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1899～1983），原名张正权，后改名爱、季、季爱，字大千，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四川内江市人。童年饱尝苦水，1911年进乐至县城小学读书，3年学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1914年到四哥张文修教国文的重庆求精中学求学。1917年前往日本留学，考取了京都艺专，学习染织，其间爱上了美术课。1920年回国，立志振兴中国书画艺术，先后拜著名书家曾农髯和李瑞清为师，在两位严师的指导下，他从双勾和临写“永”字、临摹清初画家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开始，扎扎实实地从头学起。后来又结识了著名画家黄宾红，开始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生涯。1927年至1930年他先后两次登我国著名的风景区黄山写生。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其它名山大川。从此，他以清新俊逸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跻身中国名画家之列。“七·七”事变后，素以豪爽好客、喜欢社交著称的张大千，忽然在北京销声匿迹多日，为的是不被日本侵略军所利用。1941年至1943年，他先后两次赴敦煌，对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著名朝代的壁画代表作及雕塑精品进行了临摹，并在兰州、成都、上海、东京等国内外城市举办了临摹敦煌画展览，每次都引起轰动，对保护和传播敦煌民族艺术瑰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8年去海外，先后去印度、迁香港、移巴西、赴美国。1978年8月居台北市双溪“摩耶精舍”。1983年4月在台北病逝。
张大千毕生献身于艺术事业，为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被誉为“当今最负盛名的国画大师”。
绝不给日本人干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东郊外的芦沟桥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北京很快就落入了日本人手中。这时，张大千的家正住在景色秀丽的颐和园。有一次，在吃饭时，张大千对在座的客人说：“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比四川的土匪还要坏。”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日本宪兵队长耳朵里，日本人以“诬蔑皇军”的罪名，把张大千关押起来。一个月之后，宪兵队没有网罗到其它“罪证”，只得释放了他。
回到家里，张大千不甘心困居北京当亡国奴，苦心思索着逃离的计划。不几天，几个汉奸又登门求见。原来日本人想利用张大千的名声，请他出任伪职。张大千听说后一阵大笑，并针锋相对地说：“我张大千是中国人，绝不给日本人干事！我不想留下千古骂名。”那个汉奸见张大千态度如此坚决，只好灰溜溜地滚蛋了。最后，在北京任伪职的一位四川老乡“登门拜访”，用“关心”的口吻劝张大千归顺日本人。张大千深知这只日本狗的“良苦用心”，托故上海的一大批古画丢失，需立即去上海查明，谢绝了他的“好意”。
张大千拒绝出任伪职，又无心赏景作画，整天闷在家里，引起外界的种种猜测。有的说张大千被关押起来了，有的说张大千被日本人杀害了，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张大千在上海的一位学生，真以为恩师已不在人世，还郑重其事地举办了“张大千遗作展”。当时，上海的几家报纸同时报道了这一消息。张大千得知后，灵机一动，想出一条脱身之计。张大千以“关系到艺术声誉之大事”为借口，向日本占领军当局提出了去上海办画展的要求。日本人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
到了上海，张大千衣着如旧，仍然留着长长的胡须，以此来迷惑敌人，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辗转回到四川。沿途他亲眼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心中感慨万分。到重庆后，他与二哥张善子一起作画，献画义卖，支援抗日战争，并联合举办抗日爱国流动画展。其中《怒吼吧，中国！》、《中国怒吼了！》等作品，充分体现了兄弟二人的爱国热情。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重庆人民的抗日热情。透过画面，人们似乎听到前为抗日将士奋勇杀敌的呐喊声，看到中国大地上升起的胜利曙光。
保护敦煌瑰宝
1941年5月，一队骆驼顶着烈日，在我国西北部戈壁滩沙漠地带艰难地行走着，放眼望去，尽是无边的沙石，人迹罕见。旋风也不知怎么那么高，一股股的，打着旋在沙漠上奔跑。骑在骆驼背上的张大千，随着有节奏的驼铃声，遥忆起敦煌莫高窟的悠悠历史。
很久以前的一个傍晚，有位高僧西游到敦煌城东南的三危山下，正当他四处寻找住宿的地方时，突然三危山的三座山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好象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高僧看到此景，认为这是上苍所惕的佛教圣地。于是，他就雇人开凿石窟，雕刻佛像。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就这样诞生了。从北魏开始，历代画家、雕塑家在这里留下众多的雕像和壁画，成为集中显示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智慧艺术成就的艺术宝库。清代年间，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鄂登堡等外国人先后窜到敦煌偷抢文物，发了横财。这时，藏经洞的文物已所乘无几了。
张大千到达敦煌时，满眼断壁残垣，下层洞全部被动土掩没，一片凄凉景象。开始，在莫高窟里，白天由其子提着马灯爬上梯子照明，张大千爬上另一个梯子用铅笔纪录，把塑像、壁画和题记全部记录下来。3个月的时间，仅记了四五十个石窟。每天晚上，回到住处的张大千烛光下作画，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冬天，张大千冒着刺骨的寒风对石窟编号，手冻疼了在火盆上烤一烤再写，共编了300余窟。
1943年6月，张大千第二次来到莫高窟，大规模地临摹壁画。他和门生们常常是蓬头垢面，清晨入洞，薄暮出洞，再开夜工，历时两个春夏秋冬，在丝绢和布匹上临摹出300幅壁画，最大幅的达几十个平方米。《张大千临摹壁画展》先后在兰州、成都、上海、西安、东京等国内外城市展出时，展览大厅人头攒动，盛况空前，每次都引起轰动。张大千这一爱国举动，是对保护和传播民族艺术瑰宝的巨大贡献。
至死不忘锦乡河山
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寓居香港的张大千分外欣喜，出于对北京解放和对毛泽东的敬仰，他特意作了一幅《赠润之先生荷花图轴》，此画长132厘米，宽64. 7厘米，图中，近景画的是两片繁茂的荷叶卓然挺立，中景画的是一朵白莲掩映于荷影之中。画面清秀，荷秀迷人，寓意生机勃勃，万象一新。客观上，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后来，张大千托何香凝女士将此画带到了北平，转呈给了毛泽东主席。
张大千晚年，严重的糖尿病致使他的视力急剧下降。但他始终没有停止对艺术的追求。1968年，他在巴西的八德国，创作了巨幅画卷《长江万里图》，长1997厘米，宽53厘米，自滋县至崇明，急流险滩，千山万壑，万里江山，集于一卷，充分表现了万里长江的雄伟气势。1981年8月，在台北市双溪摩耶精舍，张大千又作了长36尺、宽6尺的巨幅的《庐山图》，画面上山峦叠障，气势磅礴，显示出这位伟大艺术家气吞山河的胸襟和饱满的爱国热情。
叶落归根，漂泊海外多年的张大千乡恋之情与日俱增。他说：“外国的山水，我看了不少，看来看去，还是中国的好！”他曾经数次写信和国内的亲友联系，流露出他回归祖国的想法。但是，十年“文化革命”打破他重返故乡的夙愿，张大千忧心如焚，望大陆而兴叹。他只有把饱满的爱国热情寄托于诗画之中，“看山还是故乡青”、“半壁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成为张大千至死不忘祖国锦秀山河的真实写照。
1983年4月2日，春雨从灰蒙蒙的天上，从浓浓的云层里落了下来。中国台湾台北市笼罩在极大的悲痛之中。当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因病逝世。痛失巨匠，两岸同悲。海内外报纸纷纷刊登消息、唁电和纪念文章，悼念这位国画大师。人们不仅赞扬他一生杰出的中国画成就，更敬重他作为伟大艺术家的一幕幕动人的爱国故事。
（张健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