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攻克洛阳后，在洛阳称帝。地方上有许多割据势力，刘秀继续派兵征讨，当时赤眉军在关中一带拥立了一个叫刘盆子的人为帝。
关中地势险要，刘秀就派司徒邓禹夺取关中。赤眉军人多势众，邓禹连吃败仗，只好请求援助，刘秀派征西大将军冯异去接替邓禹。
冯异到了关中以后，先败后胜，打败了赤眉军。刘秀认为冯异很有才干，就留下冯异镇守关中。从此，再没有派冯异去别的地方，只是在关中地区转战。
关中平定以后，冯异开始大力发展生产，使关中的经济得到很好的恢复，冯异驻军的上林苑比洛阳还要繁华。
冯异为人稳重厚道，爱民如子。一次，他得知长安县令欺压百姓，就杀了长安县令。谁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上书刘秀，说冯异在关中非常专制，百姓对他也很拥护，冯异是要做“咸阳王”。刘秀看了，并没有说什么，就把奏书送给了冯异。
冯异收到了刘秀的奏书后，心中非常惶恐，给刘秀上书说：“臣本来是颍川的一介书生，遇到了陛下，这才借着您的福气，在您手下效劳。承蒙陛下看得起，让我做大将军，独当一面，立了一些功，这都是您对我信任有加的结果。臣愚笨，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臣奉了您的诏书行军打仗，每次都是得心应手，凯旋而归。有些时候，出于一己私心，决断事务，现在臣已经后悔了。当年天下大乱的时候，我遇到陛下，就决心为您效命，在危难的时候尚且不敢有什么差错，现在天下平定，臣又有爵位，更不敢有非分之想了。”
刘秀接到冯异的奏章，哈哈大笑起来，说：“这个冯异真是有意思！朕又没有责怪他，怎么把朕的征西大将军吓成这个样子！”然后，刘秀马上写了一道诏书，说：“将军和我从道义上说是君臣，从恩德上说像父子，将军千万不要怕我，我也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将军对我的忠心。”
诏书发出后，刘秀怕冯异不安，又把冯异召回了洛阳。刘秀当着众人的面夸奖冯异说：“这是朕起兵时候的得力助手，为朕镇守关中，非常辛苦。”然后，他又和冯异一起商量破蜀之计。
冯异回关中的时候，刘秀特意恩准冯异带着妻子回长安。冯异感激不尽，更加用心地效忠于刘秀了。
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有人在刘秀面前讲冯异的坏话，刘秀都没有听信，他始终相信自己的大臣，并且在面对冯异的时候一直都是用亲切的态度，完全不像一个君王。就是因为他的这份用心，他手下的大将才为他出生入死拼命守护着汉室江山。
对下属采用情感策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办老，人，终究是感情的动物，有的时候，人不图钱不图权，但是别人的一份信任就足以让他付出全部的激情和努力。情感方面的信任有时候比物质上的激励更加有效，肯付出真情的领导才是成功的领导，切不可因为自己职高权重而自以为是。高高在上，那样不但会伤了下属的感情，对事业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经商李嘉诚捐资助贫
香港著名商人李嘉诚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发了财的人，不应该只顾自己挥霍，也不应该当守财奴，更没有必要把财产遗留给自己的子孙！而应该为社会多做一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特别是要用在教育和医疗方面……”
1992年8月16日，李嘉诚先生与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会晤。他对邓朴方说：“我和两个孩子经过考虑，再捐一亿港元，也作为一个种子，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5年内把内地490多万患者全部治好。我挣钱，你为残疾人办事。”
正当我国华东地区大雨成灾时，李嘉诚以长江实业集团四大公司的名义捐款5000万港元赈济华东灾区。他说：“过去，对公益事业，我一般以私人名义去做。这次，以公司的名义，则别有深一层的意义。作为以中国股东为主的香港公司，应该用最快的时间对祖国的紧急呼吁作出反应。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快、更自觉地做这件事情！我希望借这一快速反应，能起到一点引导作用。”
他还谦虚地表示：“我们捐出的钱，和国家所需要的数目相比差距还很大，但希望小小的贡献能起一点好作用。”许多人都知道李嘉诚有一句名言：“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当他慷慨资助一项又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时，人们有理由相信李嘉诚说的话，并被他的实际行动激励着。
商人趋利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那些胸怀广大的生意人来说，钱总是身外之物。利来自于社会，也自当回报社会。一个守财奴即便挥霍一空都不能体现金钱的积极价值。胸怀宽广的商人尽管在商业经营中十分精明，但在对待金钱的问题上却十分“糊涂”。这种“糊涂”表现在他们对金钱并不是看得过重，在自我的钱与社会的钱之间，他们更偏向于社会大于自我的原则。无论自己在生意场上是否顺利，他们都将对社会的责任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样的商人，才更值得尊敬。
