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遭逢起一经”，是指他自己在金殿对策中，根据《易经》中唯物的“自强不息”之旨，以“法天地之不息”为对，面对宋元交兵的严峻现实，向理宗提议革易时政，励精图治，挽救时局，并凭此得中状元。这样起头，有利于曲折地展开情节，激起波浪，一浪一浪地推进到高潮，直至结局。小说的第一章是第二章的前奏曲，或者说是为第二章所做的铺垫。《过零丁洋》这篇名作，本是文天祥平生遭际和爱国活动的自我总结和高度概括，小说顺着诗的思路谋篇布局，能够充分地反映文天祥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生活情景，展示他和他的战友及仁人志士们，在死亡和毁灭的无情挑衅下，力挽狂澜于即倒的英雄气概。这种高尚的大无畏的爱国情怀，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尽艰难困苦而能够巍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各族人民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份财富，正是面临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当代中国人所迫切需要和发扬光大的。文天祥终生处于宋末元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顶峰，惊涛骇浪，波澜壮阔，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大，包涵的容量大，矛盾激烈，冲突复杂，涉及的生活面广，作品在表现形式上，采取了以一条线索为中心，其他线索先后或平行展开的“连环式结构”。
具体地说，就是以文天祥的成长、为官和抗元等爱国活动作为主线，把贾似道专权朝政、骄奢淫逸和朝廷的昏佣无能，以及元蒙策划亡宋和大举南下、南宋被迫应战与议和议降、张世杰挟持小皇帝亡命海上和其他抗元活动等线索，均作为副线，与主线贯穿起来，主线、副线统筹兼顾，以副线烘托主线，形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层次井然而又曲折多姿、复沓回旋地开展故事情节，突出表现文天祥追求正义、救国救民、与南宋腐朽势力和专权的投降派所进行的斗争、组织义军奋起与入侵的元军浴血拚杀、最后以死报国的光辉事迹和爱国精神、民族气节。这种结构方式，从表达主题和塑造人物出发，兼学中外，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放手纵揽，不拘一格，围绕中心，突出主线，安排矛盾，展开冲突，疏密相间，浓淡映衬，虚实结合，对比烘托，一张一弛，腾挪起跌，造成了一种较强烈的节奏感、危机感和紧凑感；同时又做到了线索多而主次分明，头绪繁而有条不紊，发挥了副线衬托、补充、服务主线的作用，避免了副线干扰主线、冲淡主线，冲突一个接着一个，一环套着一环，前呼后拥，首尾相顾，既没有离开故事情节，又把情节的进程归结到人物行为上面，表达人物命运变迁的必然性，揭示其变迁的内在动力，使人物性格在变迁过程中鲜明地显露出来。
一九九〇年前后，我集中了一段时间投入写作，夜以继日地苦干了四个多月，“五一”劳动节拿出了初稿。放下来冷了一把火，又大改了三四次，直到一九九三年八月才基本改定。
一九九五年在长沙和北京召开了两次研讨会，我又从头开始，重新写作，才最终定稿。写作阶段，是文学创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即作者运用文学语言和各种表现手段，把艺术构思变成定型的文学作品的阶段。我的切身体会是，写作的过程，不仅仅是艺术表现的过程，并且也是构思的进一步修改、修饰和审定的过程。世界上很少有人能把构思的东西一点不变地搬上稿纸，特别是那些篇幅长、容量大的作品。我在写作中，一边把构思成熟的东西写在纸上，固定下来；一边又在检查自己的构思，不断地修改、补充、深化、完善。写作还包括一个重要步骤改稿，作者完成初稿之后，为了进一步观察、体验和提高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还要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才算完成了写作任务，结束了整个写作阶段。老实说，我这本书是改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看待历史上各民族间的战争，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至今悬而未决。写一本小说，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在写作中，注意突破狭隘的民族观念，不是站在一个民族，而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处理这段历史：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既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又赞成各兄弟民族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必然趋势，试图以历史真实为依据，以形象生动的描写为特征，向人们展示科学的唯物史观，为现实提供可资借鉴的艺术典型。描写战争，是我国古典小说的突出特长，拿手好戏，作品中留下了不胜枚举的具体范例。
