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先生说，到现在我也没想起那架倒霉飞机降落在什么县，曾问过当地人，名字很生僻，没记住。“国军”覆没，国统区变成解放区，凡知道落在共产党手里没好下场的人纷纷外逃，却因消息不灵，弄不清外界情况，只好像没头的苍蝇似的乱碰乱撞。与当地逃难者相比，我们更糟，不光不晓形势，还对地理不熟，这就给我们带来更大困难。若阴天不见太阳，那就连东南西北都辨不清，只好随大流看人家往哪里走也往哪里走。有句话叫殊途同归，我们的情况是同途殊归，走着走着就发现跟错了，人家去的地方与我们根本不搭界。有一回抬眼望见长长的河堤，一问才知道错走向北到了黄河边上，急回头却已走了许多冤枉路。为避免这种错误，雷觉提出雇一个当地人做向导。大家觉得这办法好是好，可身上没有当地使用的“北海银行票”支付费用，这就行不通。雷觉伸手从身上摸出一枚袁大头，说这是硬通货，不怕人家不要。于是大家一起往身上摸，往行李包里摸，最后凑起一小把如银元、铜钱之类，这些在平常很不起眼的零碎钱币在后来的日子里帮我们应了急。
我们在就近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向导，是个三十岁出头脸上有块疤的壮汉，他说眼下正收庄稼不能把我们送出很远，顶多到县城，还说外面仗在打着他不想冒险，一听到枪声我就回。我们说行。当晚我们挤在他家的炕头上睡觉，迷迷糊糊中听见敲门声，那壮汉去开了门，随之拥进来一伙持枪民兵，其中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向我们询问情况，问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雷觉抢先回答，说是抗日人士，从国统区长春逃出来，要到济南参加革命工作。窄脸汉子疑惑地问：你们从长春到济南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呢？雷觉说了飞机情况，窄脸汉子的神情缓和下来，问济南解放了吗？原来他对外界的情况并不清楚。雷觉说解放了，不解放我们去那儿做什么，不成投敌了吗？窄脸汉子点点头，说：就是，可你们要记住，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找组织，找组织。壮汉房东有些马后炮地介绍说，奎叔是民主村长。窄脸村长说句找组织，找组织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毕带着他的人走了。我们觉得这个村长挺可爱的，还一起学他的口气说：找组织，要找组织，找组织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比较一下，还是雷觉学得更像。
天刚亮壮汉房东喊我们起来吃早饭，煮的鲜地瓜，吃过就出发了。这时我们已经知道他姓孙，是个光棍，我们当面叫他孙哥，背地里叫他疤哥，疤哥不单给我们当向导，还当脚夫，他推一辆小推车，载着我们的行李。天还阴着，可我们已不担心走错方向，因为有疤哥引路。疤哥说从他家到县城有一百多里路，慢了两天、快了一天到。我们知道这种计程是对他而言，我们可不行，我们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迈不开步，走不快，没多久就落在疤哥后头，疤哥就等着，等我们跟上了再走。就这么走走停停后来他急了，说这么个走法怕三天也到不了县城。我们安慰他，说按天算工钱，不叫他吃亏。他说不是工钱的事，是地里的庄稼，耽误将会受损失。我们以为他还要向我们讨庄稼损失费，却没有。
还真叫疤哥说对了，到县城我们整整走了三天。我们动员疤哥再送一程，可疤哥不应，说你们听见西面有枪声么？我们说听见了。疤哥说咱讲好听见枪声就不送，再说也到县城了。我们无话可说。就在疤哥向我们道别时建越突然向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孙哥你一个人，无牵无挂，干脆跟我们走得了。这突如其来的话不仅让疤哥惊讶无比，就是我们几个也没料到。疤哥瞪着眼问：跟你们走，不要家了？建越说家不就是幢破屋吗？疤哥说我还有一亩多地呢。建越说那也算不上什么，跟我们走出去，外面海阔天空。停停又说，我是看你忠厚老实才给你指这条路的。我在心里琢磨建越的奇思妙想，知道他并非为让疤哥继续当向导才给他出了这主意，他真是为疤哥着想，细想想这对疤哥来说也确是一种人生转机。当然我也想到疤哥不会这样做，在他的意识里是破家值万贯，丢弃不得。疤哥临走时告诫我们，要躲开枪声，不要再往西，转向南方，一直走就能到淄城，在那里能坐上火车。一想到不久能有火车坐，不再受劳顿之苦，我们顿时心花怒放，觉得疤哥真是为我们指了一条光明大道。只是后来听说淄城火车通济南不通青岛，我们的情绪又一落千丈，其实早应想到解放区的火车是开不到国统区的，只因为太渴望致使我们昏了头。
