获得同时发挥。”尽管时代需要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但“能文能武”是大众追求的人生理想。工农兵大众成为报告文学写作运动的主力，这不仅实证了他们“能文”的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他们自己写作自己，从中感受到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伟大力量和无比的自傲。这正是“一日”写作得以蓬勃开展的重要原因。
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据远千里回忆说，为了参加《冀中一日》征文每个群众、每个干部、每个战士都热烈地等待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准备获得一个好的题材。有些连队，为了获得好的题材，经上级批准，打下了敌人据点。有些人则进行了其他的英勇斗争。不少人为这次写作流了血，或担了惊险……”可见，这种群众性的报告文学写作运动，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写作本身。它使大众写作主体通过自我观照获得了一种自我激扬的机会。而这种激扬更多的是对政治热情的激发，这在战争等特殊环境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郭沫若在《序·志愿军一日》中也指出了在这部伟大的集体写作中主体自我塑造的意义，认为“真正是无愧于抗美援朝运动有血有肉的战史，是由永垂不朽的战士们自己所亲手建立的丰碑。”“自建丰碑”正是《志愿军一日》征文最重要的功能。抗美援朝的将士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保卫和平的战史，作为历史的主人，他们最有资格记录下这段硝烟弥漫的岁月。因此，《志愿军一日》征文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应征稿件总数约有10万篇，经过各级遴选汇集到编委会的稿件也有13600多篇，这在文学史上创下了一个记录。
大众写作形态的报告文学，除了具有显见的政治意义外，另外一点是不能被忽略的，这就是由于作者来自于生活、战斗的基层，作品取之于他们的亲历经验，因而造就的一种独特的历史认知价值。他们的作品虽然大多不能算作是历史的文献，但其间也留存着许多历史的细节，存活了大众在独特的环境中的心态、情感以及他们的生存方式。写作主体的普泛性，使报告文学写作运动成为全方位观照对象的广角镜。《中国的一日》以区域空间编辑征文，这样读者就可察知一日之内全国各地什色纷呈的社会图景。《冀中一日》分为四辑鬼蜮魍魉”，写敌人暴行；“铁的子弟兵”，写我军的战斗和生活；“民主、自由、幸福”，写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战斗中的人民”，写群众的斗争生活。总览四辑，对冀中根据地战斗、生活的全盘就有了全面的了解。而《渡江一日》则以时间为序编为三辑渡江以前的准备”、“渡江之夜”、“渡江以后”，这样清晰地反映出了渡江战役的全程。由于主体在观察事物时所取视角有所差异，各自的体验也并不相同，因此所写作品之间便形成了某种互补。而写作主体的基层性，又使大众报告文学多了一种反映生活原生态的质感，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一点在《冀中一日》征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毋庸置疑，群众性报告文学写作，正如孙犁评价《冀中一日》时所说的那样不能选择出多少杰作”。就单篇作品而言，由于征文对于时间的限定，大多只能叙写片断性的生活场景，无法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全景，而作者缺乏文学工作的经验与能力，作品写得比较疏简，反映对象的深度明显不足。事实上，“一日”类报告文学写作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现象进人文学史序列的。
置于政治文化制导期的历史格局中研究大众化报告文学，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写作方式有一种潜隐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充填与替代功能。非知识分子时代知识分子本来就很少，加之知识分子的工农化，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能够坚持知识分子话语立场进行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就显得更少。这样大量的运动式的报告文学写作正好充填报告文学文体空间，使其呈现着繁盛的情势。50年代大规模的反右斗争，使知识分子的话语遭致了彻底的颠覆，与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同时兴起的大跃进报告文学--差不多每月出版一集的《大跃进的一天》征文，可以视为是主流话语借助于文学大众化的形式--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相生，全面替代、遮蔽知识分子话语的一种举措。而至“文革”，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利被取消，他们只作为文字的技工被“三结合”进写作集体。“‘三结合’的出现以及后来在‘文革’中的实践，都使这个口号超出了‘创作方法’的范畴。它的意识形态性是十分明确的。”强势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使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处于无名的境地，其时很多作品发表时都署通讯组、报道组或工人写作组一类。在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合成的非常时代，知识分子别无选择地拆卸自己的话语系统。
非知识分子时代的大众写作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它有多方面的意义或功能。这一现象的背面有着戥治文化的制导。政治文化的型态与机理并不能一言以蔽之，因为，它们并不是单质的。实践证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文学创作，这不符合文学自身的规律。但将其置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中，这种方式有着不能无视的独特意义。这是非常态条件下的特例。因此，对运动化的报告文学写作，我们应该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