《文天祥》以相当的篇幅写了不少战争场面，为求避免重复和雷同，我逐一分析了每次战役的特点，尽可能做到手法多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方式，勾勒出不同的战斗情景。文天祥第二次起兵抗元，一仗接一仗，仗仗各异，各有各的谋划、部署和打法，章法笔势，也因之斛换变化，由两军对阵和刀光剑影中突出战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多样性并从战争中表现人物，以人物为中心描绘战争。襄樊、鄂州失守，鲁港、焦山败绩，对南宋由崩溃走向灭亡有明显的直接作用。作品中既做了必要的介绍，又闪出了部分特写镜头，笔墨不多，而每个战役的全过程及其影响，都尽可能地把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战争、事件、爱情、生活，说来说去，归根到底都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归根到底都要服从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文学是“人”学。人物是文学创作所描写的主要对象，也是组成文学作品艺术形象的主体。历史小说同所有小说一样，必须以塑造人物为中心，并通过人物来反映某个历史时代。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国和西方由于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民族特性、美学观念和文学传统各异，其方法也就大不一样，各有所侧重。
我国古典小说以写外部现象为主，即通过对人物的肖像和言行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而欧洲古典小说却特别注重运用心理描写，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的矛盾斗争或其他心理状态。通过对人物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以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的刻画和描绘，来塑造人物形象。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上，我国古典小说一般采用把景物描写和故事发展交织在一起的方法，从人物的眼中把景物写活；而西方作品则较多地采取静观写景的方法，把景物描绘得像一卷风景画，然后再画中出人。我国从“五四”运动兴起的新文学潮流，受西方文学的影响，首先是欧洲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二十年代中期，尤其三四十年代以后，相当一部分作家转向象征主义、意识流小说等现代派。现代派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主潮，是一种极复杂的文学现象，在表现手段方面，有所创新，有所成就，也有所破坏，有所危害。
它侧重艺术形式，刻意求新，采取意识流、象征、联想、幻想、多层次结构等表现法。我们在文学创作中，如果加以消化改造，融会贯通，借鉴和运用得当，有助于开掘人物的心理活动，拓一宽精神内涵，增强作品的新意、美感和感染力。《文天祥》一书，着力刻画了主人公文天祥这位爱国英雄的典型形象，和他的战友刘洙、金应、吕武、张汴、杜浒、巩信、赵时赏，还有维持南宋小朝廷流亡海上的张世杰、陆秀夫，还有宋理宗赵昀、贾似道、元世祖忽必烈、伯颜、素娜，以及贯穿全书的峨嵋大侠曾凤和曾水仙父女……塑造这些人物，我主要得益于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技巧，同时又揉合了中外描写人物的方法，依照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思，以人物命运的变迁为张本，安排结构，组织情节，从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并加以发展，紧扣人物的现实环境和生活经历，随着环境的发展，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忽必烈、伯颜等蒙古君臣，生长在寥阔无垠的蒙古大草原，号称马背上的民族，强劲、骠悍，性格狙犷、豪放。蒙哥即大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接受中原文化，推行汉法，思想趋于成熟，性格也起了变化，胆大心细，好谋善断，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南宋发起了大举进攻……
文天祥接诏勤王，组织义军奋起抗击，从他与以伯颜为首的元蒙将帅的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冲突中，尤其是镇江脱逃、囚禁大都期间的继续斗争，进一步把他的精神领域由追求正义、勇于进取又推向广顶天立地、气贯长虹的更新高度。放开手笔，选择最佳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描绘人物生活和行动的环境，或简笔点染，或分散穿插，或工笔细描，或集中概括，创造性地把富于时代特征的历史画卷、风俗画卷、风景画卷与人物、事件和细节巧妙地编制起来，组成一帧帧多姿多采的生活图像，即求广，又求细，更求美，展现人物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的神采风韵。同时大量运用文天祥本人的诗文来描摹景物，抒发感情，制造气氛，寓景于情，寓情于景，构成情景交融的意境，提供展开故事展节的配景，衬托人物意志的示形和投影，揭示人物的性格、气质、情趣和内心活动。文艺贵在创新。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应长期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千部一腔，一成不变，形成一种概念化、简单化的僵化状态。它要继承，更要发展，敢闯禁区，标新立异，努力写出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特色和独特风格的作品。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我所探索和追崇的目标。创作实践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克服的过程。作者呕心沥血克服生活素材，也在克服自己；克服的困难愈多，难度愈大，效果往往愈好，愈有希望在文学艺术的天地里开拓出美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