我们没有马上离开县城，主要是想找政府部门给开一张通行证。在解放区没有这个，可以说寸步难行。开始我们不懂这个规矩，头一天进村请村长安排住宿，村长开口就问：有路条吗？幸亏贾开脑瓜灵活，对村长说拿路条的人在后面没跟上来，村长说那就等他来再说。贾开说我们到村头去等他。都不知贾开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稀里糊涂跟他到了村外，这时贾开就动手制作路条，有纸有笔，关键是图章，这没难住贾开，他做地工时做过假证件，他从地里抠出一个地瓜，用小刀在上面刻了字，又用刀从手指上刺出点血当印泥，往纸上一盖，路条就成了，回去交给村长，村长没看出假，就安排我们住下。而贾开得寸进尺，第二天离开时对村长说原来的路条被雨淋湿，希望给开一张新的，村长也没多想，给开了，这样就弄假成真，我们有了一张真正的通行证，用起来理直气壮。但问题是只能用一回，到了下一个村还得让人重开，很麻烦的，我们正是怕麻烦才希望政府能给开一张在全区通行的路条，这样才能一劳永逸。
我们找到挂着油漆未干木牌的县政府大院，一个三十几岁留齐耳短发的女干部接待了我们，我们先向她讲明自身情况，然后提出开路条的要求。她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说去青岛，她的神情陡地改变，用看敌人似的眼神盯着我们，说青岛是国统区，我们说知道。她说那就是要去投奔国民党反动派了。我们说不存在投奔不投奔的问题，因为我们就是从国统区出来的。女干部冷笑一声，说我们共产党人心明眼亮，不会相信你们的鬼话。这时旁边一个男干部(可能是女干部的助手)不耐烦地朝我们嚷，说人民政府不会给你们通行证的，赶快走吧，不然把你们全抓起来。我们断了希望要走，却见女干部把手向上一抬，说给你们开。我们不知怎么回事，看着她，她也看着我们，问：你们听说过栖霞大地主牟二黑子和要饭的故事吗？我们摇摇头。她说一个要饭的到牟二黑子家要饭，管家往外赶，被牟二黑子看见，说给他口吃的，反正他要拉在我牟家地里。要饭的吃了牟家的饭，可心里有气，想我今个偏不拉到你家地里，就拼命往远处走，想拉也憋住，直到走出好几十里路，心想这里总不会是你牟家的地了，就拉了。拉完问了问过路人，这里的地是谁家的？人家告诉他是牟家的。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吗？是要你们明白解放区可比牟家庄园大多了，我们放你们走，你们也走不出解放区，走到哪儿，我们就会解放到哪儿，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难道你们还能跑到国外去不成？这是我头回接触共产党的女干部，所以印象极为深刻。
离开县城我们往南连续走了三天，走得很急，倒也不是为那个女干部所激，相反我们还有些感激她，毕竟她给了我们路条，让我们通行无阻。总之，除了脚上磨起泡，还算平安无事。这晚我们投宿到一个叫田庄的村子，问了问这里仍是解放区，所以一见到村长，我们便主动拿出路条。村长验过路条就把我们分头安排在农户家里住。我和安和住在一起，那是一个五口之家，我们进去时一家人正在油灯底下吃饭--煮地瓜。走了一天路我们很饿，问能不能卖些地瓜给我们？男人看了女人一眼，女人就揭开锅盖拾出一大盆。我和安和不管不顾地吃起来，吃过便倒在炕上什么也不知道了，不是地瓜里藏了蒙汗药，是我们太疲乏了，一觉睡到天大亮，集合在一起才知道事情严重，除了贾开和我，其他人的脚伤都感染了，走不了路。如果在平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上点药，包扎一下也就行了，可眼下毫无办法，只因仓促起程，压根也没想到旅程会出现这样的变故，随身连一点常用药都没带。无奈只得从老乡那里讨来些盐，用盐水消毒，然后包扎起来，这种处置在当时情状下已经很不错，可继续走路是不行了。我们决定在田庄住下，等脚伤见好，这当然要再向村长报告。大白天我们方看清村长的模样，很高，很瘦，很黑，烟袋不离嘴，听了我们的说法，从嘴缝里吐出一个“中”字，我们就在田庄住下了，“伤号”在老乡的炕头上养着，没伤的我和贾开就在村里村外转悠，以消磨时间。这一带离黄河不远，属河口冲积平原，由于河水不断泛滥，看在眼里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即使在秋季仍了无生气。贾开说这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幸亏我们降落在黄河以南，否则渡河很不容易。不知怎么回事，听着贾开说的这话，我却想起在路途中建越鼓励大家说的那句话，他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从这里走出去，到达目的地青岛，不许任何一个人掉队。