人是最主要的
原典
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释义不看重钱财可以集聚众人，约束自己则可以使众人信服，放宽肚量便会得到他人的帮助，凡事率先去做则可以领导他人。
解读人世间有这样一句谚语：“丢了金钱，什么都没有丢；丢了健康，即丢了人生的一半；丢了精神，就一切全丢了。”
这句谚语蕴含着这样的思想：切忌把财物看得比人重要。钱同人相比，还是人第一，钱第二。一位伟人曾经这样说过，人是世界上一切最宝贵的东西，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因而我们主张，无论是外世还是赚钱要以人为主。
一切以人为主的有关的决策都是一种真情的体现，如果说这种种的决策都算做一种糊涂的话，那么这又让人富裕又有着感情的糊涂，可真是一个让人觉得亲近的糊涂呢！
处世张之洞善于忍让因时顺势
清朝名臣张之洞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而且他为人刚直倔强，很少向人低头。但是，他也并不是不懂得变通的人，相反，有的时候为了自保，他也会采取忍让的态度。
张之洞与李鸿章一开始就有矛盾，他看不惯李鸿章的很多做法，诸如一味地对外求和等等。但是他更加明白，李鸿章位高权重，自己如果一味地同他僵持下去，两个人之间就会产生更大的矛盾，到最后吃亏的肯定是自己。
在李鸿章母亲八十寿辰时，张之洞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寿文送给李鸿章。在寿文里，张之洞极力地推崇李鸿章，赞扬李鸿章文武双全，既饱学诗书，文才盖世，又运筹帷幄，统领千军万马，镇守着祖国边疆。这篇大约有5000字的寿文成为李鸿章所收到的寿文中的压卷之作，琉璃厂书商还将它印成了单行本。
张之洞虽然一生以耿直著称，但是这篇寿文却着实证明了在关键时刻，他也有着左右逢源的本领。
同样的态度，张之洞也是这么对待翁同龢的。
戊戌变法前，他在很多方面的意见都与翁同龢相反，但是他看到光绪皇帝对翁同龢非常信任，也觉得没有必要得罪皇帝，也就刻意地与翁同觫拉近关系。他曾经给翁同龢写信，吹捧他博学多才，而且无所不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张之洞被朝廷派去山西做官，即将启程时，有一个山西籍富商、泰裕票号的孔老板，非要送给他1万两银子做为旅费，被张之洞婉言谢绝了。张之洞到了山西之后，看见很多百姓都在种罂粟，他决心铲除罂粟，让百姓重新种植庄稼。但是改种庄稼，需要帮助百姓买耕牛、买粮种，而山西连年干旱、歉收，拿不出救济款发给老百姓。张之洞打算向商号老板募捐，这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孔老板。
经过协商，孔老板终于表示愿意拿出5万两银子来帮助山西百姓，但前提是必须答应他的两个条件，一是请张之洞为他在票号大门口的匾上题写“天下第一诚信票号”八个字，第二个条件是要请张之洞为他弄个修补道台的官衔。
最初，张之洞有些为难，觉得这两个条件都不能答应，因为他做人一向讲究信用，他连泰裕票号到底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哪敢轻易题字呢？再有，他非常讨厌花钱捐官的行为，但是如果不答应他，又到哪儿弄钱呢？
不过，事情总会有解决的办法。最后，张之洞决定采取折衷的办法，答应为孔老板题写“天下第一诚信”六个字，不仅仅是少了“票号”两个字，在意思上也有了很大不同，这六个字也意味着天下第一等重要的事情是诚信，并没有直接地夸赞孔老板的泰裕票号。
第二个要求，张之洞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还是答应下来，因为捐官的风气由来已久，4万块钱就可以捐个候补道台，孔老板捐的钱已经超过了这个数目。而且，即使孔老板做了道台，他还是要做他的票号生意，并不会等着去补缺，也就是说孔老板并不会抢别人的位置，对其他读书人造成妨碍，他只不过是得了个空名而已。
就这样，张之洞得到了孔老板的钱，做成了他想做的事，也造福了一方百姓。
张之洞的忍在于他部分地放弃了自己的原则，目的是为了自保，同时，也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其实这种忍让是一种变通，取得的效果比硬碰硬要好得多。
用人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
狄仁杰是唐朝有名的宰相，以正直富有判断力而著称于世。他比武则天大十七年，武则天即位之前，他曾担任过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侍御史等职位。武则天即位初年，狄仁杰担任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功元年，又担任丞相一职。
狄仁杰一生政绩卓著，武则天一直都对他宠信有加。
狄仁杰非常擅长推举人才，他独具慧眼，荐举的人做公卿的就有好几十人。
有一次，武则天问狄仁杰：“我想找一个贤能的人，爱卿能帮我找到吗？”
狄仁杰回答：“陛下要用长于写作者，则现在的宰相李峤、苏味道即可。难道皇上是嫌这些人做事太拘谨，想要得到一个更出色的人，将国家大事办得更好吗？”