他说的很对，我们不能掉队。大概是在田庄的第四天，那天傍晚我和贾开转到村子的背后，那里有一片小树林，是杨树，当地叫小叶杨，我正抬头往上看树冠时只听贾开小声说有人，我沿他的视线看见林子边上站着一个人，看不清脸面，只能看出个子不高，贾开说他在观察我们，要提防。我倒没像贾开那样充满戒心，只是好奇，说过去看看。贾开说他来了，果然他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慢慢看清楚是一个年纪在五十上下的半老头儿，穿的比一般庄稼人整洁，眼睛也比一般庄稼人有神。他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站下，讨好样地点头。贾开问你是什么人？这个半老头儿(后来我们就这么喊他)咧嘴笑笑，说就是这村的。贾开说不对吧，我怎么没见过你？我觉得贾开有些不讲理，才来几天你就能认出满村的人？我知道他是在虚张声势。半老头儿还是赔着笑脸说俺是本村的，俺见过你们。贾开说你在监视我们？半老头儿连连摇头，说没有没有。贾开说那你跟着我们干啥，打的什么鬼主意？半老头儿诚惶诚恐地说不敢不敢，我是想向你们打听打听事。贾开说这么说你是奸细，你是谁的奸细，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我向贾开示意不要再难为这个挺老实的人，问半老头儿要打听什么呢？半老头儿把目光转向我，说想问问你们要到哪里去？我说去青岛。他又问那里还是国统区吗？我没立刻回答，心想青岛是不是国统区与你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真像贾开说的是个奸细？见我不答，他可怜巴巴地说俺不是坏人。贾开问不是坏人干嘛向我们打听这个？他说俺想跟你们搭伴走。我和贾开互相看了一眼，他又说俺也要到国统区去，你们把我带上吧。我问你为什么要去国统区？他说马上就要土改了，我怕。贾开问你怕什么？他说怕被打死。我问你是财主？他点点头，说邻村已经有土改的了，打死了很多人。贾开说你跑便跑，干嘛要跟着我们？半老头儿叹了口气，说俺有数，自个儿逃是逃不出去的。我问为什么？他连连摇头，说逃不掉的，俺知道逃不掉的。贾开朝我使个眼色，转向半老头儿说我们不可能带你走，半老头儿带着哭腔说：求求你们救俺一命，俺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我说不是我们不救你，是救不了，你不晓得，我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说完我们丢下半老头儿朝村子奔去。
几日后雷觉的脚伤见好，就在家呆不住了，加入了我和贾开的“游逛”行列，雷觉毕竟是记者出身，他的逛就与我和贾开的意义不同，我们是消磨时间，他是开展社会调查。他带着我们走门串户，见人便问这问那，之后记在小本子上，我们问他今后是不是还想当记者，他说不是想不想的事，他只是想借机考察一下中国农村的社情民意，以期得出一个结论。我问什么结论，他说就是共产党的土改政策是否合乎中国国情，是否是挽救业已破产的中国农村经济之良药。对他的说法我们不以为然，觉得是他的一厢情愿，共产党已经在解放区全面实行土改，且坚定不移，无论雷觉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无法改变这种现状，纯属徒劳之举。
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跟着雷觉“调查”，渐渐对我们落脚的田庄有了一些了解，田庄是一个有三百几十口人的村子，在这一带，属中等村，叫田庄，田姓的人并不多，不晓得是因为田姓是坐地户，还是田姓人多是富裕户的缘故，除了田姓，还有郭、王、林等姓氏。田庄北靠黄河，地势平坦，黄河过几年便决一次口，河水携带的泥沙填平了沟沟壑壑，土地很是肥沃。平均起来，全村每人合五亩多地，说起来不算少，但这并不能说明当地的经济状态，能说明问题的是土地的集中程度。雷觉粗略做了一下计算，在田庄，占两成人口的富户拥有全村的七成土地，反过来说就是占八成人口的贫户仅占有三成的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较高，自家的地不够种，便租种富户的地，向富户交租。雷觉还专门调查了租金情况，长久以来似乎是一种约定俗成：租额大抵占土地收入的三成，相对而言倒不算苛刻。在调查中一部分农民表示满意，觉得还算合理，可以接受。也有一部分农民认为收多了，他们的期待是交一成，当然如果一成也不交那最好不过。
对于即将降临到田庄的土改，雷觉几乎见人便问他们的看法，被询问人对这种很是生疏的“民意调查”大都感到茫然，不知做何回答，毕竟雷觉经验丰富，三说两说就能将被询问人纳入自己的调查轨道。