武则天点头说：“这正是我的心意。”
狄仁杰于是向武则天推荐了张柬之。他向武则天介绍这个人时说，现任荆州长史的张柬之虽然年纪偏大，但确为宰相之才。他长期以来得不到重用，有志难申，如果任用他，一定能够使国家更为繁盛。
武则天听了狄仁杰的话，很快就将张柬之提升为秋官侍郎，不久又让他当了宰相。张柬之果然很有作为，让武则天十分欣赏。
有一次，武则天让所有的大臣都推荐一个贤人做尚书郎，当问到狄仁杰的时候，狄仁杰说他的儿子光嗣可以担任此职。
此话一出，群臣哗然。武则天先是震惊，继而非常高兴，她说：“祁奚内举，果得人也！”
武则天的这句话其实讲的是一个历史故事。祁奚是春秋时期晋国人，任中军尉。因为他年老，要求退休。晋悼公问他：“谁能接替你的职位呢？”祁奚就推荐了他的仇敌解狐。解狐将要就任时病故，祁奚又举荐了自己的儿子午。这时副中军尉羊舌职死了，晋悼公又问祁奚谁可以代替羊舌职，祁奚回答：“羊舌职的位置由我的儿子赤担任就可以。”这样，祁午当了中军尉。祁奚不避嫌疑，“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
武则天将狄仁杰与祁奚相提并论，可见武则天非常欣赏狄仁杰的做法，也非常相信狄仁杰的为人。
有一次，武则天想造一个大佛像，预计花费几百万钱，因为政府财力不足，准备让僧尼每个人每天出一个铜钱，帮助建造。
狄仁杰上书武则天进行阻拦，他说现在建造的佛像花费巨大，全都由百姓来负担，但是百姓本来就难得温饱。近年来边境不安定，水旱灾害频仍，再大兴土木，建造佛像，百姓将更加苦不堪言。佛教是以慈悲为怀的，还是应该停止这样劳民伤财的工程，让百姓安居乐业，才是治国之道。如果让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天下怎么能够太平呢？这一谏书得到了武则天的应允，建造佛像的事就此作罢。
武则天对狄仁杰不仅仅是皇帝对臣子的那种信任，甚至将狄仁杰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有一次，狄仁杰陪武则天到郊外游览，遇到了大风，狄仁杰的头巾被吹掉了，骑的马也受了惊，狂奔不止。武则天连忙命太子拾起狄仁杰的头巾，勒住惊马，直到把头巾给狄仁杰戴上，她才算放了心。
圣历三年，武则天特别恩赐给狄仁杰一处很好的住宅，她还亲手缝制了袍子赐给狄仁杰。
平日里，武则天对狄仁杰都是以“国老”相称，这在唐代朝廷中是绝无仅有的。狄仁杰因年老体弱，多次提出告老还乡，武则天都不答应，说离不开国老。狄仁杰上朝，武则天体恤他年纪大了，不让他下拜，说每次见国老下拜，她都颇感不安。
为了照顾狄仁杰的身体，武则天还取消了狄仁杰夜里值班的任务，并嘱咐他的同僚，如果不是遇到了大事，一定不要去麻烦国老。
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痛哭流涕，说：“国老一去世，我总感到殿堂空了一般！”以后，每遇到朝廷大事众臣不能决断时，武则天总是唉声叹气地说：“老天不长眼，过早地夺去了我的国老啊！”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用一份感情去对待有才德的下属，下属不但会努力地有所建树，以不负厚望，还会将心交给厚待他的人，不会再有二心。用心去管人，要比用权去管人更有效果。
经商洛克菲勒大撒钱财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不到50岁就成为亿万富翁，不过，他自认只是财富的保管人，不能独享财富，所以乐于捐钱给社会大众。
然而，找他捐钱的人太多了。有一次，在一笔大捐款之后，一个月内请求捐助的人数竟超过5万人。由于洛克菲勒要求每一笔捐款都必须有效地使用，所以每一件申请案均须仔细调查后，他才向外捐款。
他的助手盖兹说：“你的财富像雪球般，愈滚愈大。你必须赶紧撒掉它，否则它不但会毁了您，也会毁了您的子孙。”
洛克菲勒告诉盖兹：“你说的很对，我也非常了解。请求捐助的人实在太多了，但我一定要先弄清楚人们的用途才肯捐钱。我既无时间也无精力去处理此事，请你赶快成立一个办事处，负责调查事宜。我根据你的调查报告采取行动。”
这样在1901年，设立了“洛克菲勒医药研究所”；1903年，成立了“教育普及会”；1913年，设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1918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夫人纪念基金会。”
哲学家史威夫特说过：“金钱就是自由，但是大量的财富却是桎梏。”洛克菲勒深谙这个道理，这一生之中共捐了5亿5千万美元，他的捐助，不是为了虚荣，而是出自至诚；不是出于骄傲，而是出自谦卑。
他一生不做钱财的奴隶，喜爱滑冰、骑自行车与打高尔夫球。到了90岁，依旧身心健康，耳聪目明，日子过得很愉快。
洛克菲勒逝世于1937年，享年98岁。他死时，只剩下一张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因为那是第一号，其他的产业都在生前捐掉或分赠给继承者了。
这样一个心怀众生、慷慨大方的慈善型富豪，怎能让人不为他高尚的品德所感动呢？
没有人把社会责任强加给商人，但很多商人却主动承担了为社会服务的责任，从而不仅使自己的事业在经济领域长足发展，而且延伸到了社会领域，也真正实现了企业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